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五路征伐西夏，因谁而满盘皆输

庆历新政时，为了解决三冗问题，范仲淹拿冗员开刀，结果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引发轩然大波，导致整个改革无疾而终。

到了王安石变法时，宋神宗和王安石吸取庆历新政的教训，深知饭碗问题碰不得，因此便把改革重点放在了财政开源和提高军，队战斗力两方面，回避了冗员问题。

不过，回避并不能解决问题。事实上，冗员问题在宋神宗时期，不仅仍然存在，而且比宋仁宗时期还要更严重。

比如时任三班院（人事管理机构）判官的曾巩就在奏折中说道：大宋开国之初，我们三班院下辖的官吏还不到三百人。真宗天禧年间，暴增了十倍，达到四千二百余人。如今的官吏数量又是景德年间的三倍，共计一万一千六百九十人。

初，三班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至天禧之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一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盖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而以今考之，殆三倍于景德。——《再议经费札子》

如果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官吏们能人尽其才，朝廷养再多人都无可厚非。

但问题是，这一万多人，“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有八成是吃空饷的。

如此人浮于事，就太不像话了。

并且，曾巩列出的还只是三班院的数据。如果算上其它部门和地方官，足可以想象北宋的冗员规模达到了什么程度。

鉴于问题的严重性，神宗在王安石变法缓解了财政压力后，便亲自操刀，主导一场官制改革。

由于当时是元丰三年（1080年），所以这场改革便称为“元丰改制”。

具体是怎么改革的呢？

简单点说，就是取消差遣，以阶易官，恢复唐朝的三省六部制，让徒有虚名的三省六部行使其该有的权力。

元丰改制前的政治架构

众所周知，北宋的官制分为官、职、差遣三种。

官，表示某人的地位高低和工资的多少。

北宋的大部分“官”，不负责具体工作，只拿钱，不干事。如三省六部的尚书左、右仆射，地位非常高，从一品。工资非常高，年薪相当于现在的几百万。但是，这些官员没有具体的工作，没有实权。

职，属于一种荣誉，与现在的职称类似。

这也是一种虚衔。

差遣，是临时委派的实际事权的职务。

这才是北宋真正的官职。如果你看到一个宋朝官员的官衔中带有如“知”、“权”、“直”等字眼。那就说明这是此人的实际职务。

也就是说，北宋的“官”，是个虚衔，只是拿俸禄的依据。

“职”，同样也是虚衔，作用只是区别官员地位和等级。

只有“差遣”，也叫“职事官”，才是北宋真正的官。一个官员只有混到朝廷的差遣，才算是真正“当官儿”了。

当年赵匡胤搞出这套复杂官制，本意是为了分化相权，巩固皇权，应该没想过会造成冗员问题。

到了神宗时期，时过境迁，这套制度不仅不能再分化相权，而且还导致了冗员。

所以，神宗必须要对问题进行修正。让“官”恢复它本该有的定位。

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

这就好比公司的老板为了限制总经理和总经办的权力，专门成立了一个改革小组，用来架空总经理。

后来，老板发现改革小组好用，就让小组的组长变成了实际上的总经理，让小组变成了实际上的总经办。

至于原本的总经理，则沦为荣誉职务。原本的总经办，也沦为养闲人的空壳机构。

而神宗主持的这个改制，就是要把这个改革小组撤销，取消乱七八糟的官衔，恢复改革前的制度。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神宗改制，初衷是为了解决冗员问题。但在改制后，由于官员的品阶和俸禄标准不再需要看宰相的脸色，所以元丰改制在客观上也导致了宰执的权力被削弱，皇帝的权力得到了加强。

而神宗在皇权得到加强，以及在经济和政治两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改革后，自然是要在军事方面有所作为的。

从继位开始，神宗就想报复西夏。他一直在等待机会，一个向西夏动手的机会。

1081年，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这一年，西夏第三代国主夏惠宗李秉常与其母梁太后爆发激烈冲突。

