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州之战：北宋与西夏的生死较量

北宋方面，是少年意气的宋神宗，对内变法、对外图强。

西夏方面，是铁腕无情的梁太后，外戚专权、复胡去汉。

所以，北宋和西夏都有发动战争的欲望。但是，战争的爆发还需要积蓄势能。西夏方面，梁太后要完成安抚豪贵、打击政敌的任务，垄断权力之后才能打仗。北宋方面，宋神宗需要变法图强、解决财政问题，积攒钱粮之后才能打仗。

这就是军事王朝和财政王朝的区别。

军事王朝，大汗有了威信，这就行了。大汗说：我要去打仗，你们去不去？部落酋长说：跟着大汗有肉吃。然后，草原军事王朝就能发动战争了。

财政王朝，国家必须有钱，这才能行。皇帝说：朕要开疆拓土，赶紧凑齐兵马。宰相说：我没钱。然后，中原财政王朝这仗就没法打。

但是，王安石变法之后，北宋有钱了。神宗朝元丰年间的财政收入，比仁宗朝嘉佑年间，增加了63%。这笔钱完全可以拿去打仗。

同时，王安石对内变法、对外开疆。也就是说，在变法期间，北宋王安石政府并没有闲着。

神宗继位之初，王韶上奏《平戎策》三篇，指出“欲取西夏，当复河湟”。河湟，是今天青海省的黄河和湟水两大流域。《平戎策》的战略目的是：断掉西夏右臂、压缩西夏的生存空间。

公元1072年，王韶便被王安石政府任命为秦凤路沿边安抚使，开始实施断臂西夏之策。

当年，八月，王韶用兵河湟，击败了吐蕃蒙罗角等部落，向西拓土一千二百里，史载“洮西大震”。王韶随即在收复地区建立了熙河路。

次年，王韶继续向西用兵，占领宕、岷、叠、洮等州，拓土两千里，收复吐蕃、羌等三十余万帐。

这是王安石变法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不仅河湟拓土数千里，而且实现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目标。宋神宗大喜过望，甚至将自己的玉带赐给了王安石。

然而，国内的王安石变法却出了变故。公元1076年，王安石之子王雱病逝后，王安石在内外压力之下，辞去宰相、隐居江宁。王安石政府倒台，新法逐渐被废止。

但是，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宋神宗还在。商鞅虽然走了，但秦孝公还在。所以，之后的变法，就是宋神宗亲自操刀，变法趋势没有出现跳水。

而对外战略上，宋神宗甚至还搞起了反间计，策动夏惠宗李秉常造梁太后的反。北宋皇帝一直武功不行，而用间策反，却从来“当仁不让”。

但是，夏惠宗勾连北宋造反的事情，却被梁太后知道了。于是，梁太后直接将夏惠宗囚禁起来。

这么一折腾，西夏肯定乱了。因为忠于夏惠宗的势力，必然要与梁太后一党死磕。而北宋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宋朝竟然煽动亲儿子造自己的反，梁太后当然不能忍。于是，积攒已久的宋夏战争，也就不得不发了。

公元1081年，宋神宗以西夏国主失位为由，出兵五路、问罪西夏。

第一路，宦官李宪，率熙河、秦凤两路“总七军”，会同吐蕃首领董毡的三万军队，进攻灵州。

第二路，内侍押班王中正，举兵六万，出鄜州、攻灵州。

第三路，环庆经略高遵裕，步骑八万七千，出庆阳、攻灵州。

第四路，泾原总管刘昌祚，举兵五万，出平凉、攻灵州。

第五路，鄜延经略副使种谔，举兵九万三千，出绥德城、攻灵州。

北宋火力全开，总共三十万大军，五路进兵、会师灵州。为什么是灵州？

之前有过专门文章论述，这里简要提点一下：

西夏的总根据地是唐朝定难节度使五州，基本锁定在黄河几字弯以内。这个狭小区域，不仅缺乏战略纵深，而且生存空间有限。所以，西夏必须打出定难五州、实施对外扩张。

向东扩张，一头撞上了东面南北流向的黄河，过了黄河就是山西。山西表里山河，所以不去折腾西夏就不错了。于是，向东扩张，基本无望。

向南扩张，西夏一直有这个想法。但攻占不了关中，向南也就没有希望。北宋在陕西战区常年部署重兵，雄主李元昊也只能望陕西兴叹。

所以，西夏只能向西拓展，也就是拿下河西走廊。而向西的跳板就是灵州。北宋控制灵州，则河西归北宋，这就相当于把西夏给封死了；西夏占领灵州，则河西归西夏，西夏可以把整个重心移到西线。

现在，北宋基本锁定了河湟地区，接着就是锁定河西地区。而要锁定河西，必须把西夏封死在西面南北流向黄河以内。这就需要拿下灵州。

太宗、真宗年间，北宋放弃了灵州。而现在，北宋却要用三十万将士夺取灵州。这就是历史的包袱。

实事求是地说，神宗征西夏，应该是北宋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不仅兵力雄厚，而且后勤充备。每一路都有供应后勤的民夫壮丁。所以，灵州势在必得。

