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署“庐陵”的文人士大夫

本文转自：井冈山报

欧阳修手迹中自署“庐陵欧阳修”中国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如果功成名就了，人们往往在他的姓氏之后加上籍贯，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尊称，如称孟浩然为“孟襄阳”、张居正为“张江陵”、汤显祖为“汤临川”。而功成名就者自己，往往在题词、作文、落款时，在姓名之前自署家乡名，彰显自己的文化修养“其来有自”，源远流长。

吉安古称“庐陵”，历史悠久。秦汉时设庐陵县，汉末设庐陵郡，隋始改庐陵郡为吉州。为此，古代吉安的文人士大夫，多在自己的姓名之前自署“庐陵”。

五代以前，或许由于文献、文物的缺失，只见外地官员到庐陵宦游的记载，几乎不见庐陵本地人的事迹。到了五代，由于永新人龙衮撰写了《江南野史》，一批在官宦、指挥、诗歌、曲艺等方面有成就的庐陵人被记载下来，标志着庐陵人开始走向中央舞台。但这期间，有多少庐陵文人自署过“庐陵”，不得而知。即便自署过“庐陵”，除了人口众多（“户余二万”）、经济发达（“散粒荆扬”），“庐陵”在全国的声名尚还式微。

有学者认为，最早自署“庐陵”的人，应当是永新人、北宋宰相刘沆，他是吉州最早的科举前三名，也是吉州最早的正宰相级。可惜没有查到文献依据。

接下来自署“庐陵”的人，可能是彭思永。虽然历史上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但毕竟他担任过监察御史这类的高官，而且是正宗庐陵县延福乡山口村人，自署“庐陵”名正言顺。

真正让“庐陵”扬名天下的，是欧阳修——“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脍炙人口！欧阳修生于绵州，长于随州，老于颍州，葬于新郑，为何自署“庐陵”？因为他籍贯在吉州，一门家族出过五六个进士、七八个官宦，根在那儿。

除了《醉翁亭记》，欧阳修题书落款自署“庐陵欧阳修”据不完全统计有50处之多。而最早题款“庐陵欧阳修”，是在景祐三年（1036年）的《送王圣纪赴扶风主簿序》，时年30岁。这一年，欧阳修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坎坷——因为替范仲淹争辩了几句，惹恼了宰相，被贬到湖北夷陵县当知县。

欧阳修自署“庐陵”，让全国人民再次瞩目庐陵，也让庐陵终于走进中华文化舞台的中心，从此天下无人不知庐陵，以至于南宋丞相江万里有“此州（吉州）天下称欧乡”之叹。

北宋安福才子刘弇自号过“庐陵”：

刘伟明（名弇），少以才学自负，擢高第，中词科，意气自得，下视同辈。绍圣初，因游一禅刹，时东坡谪岭南，道庐陵，亦来游，因相遇。互问爵里姓氏，伟明遽对：“庐陵刘弇。”盖伟明初不知其为东坡，自谓名不下人，欲以折服之也。乃复问东坡所从来，公徐应曰：“罪人苏轼。”伟明始大惊，逡巡，致敬曰：“不意乃见所畏！”东坡亦嘉其才气，相与剧谈而去。（载于《苏轼年谱》，转引自吉水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

虽然刘弇受了这么一惊，再也没自号过“庐陵”，但才子毕竟是才子，周必大称赞他是庐陵继欧阳修之后又一个“文宗”级的人物，也算为弘扬“庐陵”声名作过积极贡献。

北宋时期，吉水人杨存进京赶考，路上在一家旅店过夜，躺下来发现席子下一个硬邦邦的包袱，原来是一笔巨款。他不动声色地询问旅店老板，得知是一个商人前一夜曾经住过。杨存带走了巨款，在旅舍墙壁上留下字迹：“庐陵杨存，在京城某旅店恭候。”若干天后，商人找到了杨存，连连道谢。杨存拾金不昧，为醇厚的庐陵民风做了宣传。

据了解，杨存是杨万里的堂祖。杨万里也是自署“庐陵”很多的人。《宋史·杨万里传》：“杨万里，字廷秀，吉州吉水人。”他本人一再自署“庐陵杨万里”“诚斋野客庐陵杨万里”。

