唐太宗留给李治制衡长孙无忌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纯臣归位，奸臣出场

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宰相团体，反复试探天子的底线，挑战皇帝的权威。有人高调找死，也有人在低调潜伏。

永徽四年（653年），一个在李治登基后就淡出政坛的重要人物，悄然回到人们的视线之中。

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排名第二位的人物，李勣。

李勣是谁？

李勣，原名徐世勣，字懋功。生在“家多僮仆，积栗数千钟”的富豪之家，其父徐盖和徐世勣都是“乐善好施，拯济贫乏，不问亲疏”之人。隋末动乱徐世勣入瓦岗投翟让，后瓦岗李密归唐，徐世勣据守原李密旧地，在魏徵的劝说下徐世勣同意归附。

徐世勣对长史郭孝恪说：“人众士宇，皆魏公有也，吾若献之，是利主之败为己功，吾所羞也。”（《新唐书·李勣传》）

他认为自己现在管辖的这些人民和土地都是李密的，如果以自己的名义献给唐朝，那是用李密的失败给自己谋取功劳，他深以为耻。于是徐世勣把他所管辖的郡县和户口等一一做了登记，让郭孝恪带去交给李密，由李密自己呈交给李渊。

李渊对这件事情的评价是：“徐世勣感德推功，实纯臣也。”（《旧唐书·李勣传》）李渊于是将皇姓赐给了徐世勣，此后徐世勣就成了李世勣，李治继位后为示孝道避父名讳，李世勣再次改名为李勣。

李勣归顺大唐之前所管辖的范围“东至于海，南至于江，西至汝州，北至魏郡”（《旧唐书·李勣传》）。如果当时李勣自立为王，割据一方也无不可，以自己所管之地换个宰相当当也是可行的。但他都没有这么做，他随李密归顺了唐朝。李密叛唐被杀，李勣又以君臣之礼为李密举行了隆重的出殡仪式，把他安葬在黎阳山南麓。唐高祖说他是纯臣，他也确实是位纯臣。

归唐之后，李勣跟随李世民平定四方，大败宋金刚、讨伐王世充、占领虎牢关、击擒窦建德、大败刘黑闼、打徐圆朗、攻辅公，灭东，突厥、平薛延陀、战高句丽，每一战都有李勣的身影。

太宗评价李勣：“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太宗还在一次宴会上对李勣说：“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李勣也是太宗皇帝安排给李治的托孤大臣。只是太宗对他做了特殊的安排，在自己病重的时候将李勣贬谪出长安。“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这就很奇怪，前面还说李勣不会辜负自己，后面又说如果李勣徘徊观望就杀李勣，还把李勣贬出了京城，以同中书门下三品为叠州都督。

之后我们看到李勣，居然连家也不回，飞也似的去赴任了。

这一幕让人感觉很奇怪，总觉得中间少了什么，又说不上来。所以我们再倒回去看一下太宗皇帝说的话，找一下重点。

太宗说：“可托孤者，无以逾公。”“汝于后用为仆射。”

关键词：托孤、仆射。

两次都是明令，确认了李勣的身份、名分、职位。太宗明确地告诉了所有人，李勣也是有托孤之命的顾命大臣，如果他被贬之后马上赴任，就任命他做仆射。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测，太宗在私下里给李勣和李治都有所交代，所以李勣接到命令，都不回家取件衣服、交代一下，就飞一样地走掉了。无非是为了完成“即行”这个动作。

李勣是太宗留给李治的杀手锏。把他贬出京城也是为了先把李勣保护起来。杀手锏李勣同志在李治继位后以退为进，保存力量，如果朝堂无事，他就退居二线，如果朝堂上发生危及皇帝的事件，李勣就将是拯救李治和唐朝的那棵救命稻草。

他是“威震殊俗，勋书册府”将军，如果他在有天子之命的情况下振臂一呼，军中必定群起响应。

房遗爱案，长孙无忌的做法已经危及皇帝李治，所以在房遗爱谋反案完结后的人事调动中，李勣被李治争取任命为司空。

李勣原来是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司空后就和太尉一起位列三公。三公指太尉、司徒、司空，正一品，是级别很高的荣誉头衔。吴王李恪之前就顶着这个头衔。前面长孙无忌刚把吴王恪赐死，现在李治马上就让李勣把这个空补上。不得不说，李治在可能有所作为的时候，必会精准出手。李治还是晋王时，李勣就是他的旧部，李治遥领并州都督时，李勣为都督府长史。“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旧唐书·李勣》）

在立李治为太子时，太宗应该权衡过几位备选皇子的政治资源。李治绝不仅仅是靠哭出来的仁孝就捡了个太子当。

李治命人重新绘制李勣的画像，亲自题写序赞：“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功臣，惟公而已，用旌旗厥美，永饰丹青！”（《李勣墓志铭》）

