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八十年代的暑假

本文转自：嘉兴日报

■章 剑

暑假是一个美好的词汇，可以联想到放松的休息、愉快的旅游、诱人的美食美酒，诸如此类。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内心常常想到的是烈日下繁重的劳动，毕业分配时漂泊不定的命运，以及寂静乡村深夜里惆怅的思绪，还有跟夏日一样火热躁动的激情，这些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暑假给我留下的印记。

1981年，我考上金华师范学校，原以为这下子总算跳出“农门”了，没想到汗流浃背的日子刚刚开始。1981年下半年，农村开始土地承包到户，虽然父亲是公办教师即居民户口，但母亲是民办教师，两个弟弟都是农村户口，再加上祖父祖母本来就是农民，有五口人的承包田落到了头上。父母虽然生活在农村，其实除了一小块种菜用的自留地，也没有干什么真正的农活。

平时，我在金华住校读书，躲过了日常的农活劳作，但最繁忙的七八月份，正好是我的暑假，学校回来就投入挥汗如雨的“双抢”。烈日当头，我们得奋战在农田里收割稻谷，还要尽快播种下一季稻子。为了凉快，经常是早上三四点钟就起床，摸黑出去收割，干到七点钟前后再吃早饭，然后继续上午的农活。午饭后休息一两个小时，再继续顶着烈日下地收割，到了三点多回家休息一会，吃点东西补充体能，再接着干活一直到天黑才收工。当年农田里的劳动全凭体力，没有半点农业机械化，40℃烧烤模式下的劳动强度考验着人的体力和意志力，没有人可以帮忙，也没有退路，必须咬紧牙关坚持下去。

那时做中学语文老师的父亲四十多岁，他总是带头下地劳动，经常中午也不休息，吃苦耐劳精神让我自叹不如，母亲则时而一起下田干活，时而在家负责后勤，就连八十多岁的祖母也不怕炎热帮助晒稻谷，我和两个弟弟尽管有点怕苦怕累，却不得不硬着头皮跟着出去干活。干完自家的活，有时还要去城里的舅舅、阿姨家帮忙两三天抢收稻子，他们虽然是居住在县城里，却也是农民的身份，有承包田分配。去城里干活虽然一样挥汗如雨，但舅舅和阿姨家毕竟是县城里的，生活条件相对较好，且对来帮忙的人招待热情，休息时有冰镇西瓜等水果、冷饮，吃饭时有红烧肉等好菜，舅舅有时还悄悄塞我两包“大重九”香烟，我和弟弟们都有受宠若惊的感觉，好像是来混吃混喝的，特别是才十来岁的三弟貌似特别乐意去城里的亲戚家帮忙，对那些享用过的美味念念不忘。

那几年暑假的农活让我切实体会到了农村生活的千辛万苦，体会到农业生产方式的落后，以及贫困生活给农村百姓造成的压力。有些事深深留在了我脑海里：有一次，我看见同村的兄弟两人，为了干旱田地里沟渠放水的先后，居然争吵起来，差一点动手，还好旁人及时劝阻了。生活的重压下，利益面前亲戚朋友反目成仇，难守道德伦理的底线，这样的现象在当年的农村并不鲜见。

稻谷晒好之后，我和父亲到粮站交公粮，炎炎烈日下，用独轮车把一袋袋稻谷推拉到三五里之外的囯有粮站仓库。农民们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粮站管理员过来验收过磅，管理员则拿着一根带钩的铁棍，到处捅一捅装满稻谷的麻袋子，钩出一些稻谷，然后用牙咬一下，判断稻谷是不是符合晒干了的标准，不时大声吆喝。农民们提心吊胆恭候着，陪着笑脸，递着香烟，生怕被刁难。我好几次都跟父亲嘀咕，希望把承包田退还村里或转让给他人耕种，我们可以轻松点，两个弟弟都在读书，需要多点时间休息和做功课。但父亲觉得家里经济困难，承包田多少还是给家里增加了收入，舍不得放弃，我们也只好服从父亲的意志和决定。

或许是因为三个儿子快速长大的缘故吧，那一间半的房子不足二十个平方，已经无法容纳五口之家，1982年父母决定建造新房，为全家创造更好的居住条件。那时，家里其实根本没什么积蓄，纯粹是举债搞建设，靠亲戚朋友借款凑几百元钱，就拉开这个对小家庭来说非常艰巨的基建工程。因此，本着能省则省的原则，除了泥工、木工等技术活，其他的都尽量自己动手，造房子所需要的沙石和泥土，都需要自己从外面运进来。在农活的空余时光，我们的任务就是用独轮车去外面拉沙石和土方回来，为造新房子填土方。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劳动任务，我们每天都干得大汗淋漓，由于经济实力不足，造这幢一百多平方的房子就像蚂蚁搬家，前前后后花了四五年时间才算基本完工。