因为什么爆发冲突呢？

大致情况是这样的。

李元昊死后，其子李谅祚继位。

由于当时李谅祚很小，所以西夏的大权就掌握在他的舅舅没藏讹庞的手上。

后来，李谅祚渐渐长大，为了从没藏讹庞手上夺回权力，他就想通过勾引没藏讹庞的儿媳妇梁氏，获取一些情报。

结果这一勾引，李谅祚和梁氏好上了，不仅相亲相爱，联手除掉了没藏讹庞，而且还生了一个儿子。也就是夏惠宗李秉常。

李谅祚死后，李秉常继位。

由于李秉常继位时的年纪也很小，所以他的母亲梁氏就成了西夏的实际统治者。

而在梁太后垂帘听政期间，她不仅把持了京城的军政大权，还把自己的亲族、亲信安插在了国家的各个部门。这就导致李秉常亲政后，仍然是个傀儡。西夏的军政大权仍然被梁太后控制着。

1081年，为了摆脱梁太后的控制，李秉常想到了驱虎吞狼之计，派人到开封求援助。企图借助宋朝的力量夺回大权。

当然，求人也是要有筹码的。

为了让宋朝出兵帮自己，李秉常采纳了西夏汉将李清的建议，大手一挥，将西夏的“河南之地”，也就是包括定难五州在内的黄河以南的西夏城池，全部割让给了宋朝。

得知了李秉常的计划，梁太后气炸了。

她作为汉人，为了维护统治，只能是比党项人更党项人，不可能因为自己是汉人就心里向着宋朝。如果她同意割地，党项人能轻饶了她吗？

所以，梁太后在得知李秉常要割地后，便毫不犹豫将其软禁。

当时，若不是李秉常无嗣，西夏暂时找不到继承人，李秉常肯定要被梁太后干掉。

宋朝方面，宋神宗在得知梁太后囚禁了李秉常的消息后，当即大悦，等了14年，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不久后，宋神宗集中包括熙河在内的西北军团全部主力，以西夏“奸臣之擅明”为由，兵分五路向西夏杀去。

第一路由熙河军总管宦官李宪指挥，率六万熙和军攻击兰州。

第二路由宦官王中正指挥，率领六万河东军和十万民夫先攻取怀州，再渡黄河，最后进入西夏腹地，与其他几路宋军会师于灵州城下。

第三路由鄜延军副总管种谔指挥，归王中正节制，率领鄜延军五万四千人，另加东京禁军三万九千人，总计九万三千人，先攻打米脂，再夺取夏州，待与河东军会和，拿下怀州后，最终会师于灵州。

第四路由外戚高遵裕指挥，率领九万环庆军和十万民夫，先取清远军，再攻灵州。

第五路由泾原军副总管刘昌祚指挥，归高遵裕节制，率五万泾源军直取灵州。

这五路大军，合计三十五万兵力，另有二十万民夫。全加在一起是五十五万人，比当年雍熙北伐出动的兵力都要多。

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宋朝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宋神宗压上去的筹码，不仅是西北宋军的全部家当，更是自王安石变法以来，所积累的所有财富。

做出决定后，宋神宗也知道成本太大，所以他惴惴不安地找来枢密院的人，想问问专业人士怎么看待自己的部署。

枢密院的将领在看过部署后，一片沉默。

许久之后，枢密副使孙固才壮着胆子对神宗说道：“举兵易，解祸难。不可。”

孙固认为，打这样规模的大仗，应该让知兵之人担任主帅，可皇帝居然找两个太监和一个外戚挑头，让身为宿将的种谔和刘昌祚将做他们的副手，还不给自主军权，这未免太儿戏了！

得知了伐夏部署，神宗的母亲高太后也第一时间劝阻，说高遵裕这个人（高遵裕是高太后的叔叔），虽然有报国忠心，但他有个致命的弱点，就是气度太小，虚荣心强，不容别人之功高于他。你要用他也不是不行，但不能让他担任主帅。

不过，神宗刚愎自用，没有听取孙固和高太后的建议。

1081年八月末，五路伐夏正式打响。

位于五路宋军最西边的熙河军首先向西夏发起攻击，并于九月初拿下兰州。

西夏方面，听说宋军来攻，西夏年轻将领都跃跃欲试，请求主动出击。但梁太后最终采纳了某位老将的建议，采取坚壁清野，引诱宋军深入的战术，将西夏军精锐集结于兴庆府、灵州一线，同时派出轻骑兵骚扰宋军的粮道。试图以切断宋军后勤补给线的办法逼迫宋军退兵。