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勣同为定策功臣、托孤重臣，李治却说：“茂德功臣，惟公而已。”

李治在给李勣发信号：“老李醒醒，该干活了。”

永徽四年（653年），李勣以一个不怎么惹眼的方式悄然回到权力斗争的旋涡中心。

朝臣似乎铁板一块，李勣换了个近点的地方潜伏，可怜的皇帝和昭仪因为宸妃的方案遭到反对，在后宫抱头痛哭。哭过之后，还要继续战斗，为了最高权力而战。

所谓废王立武从来就不是女人之间为了后位的战争，这是一场天子和宰相群体围绕谁来掌握最高权柄的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没有战场上的流血漂橹，却更加波谲云诡，今天暗潮涌动，明日笑里藏刀。

朝廷中真的有一把“笑里藏刀”的利刃，一个长相俊美、未言先笑，让人看见就平添几分欢喜的人。李治做太子的时候，他是太子舍人，李治登基后他进入中书省做了中书舍人，负责具体起草诏书。这个人就是后来被列入奸臣传的李义府，白居易在《天可度》一中评价：“看不见李义府之辈笑欣欣，笑中有刀潜杀人。”成语“笑里藏刀”说的就是李义府。很多电视剧因为他的奸臣身份就给他塑造一个丑陋的外形，但人的忠奸善恶哪是能通过外貌造型来分辨的呢？

不知道什么缘由，李义府得罪了长孙无忌要被外放壁州做司马，命令已经从中书省到了门下省。三省六部制制度下，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在门下省形成最后决议后就会发到尚书省执行。

文件在“走流程”的过程中被李义府得知，他慌忙着找朋友商量，他的一个朋友同为中书舍人的王德俭给他出了一个主意：“皇帝现在想换皇后，但是宰相们都不同意，如果你现在给皇帝上书，支持武昭仪当皇后，皇帝就不会把你派出去了。”

王德俭，是卫尉卿许敬宗的外，因脖子上有一个大瘤，主意又多，所以外号“智囊”，这也是“智囊”一词的由来。

当天轮到王德俭值夜班，李义府立即和王德俭换了班，晚上值班时李义府写了上表，中心思想是说废王立武是人心所向，快立武昭仪为皇后吧！写完他就叩开宫门直接呈报给皇帝。李治当天晚上就召见了李义府，赐他珍珠一斗，就任原职。不久又给他升职为中书侍郎。

支持“废王立武”等于升官发财。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李治掌握权力的新路线诞生，用皇帝的权力拉拢一部分官员支持自己，绕开士家大族，启用寒门庶族，培植自己的力量。

这把刀，很好用。

他在朝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朝臣的声音再不都是反对废王立武了，皇帝的意愿终于有人支持。

这之后李义府、许敬宗、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人开始拉拢官员，你和大理寺聊一聊，他和御史大夫说一说，朝廷中拥护高宗的声音越来越多。

永徽六年（655年）夏天，天热得让人烦躁，朝廷局势不再像往日那样明了。

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不能坐看形势再发展下去。

一天，他们秘密开会研究对策，长安令裴行俭参加了这次主题为“如何阻止‘废王立武’事件发生”的会议，并发表了如果武则天做了皇后，天下将永无宁日的重要意见。他说：“国家之祸必由此始。”（《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暗中有双眼一直盯着他们，大理寺丞袁公瑜把这些话全听了去，袁公瑜随后将听到的事情告诉了武则天的母亲杨氏，杨氏又告诉了武则天，武则天又汇报给了唐高宗。几天后，裴行俭就被贬为西州（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东）都督府长史，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初一，高宗把许敬宗擢升为礼部尚书。许敬宗曾是瓦岗旧臣，因文才被召入秦王府，成为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是个在宦海中几经沉浮的老臣。

秋高气爽的秋天和山雨欲来的朝局同时到来。君臣决战武氏上位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的一天散朝后，唐高宗把司徒长孙无忌、司空李勣、左仆射于志宁、右仆射褚遂良四人留下，开会。

会议的主题不言而喻，一定是讨论废王立武，在进入内殿前的短暂时间内，几个人忙着商量如何应对。

褚遂良说：“看来皇帝立武氏为后，决心已定，谁反对都必死无疑。长孙无忌是皇帝元舅，李勣是开国功臣，我们不能让皇帝和自己舅舅起冲突，也不能让皇帝留下杀功臣的骂名。咱们几个人只有我对国家功劳不大，又是托孤大臣，一会儿由我去说，也算不负先皇的嘱托。如果我不能阻止此事，死后无颜面对先帝。”