甚至，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北宋准备一战灭国西夏：西面三路大军攻略灵州，东面两路大军扫荡夏州；如果顺利的话，那么第二步就是攻略西夏首都兴庆府。

然而，北宋之前打仗窝囊，这一次打得仍旧窝囊。这就是大宋对外战争的一贯调性。从北宋初年梳理到现在，你几乎很少见到北宋能打出漂亮仗。

西夏的策略非常简单：以静制动、坚壁清野、抄绝馈运、重兵灵夏。

不须拒之，但坚壁清野，纵其深入，聚劲兵于灵、夏而遣轻骑抄绝其馈运，大兵无食，可不战而困也。

这条堪为决胜千里之策，出自一位西夏老将。史书上没有记载其姓名。但可以推断，这个人对宋夏战争的底层逻辑非常了解。

而梁太后在战争后期就是按照这个策略去打的。西夏虽然面积狭小，却跟山西一样，表里山河。内部不是沙漠就是大山，地图上看着没多远，而走起来却非常费劲。

宋夏之间，总共有四条通道：

一条位于鄜延路境内，在今天陕西省的正北方，以延安为中心，经过陕北的大沙碛（qì），抵达西夏首都兴庆府。

一条位于环庆路境内，在今天甘肃省东南方向，以环州为中心，从今天的环江直下，抵达西夏首都兴庆府。

一条位于泾原路境内，在今天甘肃和宁夏境内，经过镇戎军（今宁夏固原），沿着今天清水河向黄河挺进，再转北抵达西夏首都兴庆府。

一条位于兰会路境内，从兰州出发，沿黄河而上，直接抵达西夏首都兴庆府。

除了这四条路线，北宋和西夏之间要么是山脉要么是沙漠。即便是这四条路也不好走。要么沿着沙漠边缘走，要么沿着河谷川地走。所以，三川口之战、定川寨之战、好水川之战，宋军总犯川子劫。因为不走河谷就没地方可走。

宋军战场阵战不是问题，问题是后勤。但五路出兵，则遭遇了比后勤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确保五路宋军协调一致、最终会师灵州。

东面的种谔所部，从延州开出，向西北斜插灵州。为了配合种谔行军，宋神宗从山西方面调来了王中正所部作为辅助。

然后，问题出现了。种谔从今天的陕西延安出发，王中正从今天的山西太原开出（集中于陕西北部的鄜州），这两路要会师，必须向银州和夏州方向一起运动。所以，种谔所部就不能斜插西北，而是直插正北。否则，他就没与王中正会师。

但是，种谔所部却在正北方向的米脂寨（今陕西米脂）取得大捷，斩首八千，夏军血染无定河。这是北宋对外战争中少有的胜利。

然而，王中正却出问题了。这家伙抵达陕北之后，已经落到种谔后面。前面种谔所部疯狂收割，后面王中正所部却只能拼命赶路。士兵们是要抢人头立功的。于是，王中正开始放手抢劫了，四面出击搞扫荡。

结果就是：赢得了战役，却输掉了战争。因为进攻西夏，不是为了抢人头，而是为了取灵州。这么一耽误，宋军本来够吃的粮草，变得不够吃了。种谔所部，随即也被王中正所部拖垮。然后，两路宋军一起挨饿。

所以，把战场的指挥权交给听得到炮火的人，就是一个扯淡的道理。听到炮火的种谔各种收割人头，听到炮火的王中正所部各种扫荡抢劫。

但是，然后呢？

然后就是会师灵州变得不可能，东面的这两路宋军基本废掉。

东面宋军的战略目的，为什么不是直取夏州而扫荡西夏东境呢？

毕竟种谔和王中正所部距离灵州太远。确实有这个可能。但是，东部重镇夏州早被赵光义毁掉了。所以，宋军在东面只能扫荡。而所谓扫荡，就是漫无目的地乱打。查看宋史王中正传和种谔传，都能发现宋神宗的诏书所指，即五路会师灵州。所以，进攻西夏，不是为了扫荡西夏而是拿下灵州。

西面是从熙河秦凤出发的李宪所部。

但是，在熙河路和秦凤路的防区，宋夏之间没有直接通道。所以，就要取道兰会路。李宪非常顺利地攻克了会州。

但是，接下来，李宪这个太监开始放飞自我了。“宪营于天都山下，焚夏之南牟内殿并其馆库，追袭其统军仁多唆丁”。他干什么去了？怎么舒服就怎么打。等到灵州战败，李宪所部也就匆匆班师了。

