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贻琦的西南联大往事

本文转自：北京日报

徐泓

《韩家往事》徐泓 著 商务印书馆

与西南联大问世几乎同一时间，1938年夏天，韩咏华（编者注：梅贻琦之妻）带着五个孩子，作别南柳巷韩宅，和清华几家教授结伴一路南下。梅家来昆明后，先住在东寺街花椒巷6号，后常住西仓坡5号，这是清华大学昆明办事处。按照韩咏华的描述：“正面小楼上是月涵（梅贻琦）的书房和卧室。楼下即是联大办公处。我住在西面小楼上，楼下是会客室。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住在南面的楼上。”

梅祖芬（梅贻琦之女）清楚记得楼下大厅是清华的办事处，她说：“学校开会就在大厅里。”她对潘光旦教授也住在这个院子里同样记忆清晰，因为她和潘光旦的女儿就合住在办事处左边的一个房间。韩咏华对在西南联大这段生活描述得很详尽：

“月涵一到昆明，就把校长专用的小汽车交给学校公用了。他外出开会、办事，近则步行，远则搭蒋校长或别人的车，无车可乘也从不埋怨。他经常和孩子们一起安步当车，走一段不近的路。在昆明的几年中，除了办校外，突出的事情就是跑警报，几乎天天要跑……月涵在走开之前，总是先把文件收拾妥当，放好锁好才走。”

在跑警报中，梅贻琦临危不惧、先人后己的君子风范给女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一次在紧急警报后，来不及走避的同学，便集中在南院防空洞前，看见梅校长到来，当然请校长先行，而敌机已来，空中机枪扫射，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下，校长仍坚持我们一个个先进去，自己殿后。长者风范，真令人钦仰。”

韩咏华在文章中还提到了搭蒋校长的车，这位“蒋校长”指的就是北大校长蒋梦麟。尽管是三校联合，但清华在西南联大中占据主体地位。在西南联大成立之初，无论是学生人数还是教师人数，清华都占了半数之多。而在西南联大办学的八年多中，虽然名义上是三位校常务委员集体领导，但实际上，联大的日常校务和重大决策都是由梅贻琦主导的。

看来，蒋校长应该不常来昆明，他的车自然很难搭上。因此，梅贻琦在多篇日记中记下了他和子女安步当车的快乐。

1941年至1943年，是西南联大师生最为艰难的时期。当时昆明物价为抗战初期的404倍，而联大教职员薪金只有原薪金的10.6倍。梅贻琦在日记中也曾描述过一家人为避空袭租住了西郊龙院村的李家院子：“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如此清苦的日子一直延续到抗战末期。

西南联大的学生读书、生活的条件也很艰苦。1941年，著名的经济学家刘国光当时还是一个十八岁的学生，他考进西南联大时，学校已在文林街口外建起新的校舍，他说：“西南联大办学条件很简陋，先是借用中学校舍和会馆作教室，待到我上学时，联大已在文林街的昆华北院和北门外建起了简易校舍，其简易程度超乎现代人的想象：茅草房、煤油灯、几十人的大通铺。读书生活很清苦，经常吃不饱，很长一段时间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上喝稀的，晚上吃干的，米粒中夹杂着小石子，成了‘八宝饭’。”

就在西南联大教师生活水平降到冰点的1942年至1943年，据《西南联合大学与清华大学（1937—1946）》统计，校中同人不但更动较少，且教职员工有增无减，成为西南联大史上教授最多的时候。在一百七十九名教授、副教授中，有一百五十多名年富力强、朝气蓬勃的曾留学欧美的海归学者。全盛时期的西南联大共开出一千六百多门课程。1931年12月，梅贻琦在接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的这段时间里实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作者为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