这次皇帝通知得太突然，长孙无忌、褚遂良他们来不及商量，而且这四个人里李勣不是长孙无忌这边的人，当着他的面没法商量，另外三个属于他们一边的宰相韩瑗、来济、崔敦礼都不在应召之列，平时有些不好说的话，都可以由这三个人说，现在这三个人不参会，就必须得在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中选一个出来作为主要发言人。最重要的是他们担心李勣发声支持皇帝，那就不好办了。

李勣一听就明白了，这是不让我说话呀！李勣立刻就病了，病到无法参加会议，要请假休息。

进入内殿的时候，就剩下三位宰相对决高宗。

李治召集的会议，所以要由他先说明这次开会要研究什么问题。李治说得也很直白，他直接问长孙无忌：“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我要立武氏为皇后。何如？”

长孙无忌把话筒递给了褚遂良，说褚遂良比较了解这个事情。

褚遂良义正词严地回答皇帝：“皇后名家，先帝为陛下所娶。先帝临崩，执陛下手谓臣曰：‘朕佳儿佳妇，今以付卿。’此陛下所闻，言犹在耳。皇后未闻有过，岂可轻废！臣不敢曲从陛下，上违先帝之命！”（《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皇帝说皇后无子，为什么褚遂良却说皇后未闻有过。无子不是过错吗？《大戴礼记·本命》中有关于七出的解释：“妇有七去：不顺父母去，无子去，淫去，妒去，有恶疾去，多言去，窃盗去。不顺父母去，为其逆德也；无子，为其绝世也；淫，为其乱族也；妒，为其乱家也；有恶疾，为其不可与共粢盛也；口多言，为其离亲也；盗窃，为其反义也。”

唐代律法把七出列入法律条文，唐律对因不符合七出，同时也不符合夫妇双方因义绝、和离、违律成婚等法定其他准予离婚条件的离婚之人要进行处罚。

除此之外，古代还有三不去的要求：有所娶无所归、与更三年丧、前贫贱后富贵。妻子父母不在世无家可归的不能休妻；与丈夫一起为父亲或母亲守孝三年的不能被休妻；丈夫娶妻的时候贫贱，后来富贵了不能休妻。

关于七出无子这条，也是有附加条件的，女子过了五十岁还没有生育才算无子。

王皇后确实没能诞育子嗣，但她才二十几岁，而且作为媳妇为太宗守过孝。所以褚遂良才说“未闻有过”。

李治对褚遂良的话一时无法反驳。

厌胜案都没被提及，最大的原因应该是证据不足。

皇帝没有什么新理由可以驳斥他们。他们的理由又都无可辩驳，皇后系出名门，是先皇给您选的媳妇，皇后没有过错。

这天的会议没有再继续下去。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回家睡了个好觉。他们没想到，第二天散朝皇帝又召集他们开会，主题不变。

褚遂良昨天发挥得很好，今天继续由他当发言人：“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经事先帝，众所具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愿留三思！臣今忤陛下，罪当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褚遂良这个发言应该是经过考虑的，昨天列举的是为什么不能废王皇后的论据，今天说的是为什么不能立武氏的理由：武氏不是世家大族，武氏曾是太宗后宫。然后得出结论：不能“废王立武”。论证结束！

《新唐书·褚遂良传》记载听到褚遂良说的话，高宗“羞默”。又羞愧又沉默。如果事情就此打住，那就应该和昨天一样，皇帝带着他的不高兴回到后宫去，三个宰相高高兴兴回家睡觉。一切如常，只要保持住现状，长孙无忌他们就是胜利的一方。

褚遂良可能说得太激动了，感觉这个氛围还需要再推进一下，他把笏板放在台阶上说：“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然后解下头巾，磕头不止，磕得满头鲜血。长孙无忌、于志宁都傻眼了，心道，糊涂哇。褚遂良冲杀得太勇猛，杀过头了。

高宗大怒，但还是压着怒火命左右把褚遂良拉出去。

这样的节外生枝正是高宗所需要的。长孙无忌在电光火石之间正在想该怎么保住褚遂良的职位，如果皇帝答应褚遂良乞归田里那就不好办了，该怎么把话题引回来。

“何不扑杀此獠？”（獠是对南方少数民族的蔑称。褚遂良是杭州钱塘人）为什么不杀了他？

一声突兀又狠戾的质问，打断了所有人的思绪，殿内瞬间鸦雀无声，错愕写在了每个人脸上。

大家恍惚觉得，我听到了什么？谁在说话?我幻听了吗?