所以，西面的这一路宋军也废掉了。

东面、西面讲完，就看中间两路了。其实，中间应该是三路，还要包括种谔一路。但种谔这个主攻却被辅助王中正搞废了，不是斜插灵州而是跑偏了。所以，中间就剩下了两路宋军。

泾原路刘昌祚所部，沿着清水河谷前进，中途遭遇了西夏重兵。因为泾原和环庆两路是必经之地，所以西夏早有防备。但是，刘昌祚一战破敌，硬碰硬，宋军干翻了西夏主力兵团。夏军虽然坚壁清野，但不会不设防，尤其是在宋军的必经之路。看着宋军会师灵州，这就成了等死。

西夏各种搞事情，到底要干什么？

时间。只要时间够久，宋军粮草供应不上，那么宋军只能无功而返。

泾原路刘昌祚所部，属于中路，但刘昌祚却是辅助。中路大军的主攻，是环庆出发的高遵裕。高遵裕要辖制刘昌祚。但是，刘昌祚彪悍推进，相当于辅助抢了主攻的风头，也抢了高遵裕的功劳。

然后，内部掣肘出现了。

高遵裕严令刘昌祚所部放慢行军速度，不能冒进。于是，刘昌祚所部虽然抵达灵州，却只能在城外扎营。再后，高遵裕和刘昌祚这两个人就开始内部较劲了。激烈的时候，高遵裕甚至对刘昌祚阵前处斩。

西夏等的就是时间，而最有希望的两路宋军却恰恰把时间让给了西夏。

北宋五路大军，本来是让西夏防无可防的。但是，你们这么玩，西夏都不用防。西夏集重兵于灵州的策略，开始发挥作用。

遵裕至清远军，攻灵州，夏人决黄河灌营，复抄绝饷道，士卒冻溺死，余兵才万三千人，遂归。

中间的这两路宋军，就这样一起废掉了。

所以，宋军继承了自己的一贯作战风格，就是窝囊。一次失败，偶然；两次失败，偶然；三次失败，偶然。但以此类推，不能总用偶然来解释吧？关键这些个偶然里面有异常：

一个是宋军的战斗力并不弱。大明打满清，明军确实被杀怂了。但凡野战，几乎从无胜绩。而宋军却不是，城战、西夏没法打；野战、宋军没怂过。明清交战，萨尔浒之战后，明军基本不敢主动出击。而宋军，却频频主动出击，虽然屡战屡败却也屡败屡战。

一个是宋军战败的调性基本一样。这个调性就是窝囊。要么被西夏打成了包围歼灭战，要么是自己把自己给累死了。还有更可气的，就是转一圈、扫扫荡，然后回去了。最后的结果就是：战略目的从未实现、损兵折将从来标配。

一个是战争较量却没有一个统帅。大明打满清，还能培养出一个袁崇焕独挡一面。而大宋的陕西战区，你能找出一个统帅级的人物吗？汉武帝打匈奴，那是小舅子加大将军领兵，是三公级别的。然后，我们再看宋军方面，全是各路经略使，甚至内臣和太监都拉出来了。

所以，我们无法用偶然来解释宋军为什么战败、为什么窝囊。北宋朝廷以及北宋军队内部肯定有问题。此次灵州之战最为典型，问题暴露的也最为深刻。

大宋皇帝，从太祖赵匡胤开始，一直对前线将领缺乏信任。

而宋神宗同样继承了大宋皇帝的一贯调性。战前，知枢密使孙固上书建言：今举重兵五路并进，而无大帅，就使成功，兵必为乱。所以，枢密院的意见是必须任命一个大帅。但是，宋神宗却说找不到合适人选。找不到，这一仗就不该打。然而，宋神宗却一定要打，却一定不任命大帅。所以，五路宋军，战胜则放飞自我、战败则任性撤退。

内部掣肘，武将之间不仅要提防敌人，而且还要提防自己人。

东面的两路，最初种谔主攻、王中正辅助；后来种谔辅助、王中正辖制；再后，种谔又主责、王中正又配合。圣旨频繁下，主将随意换。到最后，种谔和王中正就是谁也管不了谁。种谔收割人头、王中正四处抢劫，然后谁也不管战略目的是什么。而中路的高遵裕和刘昌祚，完全就是自己人把自己人给搞废了。见到了灵州，却迟延十八日而不攻，最后等来了西夏主力。

内臣从军，宋朝的武将系统就是啥人才都有，彻底地一团浆糊。

战国年间，文武分流，文官干文官的事、武将干武将的事。这么做，一是效率高、二是责任清。曹魏年间，桓范的《世要论》已经把臣子分成了大臣、小臣、内臣和外臣，每一种人都有自己该干的事。但是，宋朝呢？李宪这个太监，不能说没能力，但只能是内臣。而王中正“因父任补入内黄门”出身，学过诗书、学过历算，还管过御药房。然后，他竟然被派出去领兵打仗了。这个鬼逻辑，从太祖太宗年间就已经出现了。各种供奉官，全是内臣，却全都领兵打仗去了。

最后的结果就是：必胜的仗，也能打成败仗。其原因不是单个战士、某支宋军打不过，而是整个指挥系统和官僚系统必须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