到了九月中旬，见西线宋军初战告捷，其他四路宋军也陆续出动。

其中，种谔率九万宋军出绥德，沿着无定河北上，按既定计划攻打米脂城。

但在米脂城下，种谔连续攻打了三天，都未能拿下。而就在此时，西夏外戚梁永能率八万铁骑增援而至。

按照以往经验，九万对八万，宋军在兵力相当情况下，肯定要被西夏骑兵吊打。

但种谔不愧为名将。面对未破之坚城，且身在敌国之窘境，他不仅不慌，反而迅速布置了围城打援策略。

先派一支宋军围着米脂城挖壕沟，让城里的西夏军出不来。然后，在无定川河口布下一支伏兵，等着西夏军上套。

很快，西夏军杀入战场。冲在最前面的是其最精锐的重甲骑兵“铁鹞子”。

在梁永能看来，“铁鹞子”天下无敌，此战必然是一场屠杀。

不过，梁永能想多了。西夏军有“铁鹞子”。

宋军也有精锐骑兵“选锋军”。

宋军和西夏军交手后，“选锋军”正面硬钢“铁鹞子”。

与之同时，宋军的神臂弓手弯弓搭箭，向西夏军发起覆盖式射击。

双方在大战三个时辰后，西夏军的士气渐渐衰竭。趁此机会，种谔指挥伏兵杀出，最终取得了斩杀八千级，夺马五千匹的大捷。

此战获胜后，米脂城内的西夏守将还想负隅顽抗，但士兵们不想再打了，守将见此情形也只得开城投降。

随后，种谔又率军攻克银州、夏州。

银州、夏州，都是定难五州之一，是从唐末以来就一直被党项人占有的领土。现在居然被宋军拿下了，捷报送到朝廷，神宗欣喜若狂，随即下令，种谔可以单独行动，不再归王中正节制。

听闻种谔率鄜延军立了大功，河东宋军诸将纷纷请战。

但是，王中正率部拿下宥州后，却下令停止进攻，撤军回师。

为什么要回师呢？

因为河东宋军带的粮草吃完了。而西夏军又提前坚壁清野，宋军找不到足够粮草，王中正只好下令回师。

其实开战之前，主管运粮的河东转运使庄公岳曾专门请示过王中正：您这次出征，需要多少天的粮草呀？

王中正很认真地想了想，说半个月足矣。

听了王公公的话，庄公岳当时就沉默了。

灭掉西夏国这样重大的任务，居然只需要半个月的粮草，这人怕不是脑子有病吧？

不过作为下级，庄公岳也不敢多问，既然王公公说半个月，那就依他的意思好了。

事实证明，王公公确实是脑子有病。

战后，王中正因为带着六万大军出征，一仗没打（宥州只是一座空城），只杀了一百多西夏老百姓，而自身因为饿死，逃跑等原因却损失了两万人，遭到宋神宗追责，被贬到了金州任观察使。

