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统一了北方的发展生产，他后期僭越是权力膨胀

司马篡魏、曹氏篡汉，皮毛相似、内里截然不同。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谓也”。即使在古代，篡位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挨骂。

比如王莽篡汉时，大部分士人可是欢呼雀跃的。原因无他：西汉末年多年的混乱政坛，让朝野兴起了“人心厌汉”的情绪；只不过随后王莽改制失败、让社会越发混乱，人们才吃起了回头草，转而支持刘氏皇室后裔。

再比如杨坚取代北周建隋。一方面，之前的周宣帝宇文赟让几乎所有人都深感绝望；另一方面，杨坚的政策更加得人心。所以当他夺权时，即使大部分鲜卑贵族也没有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后隋朝的空前强盛，更是让人们将其篡位而立的事实忘得一干二净。

因此，司马篡魏会被后世一直痛骂的原因就不难理解了：

首先，曹魏政权本身没什么大毛病，历代帝王也都跟“无道”扯不上什么关系。然而司马氏祖孙三代却废曹芳、杀曹髦、逼曹奂退位，无论是依据封建政治伦理要求，还是站在今天的职业道德视角来看，这都是让人极为不齿的。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司马氏表现很糟。司马氏夺权虽然理亏，但封建伦理毕竟不能当饭吃，日子总是要过的；假使他们的政权能够开创一代盛世、实现国泰民安，相信过不了多久人们就会忘记其篡位的事实。但司马氏实际上怎么着？虽然统一了天下、终结了三国，但没过多久却又一手造成了更加恐怖的战乱、导致了近300年的分裂。

五胡南下示意图

简单来说，司马氏之所以被人鄙夷，不单单是因为篡位本身不地道，更重要的还是由于结果不可接受：古代最黑暗、老百姓最悲惨的时代，拜司马氏所赐。

如果这样的家族还有人喜爱，那八成是“颅内有疾”。

相比较之下，曹魏篡汉就复杂得多。

首先，作为曹魏的实际奠基者，曹操在过去被人骂得可不轻。主要火力集中在一点：道德上站不住脚。

“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奸雄一词，几乎成了被贴在曹操身上、总也无法甩掉的标签。啥叫奸雄？就是能力超群，但却在道德、人品方面有问题的人。

在传统史家看来，初平元年（190年）讨董卓会盟之前，曹操算是一个英雄。他在20岁时被举孝廉为郎官，随后的政坛表现极为规范；治理济南期间，打击贪官污吏、扫除淫祀，将境内治理的井井有条，俨然有能臣范儿；董卓入京乱政后，曹操不畏强权、拒绝其征召，散尽家财组织义军；而在会盟期间，当众人纷纷逗留拖延、无视国家危难之时，曹操更是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其后孤军犯敌，那份魄力、忠诚让人钦佩不已。

但接下来的曹操，却因道德饱受传统史家千夫所指。

王夫之

曹操为人狠辣、行事凶残，在以为父报仇之名征伐陶谦期间，“坑杀男女数十万人于泗水，遍屠城邑”，无数手无寸铁的无辜百姓遭其毒手，被后世大儒王夫之痛斥：“惨毒不仁，恶滔天矣。”

曹操的奸诈，还体现在对政权最高权力的觊觎、篡夺，即“挟天子，擅威福，将夺汉室”。按照中国传统儒家政治伦理的要求，在君权没有失去合理性（没有“无道”）时，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臣之别不可僭越，以此维持着权力的合法、秩序的稳定；而当天子残暴无道、危害社稷时，臣子可以将其废黜，但并不能取而代之，而是要拥立新君、君臣尊卑仍然有效。

若依据这一伦理，汉献帝刘协并没有“无道”，他顶多是懦弱而已，但懦弱并不是罪过，所以他的天子之位是合理、合法、正当的。而曹操身为丞相、人臣，却通过强权以下凌上、逼迫天子屈服于自己，这就是“篡”。

因此，不仅传统士子将曹操视为“奸雄”，甚至连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枭雄石勒也将曹操、司马懿归为“欺人孤儿、寡妇”的一类小人。

周瑜的那句“托名汉相，其实汉贼”，几乎给曹操冠上了中国古代第一大奸相的帽子；而曹操自己的真情流露之语：“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更是坐实了自己的罪名。

曹操

然而，如今越来越多的人认可曹操，本质上其实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相对于高高在上的儒家君臣定位，现代人更加注重历史人物对时代、对社会的贡献。

曹操对历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他在混乱不堪的局面下统一了北方，并且发展经济、安定秩序。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他曾“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我们要注意一个事实：当时的汉献帝先后被董卓、李傕、郭汜裹挟，颠沛流离、朝不保夕；后来虽成功逃到洛阳，但这里早已被董卓破坏殆尽，形同废墟，汉献帝一行食不果腹、与流浪无异。此时的各路诸侯瞻前顾后，曹操在荀彧的劝告下前去迎接，本身是大功一件。

至于后来曹操逐渐僭越，既是权力膨胀的必然结果，也是时代环境刺激的产物。

“董卓死，李、郭乱，袁绍擅河北而忘帝室，袁术窃，刘表僭，献帝莫能驭，而后曹操之篡志生”，曹操之所以从一个能臣演变为野心家，也许是因为他发现：曾经崇高的理想，无法与严酷的现实匹配。

他曾亲眼目睹了卢植等传统名臣忠心为国、为国平乱，但却在严酷的政治迫害中退出舞台；他更是亲历了一众“诸侯”名义上匡扶国难、实际上无不谋取私利的丑态。各方在讨卓会盟上的行径、自己独木难支的艰辛，想必给曹操的世界观带去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董卓乱政后的一段时期，本质上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混乱阶段，正是在这个大环境下，曹操的“惨毒不仁”、犯上野心被一步步激发出来。

曹操

对于这样的人，传统士大夫自然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对其大加痛斥，其实这也是传统文化中对道德、法理的重视，本身并无可指责之处。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以现代人的视角来看，对这种为时代所迫、且有功于社会的人，不应当、也无法以完人的标准来吹毛求疵，毕竟曹氏在客观上为终结北方战乱、缓解百姓苦难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当然了，“一时高下在于权，千秋胜负在于德”，历史上的人物，如果能德才兼备自然最佳；但在一些极端危难时刻，人们不应当过于苛求，毕竟能解决现实问题才更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