没干过农活的人真难以想象，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无论是农田里的劳动还是造房子这种事，一切都靠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勤奋劳作。那时我正处于身体的成长发育期，精力充沛，也算有点吃苦耐劳精神，但也经常干得疲惫不堪，有时累得倒头就睡，想看会书却直打盹。师范读书三年，毕业后在学校工作五年，整整八年时间，每个暑假都在繁忙的劳作中度过。一直到1989年暑假，这一年的暑假，我从学校调入机关，母亲和弟弟这时都已从农村户口转成居民户口，我家退还了承包田，这才算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

那些年的暑假除了繁重的劳动，剩余的时间实在是寂寞无聊，我只能尽量找点书看看，找到什么看什么，主要还是以文学作品为主，我记得《傲慢与偏见》等一些文学名著也是在那个时段找来看的。但当时农村几乎没有文化生活，无处找到好书，同龄人除了学校的教科书和考试用的辅导书，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可阅读的书籍。如果偶然在亲戚朋友家发现有文学读物，肯定如获至宝，借回家如饥似渴地阅读。

当年，家里的房子非常狭小，母亲让我们兄弟几个晚上就住在村里小学的一间教师宿舍里。我们除了看看书，还经常在小学的操场上披着月光练习武术，这是电影《少林寺》风靡以后带来的影响。还有一点乐趣就是夜晚收听电台，给寂寞无聊的我们带来一点新的信息和故事。那个小小的收音机是我用学校节省下来的生活费购买的，花了二十多元钱，对我来说是当时最大的一笔开支，最重要的个人资产。可惜有一天被人顺手牵羊给偷走了，我很沮丧，母亲也心疼损失，还责备了我们一通。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暑假除了繁重的劳动让我难忘，还有毕业分配漂泊不定的命运也让我记忆犹新。1984年暑假，我在大汗淋漓的劳动中接到毕业分配通知书，让我到远离老家三百里之外的衢州市教育局报到。我半夜三更搭乘永康运输公司的大货车，风尘仆仆赶到衢州，那是7月下旬，赶了那么远的路报到，仅仅是到教育局人事科报个名而已，然后告知8月20日再来正式分配工作。8月份农活正忙，父亲不想让我太早离开而少了帮手，我只好等到8月20日才起动出发，到金华时买不上当天去衢州的火车票，只好又在金华耽搁了一天。当我次日赶到衢州时，车站上碰到几个先前已经报到的同学，有的告诉我分配在市区某小学，有的告诉我分配在某国有大企业集团的子弟学校，让我好生羨慕，憧憬自己的前景。但当我来到教育局时，却被告知分配到远离市区的农村学校，我顿时感觉如五雷轰顶，天旋地转。当我无奈赶到被分配的偏远乡村小学时，眼前的一切让我大失所望，深深感受到被命运抛弃的悲伤，那时也曾一个人黯然落泪。从此，我对暑假又多了一份别样的记忆：这是一个命运变幻莫测的时节。

在农村学校从教五年，每年暑假我都要尽可能早地赶回学校，因为这往往是教育系统人事变动的时节，我希望早一点获得信息，争取主动。1985年8月下旬，几番周折，得益于友人相助，在开学前夕，我如愿以偿调动了工作的学校，改善了生活和工作的环境。从此，我也更加相信，暑假是个改变命运的时节，必须随时关注暑假里发生的一切。

以后的几个暑假，我都会在8月20日这天返回工作的学校，这时离开学还有一个多星期，教育行政部门也正在紧张地安排开学的相关工作，我会找熟悉的同事或朋友串串门，了解一下最新的信息，关注有没有新领导新同事到来，当时很期待有年轻教师能分配过来，增添校园生活的活力和可交心的伙伴，特别是希望不要再发生像当年毕业分配那样无法把握的事件。有时附近学校或医院新分配来年轻的女教师或医生护士，会立刻引起小镇上机关企事业单位众多单身青年的高度关注，各种消息纷纷扬扬。这个时节会发生熟悉的同事朋友忽然调往城里工作了，或提拔派往其他农村学校做校长了，这些消息也会刺激我，让我羡慕和向往，渴望自己有一天也会碰上突如其来的好事。

其实，我也在暑假里不断有些变化和进步，1986年暑假结束时，我做了学校的大队辅导员；1987年暑假结束时，让我担任全区的小学数学教研组长；1988年暑假结束时，我被提任了学校教导主任；最大的变化是在1989年，这次我在6月份的学期结束前夕，获悉了将调入县教育局（时称教委）工作的小道消息，这让我非常意外和惊喜，激动得彻夜未眠。次日，我就赶到县城去核实消息。这个暑假回家我只呆了十几天，帮家里收割了稻子，农活没忙完，7月下旬我就返回学校。我很担心有什么意外的变化，既定的好事节外生枝，鸡飞蛋打。好在一切皆如所愿，我接到了去教育局机关上班的正式通知。这是人生道路非常重大的转折，也是在暑假里发生的最激动人心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工作性质的变化，我对暑假慢慢失去了关注和体验，但偶尔也会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难忘的暑假，那挥汗如雨难以承受的艰苦劳动，那令人迷惘无处诉说的毕业分配，那暑假里为了调动工作单位而四处奔波的无奈，还有寂静孤独的乡村月夜里无边无际的胡思乱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一切都已经成为人生的画卷，或许这也是很多那个年代同龄人的共同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