王中正退兵后，种谔继续进军，并在十一月中旬攻取盐州。

可是，就在宋军攻下盐州不久后，盐州却突降大雪。

当时，宋军后勤补给困难，不仅是粮食，就连御寒的衣服也运不到前线。

一场大雪，直接夺走了一万多宋军将士的性命。

后来，尽管种谔还在率部前行，但因为后勤补给困难，这一路宋军的推进很慢。

东线的两路宋军都指望不上，神宗此时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剩下的三路宋军身上。

李宪率部拿下兰州后，休整了一段时间，然后继续北上，并于十月抵达天都山。（位于海原县西安镇）

天都山是党项人的精神圣地，山上有西夏三代统治者耗费几十年修建的宫殿群。

梁太后认为，天都山一定不能失守，便派出数万精兵，集结在天都山下，欲与李宪率领的熙河军决一死战！

这一战，又是一场野战。

原本，李宪不想与西夏军野战。但有种谔野战击败西夏八万大军的成功战例在前，李宪决定复制种谔的战术。

后来，李宪将宋军分为两部，一部在前面引诱西夏军，一部趁大雾设下伏击圈。

西夏军这次再次上当，于伏击圈中被宋军歼灭大半。

之后，李宪干了当年范仲淹、狄青、韩琦都曾梦想，但未能做到的事。

他率军冲上天都山，放了一把大火，将天都山上的西夏皇宫群烧得片瓦不剩。

就在李宪大胜西夏军的同时，刘昌祚也率领泾源军取得大捷。

十月上旬，刘昌祚率部深入西夏境内。但在按计划到达原州（宁夏固原）后，却只看到了驻守在磨脐隘（在今宁夏同心境内）的数万西夏军，并未发现环庆军的踪影。

见西夏军已有准备，众将便纷纷建议向东去韦州（宁夏同心县）寻找环庆军。待两军会师后再对西夏军发动攻击。

但刘昌祚不同意，他认为远征作战，必须速战速决。现在正面有数万西夏军，即便立即撤退也很难自保。

于是，五万泾源军便按刘昌祚指令，盾牌手在前，第二排为神臂弓，第三排是弩手，第四排是骑兵，全军排成战斗阵型，迎战磨脐隘的西夏军。

为了鼓舞士气，刘昌祚手提两块盾牌，一手一个，走在全军的最前列。

很快，两军交手，在激战一下午后，西夏军渐渐不支。

看见西夏军有撤退的意思，刘昌祚指挥骑兵杀出，大败西夏军，夺取磨脐隘。

之后，西夏国相梁乙埋率亲军督战，指挥溃败的西夏军反扑。但是在宋军神臂弓的箭雨覆盖下，西夏军再次溃败。

此战，宋军斩获大首领鲊啰卧沙、监军使梁格嵬等十五级，小首领二百十九级，生擒梁乙埋之侄吃多理等亲将二十二人，共斩首二千四百六十余级。

首战告捷后，宋军没有休整，继续赶路。

在走到赏移口后，面对一个分叉路：

一条通往北方到黛黛岭

一条去到西北方向的鸣沙川

走哪条呢？刘昌祚派出探子，很快，探子传回一个意外的好消息，鸣沙川里有宝贝，西夏人在那儿有座军需库。

那还等什么，杀过去。

到了鸣沙川之后，刘昌祚和宋军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这是军需库吗？这明明是一座军需城啊！仅粮食就有百万石。

缴获了大量物资后，宋军随即以高昂士气向灵州城进发。

鸣沙川到灵州，没多远，也就一百多里。

所以，刘昌祚很快就率军打到了灵州。

据史料记载，宋军攻至灵州时，灵州城内的西夏守军猝不及防，竟然连城门都没关。

而就在宋军都觉得不可思议时，守城的西夏军不仅没有关门，反而还主动杀了出来。

看到这一幕，宋军简直要乐疯了，各个奋勇争先，向城内杀去。

灵州是西夏重镇，如果真的硬拼，宋军不一定能攻下来。但此时城门大开，一旦宋军顺利攻入，灵州城即刻便可易手。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高遵裕的命令到了。

