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的医疗与政治：宫廷医官的生存状态

医生不管在任何一个年代都是不可或缺的群体，毕竟每个人都会出现疾病，或是生老病死。而医生作为救死扶伤的医者，也一直备受世人的推崇。不过在古代的时候，医生的社会地位却并不高，根本无法和儒学或功名显赫的科举人才相提并论。而对古代医者来说，最大的荣誉就是能够侍奉皇室和服务宫廷了。那么在明代中后期，宫廷医官的生存状态是怎样的呢？

明朝时期，宫廷医官隶属于太医院管辖，一般情况下，有1名院使、2名院判、1名吏目和10名御医。他们的主要职责是保障皇帝等皇室成员的身体健康。而对于医官的选择，最看重的自然是医术是否高超。所以，御医的数量很少，要求也极为严格，“天顺初，征天下名医近百人萃京师，拔其尤者止七人”。这还只是普通的御医，而要想从御医升至院判等官职，其要求则更加严格。很多御医一辈子都难以有升迁的机会，所以，荣升太医院医官对于普通御医来说是遥不可及的。

一般来说，宫廷医官是不直接参与国家大政的，但他们依然难免会受到政局形势和政策的影响。在明宪宗即位以后，曾提出传奉圣旨升为官员的政策，这让很多医生都有了步入仕途的机会。因而在成化年间，御医的数量不断增加，医官设置也超过了原定数额，甚至还出现多人任一职的情况。不仅如此，医官升职的时间也变快很多，在此之前，御医要升迁起码要将近10年的时间，但在成化年间，很多御医任职一两年就有机会升迁了。

这一切都得益于皇帝的恩赐，明朝中后期，太医院的医官开始以最高职衔来带俸管事了。太医院里的院使是正五品官阶，在明代前期时，院使最高能升至四品并带俸，带的是太常、太仆少卿等职衔。这些职衔并不算很重要，所以哪怕是医术高超、屡立大功的医官也很难有机会继续升迁。直到成化十一年后，才出现了太医院医官挂职通政官带俸的现象。

明代设置了通政使司，通政使在朝廷中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而以“杂流”挂通政官的职衔并不多见，只有受宠的医官才有机会。整个成化年间，得此殊荣的人也不超过十个。除此之外，还有医官挂职礼部，比如在成化二十二年时，“太监覃昌传奉圣旨，通政使蒋宗武升礼部左侍郎”。

传奉官员由于违反了官员选拔制度而一度遭到朝臣的反对，因而在明孝宗刚刚即位时，便下令革去医官的四品及以上职衔，同时也降黜了传奉官员，并把多余的医官通通降为了御医。到了弘治元年时，吏部上奏杜绝传奉官一职，并且明令以后所有的文武大小官职有缺的话，必须从吏部中铨选推举。但这个政策最终也没能得到有效的实行，那些被革职的医官很快又官复原职了。由此可见，在成化和弘治时期，很多医官都通过传奉的方式获得了升迁，这令医官升迁变得多样化，也让平民多了一条踏入仕途的路径。

直到明武宗时期，皇帝直接任命官员的现象才逐渐减弱，但医官依然可以通过“传奉”升迁。所以，自明初设置了太医院以来，大部分医官并不是正常铨选，而是奉旨升用的。医官只要凭借自己的医术和治疗效果，得到皇帝的赏识，就可以得到提拔升迁。而明中后期和明初时不同的地方，则在于医官已经超额任用。

在弘治十二年时，科道官将传奉升迁的官员通通革职查办，但掌太医院事右通政施钦却不同意，因为他认为太医院那些奉旨升迁的医官大多都是因为用药有效才被升官的，这和其他奉旨升迁的官员不同。可是吏部又以医官冒滥为理由，坚持要裁撤冗员。明孝宗最终下旨不必查办，所以，医官并没有在此事件中受到损失。明武宗即位以后，也仍然保留了多余的医官。在正德十一年时，太医院有4个通政、3个院使、12个医判、25个吏目，曾有官员建议裁撤多余的医官，但明武宗没有同意。

到了嘉靖年间，虽然皇帝不再大规模传奉医官，却仍有医官受恩提拔，比如名医许绅，他在嘉靖五年时升为医判，四年后升为医使，又过了两年便升为通政司右通政，掌管太医院事务。后来，明世宗忽然遭遇宫变，许绅因用药有效，被晋升为太子太保和礼部尚书。可见，当时虽然不再出现传奉官，却仍有医官凭借医治皇帝疾病有功而得到高升。