南宋时期，泰和著名词人刘过，不仅被人与刘仙伦合称“庐陵二布衣”，还自署“庐陵处士”。刘过诗词豪放，颇似辛弃疾。他的妻子是苏州昆山人，故刘过死后葬于昆山，其墓今尚存，墓碑上大书“宋庐陵处士龙洲刘先生之墓”。

胡铨，庐陵芗城（今青原区值夏）人，被后人誉为庐陵“五忠一节”之一，曾因《戊午上高宗封事》，乞斩秦桧等奸臣之头，声震朝野，后被罢黜并羁管于广东、海南等地，去世后谥号忠简。在其《澹庵文集》中，多次留下“庐陵胡澹庵”的署名。其有《题岳忠武王庙》诗，哀痛慷慨，也是落款“庐陵胡氏铨”：

匹马吴江谁著鞭，

惟公攘臂独争先。

张皇貔虎三千士，

支持乾坤十六年。

堪恨临淄功未就，

不知钟室事何缘。

石头城下听舆议，

万姓颦眉亦可怜。

南宋丞相周必大的先祖周铣曾任吉州刺史，因家庐陵县永和镇白沙周家村。周必大对“庐陵”有强烈的家乡认同，不但写了《归庐陵日记》，倡建“庐陵三忠堂”，致仕后回庐陵养老，死后葬庐陵县儒林乡三斗冈，而且穷极精力，收集整理欧阳修手迹、档案，刊印《欧阳文忠公集》，成为欧阳修文集的公认“定本”。

有“庐陵硕儒”之称的欧阳守道，屡屡自署“庐陵欧阳某”。他本是庐陵县永和镇人，被江万里聘请任白鹭洲书院山长，教育出了“鹭洲三杰”，其中的文天祥更是他的侄孙女婿。

文天祥，把“庐陵”的声名推向了最高峰。文天祥，庐陵县淳化乡富田文家人，六世祖在庐陵县儒林乡永和镇，庐陵县学毕业，是庐陵县真正培养出来的状元。“紫之衣兮绵绵，玉之带兮磷磷。中之藏兮渊渊，外之泽兮日宜。呜呼！磨尔心之坚兮，寿吾文之传兮。庐陵文天祥制。”这是文天祥在所用玉带生砚上的自警铭。文天祥被俘后，大义凛然，誓死不屈。在被押解到大都的途中，从赣州开始绝食，决心“孤臣腔血满，死不愧庐陵”，为庐陵从欧阳珣、杨邦乂，到胡铨、周必大的“节义”更注入气壮山河的“天地正气”！又再使庐陵的“文章节义”让国人仰望！

挟带着两宋英雄辈出的荣耀，明代的庐陵簪缨连绵，科举再创辉煌，因而吉安人竞相以自署“庐陵”为荣，如明代泰和名人杨士奇自称“庐陵杨士奇”，吉水大学者解缙也屡屡以“庐陵解缙大绅”“庐陵解缙”自署。

明嘉靖之后，日本觊觎中华。一名因海难而流落日本20余年的中国医生，三次向中国政府输送五千余字的情报，详细报告了日本在作侵略朝鲜的军事准备以及抗战的对策建议，为中朝提前准备并取得战争胜利立下汗马功劳。这份情报的落款：“庐陵许仪后”。

庐陵素有“江南望郡”美誉，此“望”一意为“大”，一意为郡望。由此，历代以来，从庐陵开枝散叶出去的人们都以庐陵为家乡。宋时，一支与庐陵欧阳修同宗的欧阳族先迁徙到分宜，后至浏阳，文风鼎盛，在欧阳守道的举荐下，连续数代担任岳麓书院山长。至元代，终于涌现了一位文宗级人物——欧阳玄。欧阳玄屡屡称庐陵为“吾乡”，而且在其书法《跋陆柬之文赋》中落款“庐陵欧阳玄”，拳拳庐陵乡情，跃然纸上。

清代以后，庐陵人参与科举的热情有所消退，渐渐向商贾转型。庐陵县圳溪村巨商刘荆山在衡阳大庙中捐献一根大柱，至今文字犹存。

新中国成立前夕，徽商、吉安城上田侯路88号胡家大院主人胡道春为融入庐陵文化，将其子胡传仁改名为“胡庐陵”。胡庐陵13岁即投身革命，完成了一个家族从商贾到革命的腾跃，也是庐陵儿女从古色到红色转型的一个典型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