他不满刘昌祚抢头功，便命令刘昌祚停止进攻灵州，与自己会和后再进攻。

见到高遵裕的命令，刘昌祚很愤懑。但在思量再三后，他还是服从了命令。

灵州城内的西夏军见宋军止步不前，立即关门，宋军也因而失去了拿下灵州城的最佳时机。

前面说了，开战之前，高太后就曾经反对让高遵裕挂帅。她认为高遵裕气度太小，虚荣心太强，不容别人之功高于他。一旦让他挂帅，肯定要坏事。

现在来看，高太后可谓一语成谶。

后来，刘昌祚率环庆军与高遵裕会和。

两人一碰面，高遵裕就劈头盖脸对着刘昌祚一通骂，并且还表示要撤刘昌祚的职，指定刘昌祚的副手姚麟接替。

见高遵裕如此不可理喻，姚麟也不惯他，直接回怼，表示泾源军上下只服刘昌祚，自己恕难从命。

见泾源军团结，高遵裕很恼火，但也不好多说什么。

后来，高遵裕又做了一件很蠢的事，他趁刘昌祚外出巡营时，把泾源军在鸣沙川缴获的军粮抢到了自己军营。

得到消息，泾原军无比愤怒，当时就要抄刀子宰了高遵裕。幸亏刘昌祚识大体，压制了泾原军。否则宋军肯定要火拼。

如果说，高遵裕有本事，能打下灵州，不论他之前做了什么，肯定都不算个事。

可是，高遵裕围攻了灵州18天，始终就是攻不下来。

而就在高遵裕丢人现眼时，西夏军偷偷掘开了灵州附近的黄河大堤，水淹宋军。

见情况不妙，高遵裕下令丢弃辎重，领着本部人马跑在前面，并让泾原军断后。

泾原军也是倒霉催的，碰上这么一个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总指挥。

到了十二月上旬，两支宋军撤回国内。

战后经过盘点，高遵裕的环庆军损失约五分之一，刘昌祚的泾原军减员三分之二。

灵州城下失败的消息传到开封后，宋神宗陷入深深的失望中。

不得已，他只能下令撤军，命令李宪和种谔尽快撤回。

而随着五路宋军全部撤退，元丰五路伐夏之战也以虎头蛇尾收场。

战后，高遵裕和刘昌祚均被贬官处理。高遵裕被贬纯属自找的，刘昌祚就很冤了。一代猛将因为宋神宗的不公对待，从此沉沦，再无所作为。

总体来看，宋军在五路伐夏过程中的表现还是可以的。野战基本没输过，野战实力已经完全超过西夏军，队。

如果不是部分领军将领的无能，以及宋军一贯糟糕的后勤表现。西夏还真有可能被宋朝一战灭掉。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宋军选将问题和后勤补给问题，都是政治和历史因素导致的。皇帝遵循祖制，就是信任太监和外戚，就是不敢让军，队建立自己的后勤供应系统，神宗也不例外，他也不可能离经叛道。

而也正是因为神宗对这些问题无解，所以五路伐夏失利后，宋军就改变了战术。放弃了长驱直入的灭夏战略。转以徐徐图之，步步为营的蚕食策略对付西夏。

具体怎么蚕食呢？

就在神宗没有头绪的时候，种谔和延州知州沈括（就是《梦溪笔谈》的作者）给朝廷上了一道奏折：横山延袤千里，出产战马，易于耕种，有盐铁之利，百姓骁勇善战。夺得横山，再沿银、宥、夏、盐、会、兰等州一线修建城寨，筑垒推进，一步步稳扎稳打，围逼灵州与兴庆府，逼使西夏就范。

种谔认为，宋军应该在横山地区筑城，断绝西夏人越过沙漠的入寇之路。

神宗认为这个建议可行，便下令执行。

不过，这个建议虽然是种谔提出的。可在具体落实时，执行人却变成了徐禧。

徐禧，文人出身，没当过一天兵，可是超级喜欢军事。

属于典型的“又菜又爱玩”的一类人。

他到了前线后，表示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要沿银、宥、夏、盐等州修建城寨，并表示为什么不在宋夏边境上，找到最敏感的那一点，全力以赴盖出一座坚城，在那里设重兵把守，作为进攻西夏的桥头堡？

后来，在徐禧的调研下，神宗决定在永乐川筑永乐城。为了筑城，神宗拨给了徐禧七万军，队和二十万民夫。

对于徐禧的主张，种谔是不赞成的，因为永乐川没有水源。

在一个没有水源的地方驻扎数万大军，士兵们喝什么？一旦西夏军切断了外部水源，城里的士兵岂不是要全部渴死了。

可是，徐禧却听不进种谔的意见。

1082年九月，在徐禧主持下，永乐城竣工。

同月，见永乐城竣工，西夏梁太后也调集三十万大军杀来。

听说西夏军来攻，宋军大将高永亨立即去见徐禧，提议撤军。

他的理由很充分，城里没有水源，而且驻军也不够，难以坚守。

平心而论，这些话都是客观事实，高永亨只是在关键时刻提出来，请主将留神罢了。

但是徐禧在听后，反应却是愤怒不已，大骂高永亨长他人志气，灭自家的威风。

骂完高永亨，徐禧又放了句狠话：西夏人来送死了，这正是我建功立业的好时候！

至于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在三十万西夏军的围攻下，驻守永乐城的三万宋军和十余万民夫全部被屠杀。