从明代中期以后，宫廷医官就拥有了宽松的政治环境，让他们的仕途走得比明代前期更加顺利，不管是数量还是品阶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普通御医有更多机会晋升医官，而医官则更容易得到高升了。这种现象一直受到了文官的抗议，他们会利用皇帝初政的时机，趁机革除多余的医官，然后又利用舆论手段来弹劾传奉医官，企图维护明初定制，避免冗官冗费。当然，不只是弹劾那么简单，还要制定一套更加详细明确的管理制度，这样才能成功遏止医官群体的无限扩充。所以后来，从医官的选任到考察、提升等各方面管理制度都变得更加规范了。

首先，对医官候选人要进行严格的筛选和甄别。礼部会以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合格的医生进入太医院任职，并得到皇帝的认可。接着加强对各府县医学官生的培养。在弘治十六年时，礼部奏准提学官按时对各府县医学官生进行考校，如果刚好太医院有缺职，就可以从合格医生中选择优秀生保送入院。

其次，严格考核在职医官。为了确保官得其人，在弘治元年时，吏部制定了对五品以下医官的考察制度：“太医院官选差明习医道御史、给事中各一员会同院使、院判考察品第高下，并具明脉理、用药有效著名者以闻”。该考察制度后来取得了一定效果。而且根据考察结果，明政府对医官的处罚也逐渐规范起来，轻者降职，罪重者则发配边疆，或直接处死。比如皇帝病故的话，太医院官就要承担主要责任。

宫廷医官的生存状态除了取决于皇帝的态度和制度规定外，还和文官群体的态度有着紧密的联系。明代文官大多都是科举出身，其中最多的就是进士，还有钦天监、太医院等都是属于文官，但被认为是“杂流”。名医刘溥曾经致力于儒学，一心写诗，在景泰年间，他受御史陈镒举荐到朝廷，却并没有得到任用，无奈之下，只好重新学习医术。大学士邱浚曾经惋惜他空用一身的才学却只能以末艺成为太医院吏目，实在是觉得可惜。这里的末艺就是指医学，这是士大夫对医学的称呼，他们认为学医并不是正途，太医院的医官人数和品阶都次于其他官员，而那些因为受到皇帝赏识而得到提拔的宫廷医官也会被吏部官员严厉斥责。

明代官员晋升一般都有固定的制度，但太医院因其特殊的工作性质，一般不受制度约束，这自然就引起其他文官的反对了。其中反对最激烈的人有吏部尚书王恕。在弘治三年时，太医院御医蒋让请求恢复官职，却遭到了吏部尚书王恕的极力反对，他认为成化时期的传奉官员之举，已经大坏名器，对国家极为不利。而已经被革去官职的蒋让“盖欲变已成之法，以遂一己之私，甚不可也”。王恕最后建议明孝宗惩一儆百，将蒋让送去法司定罪。

科道等言官有舆论的主导权，他们为了维护选官的正常程序，往往会排斥传奉官员。在明孝宗即位以后，礼科给事中韩重曾上奏弹劾各医官，认为他们是庸医左道。这些文官一般固守定制，所谓“黜冗滥，慎名器”。就连万历时期的沈德符也认为太医院的医官“滥名器”，至于那些本身就品行不端的医官更是成为了众臣弹劾的对象。其中最遭人诟病的是医官刘文泰，他曾诬告王恕，勾结太监，又用药不当，被所有人斥为庸医。

明代医学虽然没有被社会名流追捧，却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好的医生不仅要医术高超，还要有慈悲恻隐之心。所以，自古以来，医术高明的医者一般都深受世人的尊敬，就连明代的一些士大夫也肯定了良医的社会地位，对他们多有推崇。所以，医生这个职业在社会舆论中还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可谓是术业可敬，医道可从。而太医院的医官是所有医者之首，自然也比民间医生更加得志。

不仅如此，士大夫认为儒学是正统，如果医生能够兼通儒学的话，就会被认为是医学之最，极受推崇。这些医者又称为儒医，儒医比一般的医生要具有更好的家庭背景，他们或出自世儒之家，或是自小便学习儒学，后来又改儒从医。士大夫对于那些弃儒从医的儒生都能理解，而且也乐意和他们结交。

明代儒生人数多，但真正考中进士的人却很少，那些落榜学子便会选择医生这个职业，“不为儒，则为医”。那些儒医既可以靠出诊来谋生，又能继续穿儒巾，实在是条不错的出路。而被选入太医院的儒医则有更多机会和名流交流，借此提高自己的声望。

总之，明代医学的地位虽然不高，却是那些落榜学子的另一条好出路，若是一旦进入太医院，成为宫廷医官，还能依靠皇帝的信任和宠遇而成为“传奉医官”，获得升迁。若是成为儒医则更能受到世人的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