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负担之表象种种

本文转自：长江日报

□ 张兴亮

基层减负年年喊，到底有没有减到位，有没有真正让基层松绑呢？不少基层干部疲于应付上面的“千根线”，不能腾出更多的精力去服务群众，这种现象并不少见。笔者在工作中就见过不少。

■ “数字赋能”成“数字负能”

“手机里面有18个App，都是上级部门要求安装的，有的还要求每天登录，刷日活跃度”“有的需要点击相关内容，拼点击量；有的还需要现场打卡、拍照上传…我们社区一共才5个人，分身乏术”“为了完成App安装任务，每天发朋友圈宣传，说服来社区办事的群众安装，说服亲戚朋友安装，甚至在大街上拉人安装，达不到要求的安装人数还要被镇上通报”“App安装完成后，很多用户会直接卸载或者闲置不用，这项工作起到的意义和作用不大”——有街道社区干部诉起苦来就打开了话匣子。

App赋能基层本来是件好事情，结果基层干部不仅没有因智能化、智慧化的工具减负，反而因此苦不堪言。近年来，不少部门争相“创新”，各层级、各部门不遗余力开发各式各样的程序系统App，都在探索通过数字化、智能化的手段来显示工作成绩。很多App因开发不成熟、操作繁琐、应用整合不够、便民利民不突出，导致群众接受度不高，使用量下载量达不到预期，大量数字平台“僵尸化”“空壳化”。这种重程序开发、轻管理维护，偏离了初衷、脱离了实际！不仅没有因数字化、智慧化为基层赋能，反而严重加重了基层的负担。

■ “痕迹管理”成“工作佐证”

“十年前，我们一个村一年的资料四五个文件盒就能装，现在不行了，几个文件柜都塞得满满当当，每一项工作都需要‘留痕’，领导调研要看，巡查检查要看，没有这些‘痕迹’作为工作佐证，就是工作不实，就要层层通报，单做资料就需要村“两委”专门安排一名同志，然而几年后这堆资料最终的命运也就只有‘废旧处理’。”一位村支部书记说。很多地方“实体建设”不够资料来凑，通过做资料、留影像等方式，让上级领导来了有得看，上面检查拿得出，追究责任“撇”得开。这种“留痕”不仅打击了基层工作积极性，也习惯于对工作抱以应付了事的心态，其实基层干部不怕干工作，怕的是干毫无意义的工作，像一些明显是走过场、自欺欺人的工作，只能是欺了自己、苦了基层、寒了群众。

“当初各部门在社区阵地争相挂牌，显示工作的重要性，挂了牌社区就得干相应的工作。近两年，整治形式主义，一一清理不符合的牌子。挂牌一窝蜂，拆牌一刀切，牌子挂下去，拆下来，工作该堆在那还堆在那。”一名社区书记说。“挂牌”是形式主义，“拆牌”也是变相的形式主义，社区拆了牌子，工作可一样没变化。

■ “精文简会”成“新瓶老酒”

据了解，某市民政部门要求凡是工作推进类会议，区县不仅要准备汇报材料，还要准备PPT汇报，若有单项工作汇报则需要另外准备PPT。召开会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工作更好推动，最后却变成了PPT“酷炫”的“内卷”，实际对工作推动促进作用不大。

“基本每天都有会，上午开完下午开，领取各条线下达的任务，现在都被村上干部们戏称为‘会贩子’‘开会书记’。”一位村支部书记说。整治“会海”，只是数据上的改善，开会时长和工作要求“只增不减”。一是套会多，有明确要求要控制会议数量，就大会套小会，把不相干的会议硬绑到一起套着开，被称为“套娃会”；二是陪会频，有的领导喜欢随意“扩面”，觉得参会人越多越有排面，于是一些不相干的干部也被要求参会，本领域的会开完了还得陪着其他部门开会，业务工作闲置一边；三是重复开，有的同样内容的会议特别是视频会议，参会人员已经一竿子插到底了，却是上面开了下面接着开不然就被上级认为是传达落实不够、重视程度不够，导致基层干部重复赶场，以致台上照本宣科，台下哈欠连天。

“有文号的文件少了，没文号的来文多了，有时为达到精文简报的要求，压缩了有文号的来文，却以电话通知、口头指示、‘便签’等无文号的形式部署任务，基层实际收文总量不降反增。”一位乡镇党政办公室人员介绍。以发文代替工作、以发文件甩责任的现象不少，热衷于与基层签订“责任状”，出了问题后把责任一推了之的也不少，基层所承受的就越来越重。

这些基层减负越做越“负”，是因为减负的工作本身没有求深、求实、求效。要能找到症结，要能沉疴猛药，多措并举，基层干部才有可能轻装上阵，基层减负也才能“求深做实”。

（作者单位为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