包括徐禧、高永亨在内的官员，也大部分死在了西夏军的屠刀下。

此役就是“永乐城之战”。

战后，消息传到开封，神宗崩溃了。

他在群臣面前痛哭流涕，完全失态。从此便郁郁寡欢，没过两年就患上绝症。

1085年正月初，见皇帝病情恶化。大臣们乱成一团。宰相王珪劝神宗早日立储。神宗此时也有不祥预感，便点头同意。

于是，神宗的第六子赵佣被立为太子，并改名为“赵煦”。（前五个都病死了，赵煦是事实上的长子）

命运跟宋神宗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这位励精图治的君主，一生都在追寻上进，他希望重建强盛的国家，再造汉唐盛世。但终究没能在有生之年完成梦想。而当这些梦想破灭之时，宋神宗也走到了人生的尽头。

同年三月，年仅38岁的宋神宗赵顼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这个世界。

第二天，年仅九岁的太子赵煦继位，是为宋哲宗。

哲宗即位后，由于年纪小，不能亲政。所以朝廷的大小事务便均由奶奶高太皇太后处理。

而高太皇太后的政治立场，是出了名的反对王安石变法，信任旧党领袖司马光。

因此，哲宗继位后没多久，在洛阳蛰伏了十五年之久的司马光就回到了开封。

此时的司马光，67岁了。他还活着，就是等这个报仇的机会。

后来，在高太皇太后和司马光的带领下，旧党对新党进行了一连串打击。

在这一套组合拳下，新党全部被扫出了朝廷。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推行的所有新法也全部被废止。

由于当年是元祐元年（1086年），所以这场政治事件就被称为“元祐更化”。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旧党并非都像司马光一样，是为了反对而反对。

所以司马光在反攻倒算期间，不少原先的旧党纷纷提出异议。

比如苏轼对废除免疫法就很不满，他认为免疫法有可取之处。并且，苏轼对司马光将新党全部贬谪出朝也明确反对。因为他认为这会造成新党当权后，也对旧党实行同样的疯狂报复。

事实证明，苏轼的想法是正确的。

司马光在清算新党时，用力过猛，不仅导致后来新党又疯狂报复旧党。而且，他把哲宗晾在一边，让高太皇太后主持更化的举动也激怒了哲宗。

结果等到1093年哲宗亲政后，斥责旧党全不懂君臣之义，宋朝的政策又来了180度大转弯。

当然，哲宗动手报复旧党之前，也曾想过先礼后兵。

他曾试探性的向范纯仁、苏辙等人递出过橄榄枝，想看看他们能否站在自己这边。

但是范纯仁、苏辙，很不上道。

这两位旧党宰相，一个当着哲宗的面，大骂王安石是混蛋。一个则作死，居然把宋神宗比作是穷兵黩武的汉武帝。

哲宗见旧党已没有拉拢的必要，便当场拍了桌子，直接将范纯仁、苏辙贬出京城，并召回新党大佬章惇，拉开了对旧党进行全面报复的序幕。

由于当时的年号是绍圣，所以哲宗恢复神宗时期的新法，把旧党逐一贬官流放的事件就被称为“绍圣绍述”。

之后的几年，轮到旧党倒了大霉。

先是一群活着的官员被贬，接着是司马光等死去的人被新党贴上奸邪小人的标签。

在新党看来，就算死了也得追究责任。

到了后来，新党为了泄愤，甚至还要求哲宗下旨，把司马光的坟给刨了。

幸亏哲宗还尚存一丝理智，及时制止了这种疯狂做法。

在哲宗看来，高太皇太后执政的七年，旧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不顾国家利益，没干过几件正经事。现在自己打击旧党，并不是以牙还牙，而是要拨乱反正，要让朝廷正常运转起来。