随着这句质问，武昭仪从帘后窜了出来。

内殿之中，只能听到几个人的呼吸之声。

长孙无忌最先稳住心神，现在，先保褚遂良的命要紧。

长孙无忌说：“遂良受先朝顾命，有罪不可加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褚遂良是先帝给您留下的托孤大臣，即使有罪，也不能动刑啊！

于志宁汗流浃背，不敢说话。

所谓穷寇莫追。本来稳操胜券的长孙无忌一方反而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如果唐朝皇宫的内殿有LED屏幕，那上面会依次显示如下内容。

开始是关于要不要“废王立武”的重要会议。

然后是关于要不要让褚遂良“乞归田里”的重要会议。

现在是关于要不要杀掉褚遂良的重要会议。

跑题了！会议的主题从换不换皇后，变成了要不要接受褚遂良辞职，而武昭仪的“一声吼”把主题变成了要不要杀褚遂良。

主动权现在到了高宗手中。

这次交锋后，中书省中书令来济，门下省侍中韩瑗，共同进谏反对换皇后，高宗命人把二人拉了出去。

之后两人而不舍，今天写一篇论文，明天写一篇论文，引经据典，诗曰子云地反复论证皇后不能换。高宗都不予理睬。

当朝七位宰相，长孙无忌、褚遂良、来济、韩瑗坚定地站在反武阵营中。但是褚遂良已经废掉了。左仆射于志宁缄口不言，中书令崔敦礼明哲保身。还有一位，是请了病假的李勣。

李勣的病该好了，所以李勣的病果然好了，他人宫觐见。

高宗问李勣：“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遂良既顾命大臣，事当且已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王皇后没孩子，我想立武昭仪为皇后。但是褚遂良拼命反对，他是顾命大臣，这要怎么处理呢？

李勣说:“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这是皇帝的家事，您自己做主就好了，为什么要问外人呢！

《资治通鉴》说：上意遂决。

为什么有了李勣的支持，高宗就能放心决断了呢？李勣在中央机关是仅次于长孙无忌的二号人物，李勣是托孤大臣，又是国家元勋。而且李勣在军队中的威望是长孙无忌所不能比的。一直不表态的李勣后发制人，他的门生、故吏、外甥、子侄、军中旧部必然响应。高宗的心稳了。

许敬宗在朝中四处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一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李勣的一锤定音和许敬宗看似粗俗的言语，核心都是皇帝话语权的问题。贞观十七年（643年）四月，李承乾谋反，太宗在朝堂上问大臣们要怎么处理李承乾，时任通事舍人的来济说的是：“陛下不失为慈父，太子得尽天年，则善矣。”太宗保了儿子一命。

永徽四年（653年）二月，房遗爱谋反案时，李治流着眼泪忌求大臣：“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丐其死，可乎？”时任兵部尚书的崔敦礼直接拒绝了李治，他说：“不可。”

许敬宗在向满朝文武陈述一个事实：皇帝还不如一个种田的老农民。武则天命人把许敬宗的话广泛传播。舆论完全倒向皇帝和武昭仪一方。现在大家只关心皇帝有没有实权，没人关心武昭仪以前是谁的媳妇，也没人关心王皇后有没有过错。

永徽六年（655年）九月，皇帝下令贬褚遂良为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都督（军政长官），褚遂良带着深深的懊悔踏着初秋的落叶走出了长安。永徽六年（655年）十月十三日，唐高宗李治颁布废黜王皇后和萧淑妃的诏书：王皇后、萧淑妃谋行鸠毒，废为庶人，母及兄弟，并除名，流岭南。（《资治通鉴》卷二百）

十月十九日，文武百官联名上疏，请求立武昭仪为皇后。

同日，高宗李治颁布立武昭仪为皇后的诏书。立武昭仪为皇后

诏：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壶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每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全唐书》

诏书对立武氏的合法性进行了解释，贞观末期，太宗感怀太子的孝心，把武才人赐给了太子。虽是欲盖弥彰的谎言，但是又有谁会在意呢？有空想这个事，不如想想自己有几个脑袋，脑袋有没有褚遂良硬。褚遂良是顾命大臣还可以保住一条命，自己可不是顾命大臣。

《立武昭仪为皇后诏》的发布不仅是高宗对权臣之战的胜利，也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节点。

陈寅恪先生曾说：“此诏之发布在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以关陇集团外之山东寒族，一旦攫取政权，久居洛阳，转移全国重心于山东，重进士词科之选举，拔取人材，遂破坏南北朝之贵族阶级，运输东南之财赋，以充实国防之力量诸端，皆吾国社会经济史上重大之措施，而开启后数百年以至千年后之世局者也。”（《记唐代之李武韦杨婚姻集团》）

立后诏书颁布后，高宗大赦天下。

十一月初一，太极宫隆重举行新皇后的册封大典。司空李勣受皇帝命令将皇后玺绶颁发给武氏。

同一天，武皇后在肃义门接受百官朝见。

皇帝和新皇后用这样的方式宣示对唐帝国的绝对领导权。

这一年，是高宗李治登基的第七年。这一年，距离武则天第一次入宫已过去十八年。这一年，李治二十八岁，武则天三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