所以哲宗亲政后，除了打击旧党外，还恢复了被旧党废止的新法，并且还主持了对西夏的战争。

恢复新法方面，因为有元祐更化的反弹，哲宗亲自对某些新法进行了修改，以求新法能更加贴合现实国情。因此，哲宗时期的改革力度要比神宗时期温和许多。

从团结人心的角度，哲宗的做法很合理，

但如此一来，王安石变法中，很多注重发展生产的内容被剔除了。而这些内容恰恰是变法的核心。

大体来看，哲宗时期的变法，只有王安石变法的壳子，没有内核，变法效果远不如神宗时期。

对西夏动武方面，由于旧党当政时，总是主张对西夏示弱，给了西夏一种宋朝软弱可欺的错觉。

如司马光就曾说：“灵夏之役本由我起，新开数寨，皆是彼田。”

建议高太皇太后下旨，将五路伐夏期间从西夏夺来的土地还给西夏。

还有苏辙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认为宋夏战争的责任在于宋朝，神宗当年不伐夏，就不会有边界冲突，不会有无底洞一般的军费。（这也正是苏辙说神宗穷兵黩武的原因）

因此，他也建议将当年宋军千辛万苦打下来的兰州等地还给西夏。

在司马光、苏辙看来，自己是君子取大义舍小利，吃点小亏，换来的是和平啊！

但是，西夏人不懂这些，他们向来是畏威而不畏德。

宋朝旧党的慷慨大方，在西夏人看来，这是在势弱，是宋朝不行了的表现。

既然宋朝弱，那当然就得打了！所以从哲宗继位开始，西夏就不断骚扰宋夏边界。

1092年，西夏的小梁太后（老梁太后的侄女）还大举亲征，沿马岭水对宋朝发动强大攻势。试图拿下环州及其周围的乌兰、肃远、洪德等寨。

这一战，前线宋军在章楶的指挥下，采取贼进一合，我退一舍的战术，先将西夏军引诱到宋境腹地，然后在洪德寨设伏，大破西夏军。

按理说，打了胜仗，朝廷要奖励的吧。

可是在战后，旧党大佬却大为不满，表示前线宋军的抵抗行为简直是友邦惊诧，不利于宋夏和平。咱们大宋的斗争，永远只能限于内部展开。至于对外，一定要温存婉转和颜悦色，得让各处友邦都舒坦喽。

于是，参战的宋军不仅没有奖励，担任环庆路经略安抚使章楶还被调到了岭南。这完全就是流放待遇。

看到宋朝高层如此厚颜无耻，西夏的小梁太后更来劲了。又频频发动攻势。

不过，此时的宋朝已经是宋哲宗主政了。

哲宗见西夏又来骚扰，当即便授意前线宋军反击，并把章楶从南方调回。

这一次重回西北，章楶有哲宗的支持，随即开始大干。

具体怎么干呢？

简单点说，就是当年范仲淹、种谔等人的老办法。宋军在边境上修城，步步为营，向西夏境内不断蚕食。

章楶在哲宗支持下，调集八万精兵和几十万民夫，修筑了平夏城。（位于宁夏固原市原州区境内）

西夏人眼见宋军大搞基建，心想如果再坐视不理，宋军接下来就要修到家里来了。

于是在1098年，小梁太后便亲率五十万大军，像当年拔掉永乐城一样，以孤注一掷的气势，决定再拔掉平夏城。

开战后，西夏军首先发动猛攻，但被守城宋军轻松击退。

首战吃了亏，西夏军旋即改变战术，在第二次进攻时，试图引诱宋军出城野战。但宋军不为所动。

第三次进攻，西夏军决定强拆。每人都带一把铲子，想把城墙挖倒。但由于平夏城修的很坚固，西夏军又是无功而返。

第四次，西夏军使出绝招，用一种比城墙还高的攻城楼车对平夏城发动进攻。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负责给宋徽宗起草诏书的人，姓蔡名京。

后来，蔡京因为投靠徽宗，平步青云，成为一代权臣。而原本权势滔天的章惇，则因为一句“端王轻佻”被徽宗贬官到了雷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