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的家庭教育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分裂割据的时期，在长达三百多年的历史里，除西晋曾短暂地维持统一外，其他时间均属分散割据、朝代更替频繁的状态。这一时期的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内迁中原，并建立起众多的政权，相互间经常爆发战争。

在十六国时期主要有匈奴的前赵、北凉、夏；巴氏的成汉；揭之后赵；鲜卑的前燕、后燕、西秦、南凉、南燕；氏之前秦与后凉；宪族之后秦等。

此后拓践鲜卑所建立的北魏，统一北方，结束这一地区长期混战的局面。而后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两者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取代，最终北周灭齐，再次统一北方。本节我们即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置于这一历史脉络中考察。

一、倡导汉化，施教的书籍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所建立起来的诸多的少数民族政权，他们的统治者有一个共同点，即都崇尚儒学。因此虽然这些政权一般而言，存在的时间都不太长久，但他们努力争取汉族士人的支持，并将有才学之人纳入其统治圈子内。

再者是尊崇儒家，兴建学校，而各政权所建立的学校教育制度，实际上也为此后北朝更深刻和更广泛的胡汉文化融合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继之而其的北朝，其文化教育政策是以儒、道、佛杂糅，但仍以儒学为主。

在家庭教育方面，这些少数民族政权的家庭教育所用的史籍直接记录的相对较少，而且限于文献，我们主要能粗略了解的也主要是关于这些政权上层人士的教育情况。在当时，进行汉化教育最强烈和最彻底的倡导者是当时各政权的统治阶层。

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阶层所接触和阅读的书籍，主要是以儒家典籍为主，或许还有《孙子兵法》以及一些史书。这可能与当时各政权战争频繁，统治阶层必须具备一定的战争素养有关。

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所崇尚的儒家经学，与南方所倡导和流行的经学是不同。南方逐渐兴起并不断流行的是玄学这种义理之学，但北方少数民族各政权所提倡的经学则属章句训诂之学。

早在两汉时期，经学就已经开始存在玄学经学和训诂经学两种不同的治学方法，而且这两种学问在当时同时存在且不断发展。但到了东晋以后，由于中国逐渐形成了南北对峙的局面，南北方在文化上便有了比较明显的区别，南北双方所崇尚的经学也存在很大的差异性。

一般而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经学主要在南方传播和发展，而北方则重视汉儒章句训诂之经学传统，北朝也延续了这一传统。由《北史儒林传序》记当时南北学风的情况，即“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

具体内容上，当时江左的经学，是以王弼的《易注》为代表的已经玄学化了的经学为主，而且可以说，在当时这种经学是带有反传统色彩的；而河洛地区，即当时之中原范围内的经学，则是以郑玄、服虔的经学为主。

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郑玄之经注，郑玄的经注博大精深，并且详于制度训诂，因此历代也是被视为“汉学”之正宗和代表，而服虔的《左氏春秋》学，其思想体系实际上与郑玄之经注风格相似。此为南北经学之不同。

尽管如此，我们也要看到双方的经学也是存在有共同之处的。尤其是郑玄的《礼》学，实际上是综合地吸收了今文和古文的成分而成，实为南北经学家所共识同宗。此外，在北方的经学之中，实际上也存在不用郑玄之说而尚王萧的，甚至折中于两家，或兼综汉晋的情况。

可见北方之经学也并非完全死守郑玄章句而漠视其他经学。因此我们不能将南北经学的差异绝对化。那么，为什么当时北方统治者所接受经学，首先接受的是以郑学为代表的章句训诂之学，而且偏重于郑、服为代表的章句训诂之学？

在我们看来，似乎当时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玄学化的经学，如王弼的经学等，一种是郑、服为代表的“汉学”。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具体环境。

但大体可以肯定的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当时的“汉学”和“玄学”实际代表的是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甚至可以说是当时两种不的政治理论体系，如唐长孺先生所言：“玄学决非如后世所想象的那末超然，那末空涧，而是反映现实社会经济和政治的一套政治理论。”

此可以成立的话，那么两种不同的经学，实际上代表了南北社会不同的发展阶段的政治诉求。魏晋玄学的出现，一般说来，与当时世家豪族的发展和没落有直接关联。而玄学化的经学中所蕴含的虚无主义倾向，与在当时北方着重在于建立和巩固政权，急需借助儒家经典建立各种政治制度显然是不相符的。

再者，北方经学传授的重点在于训诂典章制度，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战乱之际，在凉州所建立前凉和后凉形成的河西文化直接继承了汉代经学。因远离中原，保留了汉代经学，尤其是郑玄之学，而后又传回到了中原地区，加之当时南方的玄学之风由于政治上南北相互对峙的原因，玄学在北方也影响不大。

再者，为着汉化的目的，北方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尤其是拓跋鲜卑进入中原以后，他们需要尽快地熟悉儒家的经典，依靠纲常名教的模式建立各种的国家制度，并培养家庭子弟。在这种情况下，接受当时北方仍保留的章句训诂之学似在情理之中。因此，此时北方少数民族虽然也重视经学，但和南朝玄学化的经学有很大的差异，这也是北方少数民族家庭教育与南朝家庭教育的一大区别。

二、教子团结

这里的团结，即有帝王教导诸子注重兄弟间内部的团结之意，也有规劝诸子团结其他人之意。因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政权，与南朝典型之宋、齐一样，帝王之家也经常出现兄弟、子侄互相残杀的情况。

比如北齐政权，在高洋去世后，他的兄弟与子侄们为了争夺皇位而互相残杀，严重削弱国力，在北齐灭亡之前的仅十多年里，就更替了五名皇帝，可见内斗之惨烈。因此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教育诸子要加强团结，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少数民族家庭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

对于当时的帝王而言，兄弟间的骨肉之情有时在巨大的政治权力斗争面前会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对于倡导在权力中心的子弟们加强内部的团结是尤为重要的。如史书记载北魏时期西北的吐谷浑国主阿豺有二十个儿子，他在临终前，让他们各拿一支箭，他先将一支箭交给其弟慕利延，叫他折断这支箭。当然，慕利延很轻易地就就把箭折断了。之后阿豺又令诸子将二十支箭一同交给慕利延，叫慕利延把它们一起折断，但慕利延却没法将之折断。

阿豺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教育其儿子，要他们一定要团结一心，即所谓“单者易折，众者难摧，戮力一心，然后社稷可固。”这也表明，当时的诸多君主临死前仍十分担心兄弟骨肉之情难以抵挡对争夺权力的强烈欲望。

当时一些少数民族帝王也意识到，要获得事业的成功，不仅诸子间需要团结一心，而且还必须团结众人。如《晋书李期传》记十六国时期成汉政权李雄，曾进行一场目的在于教育诸子团结他人的比赛，结果“多者不至数百”，但是其第四个儿子李期却能“独致千余人。”

对此，李雄对李期尤为欣赏，因此日后在选官用人上面，李期所推荐的人，李雄多釆纳为官，以视对李雄的信任和肯定。由这些事例可以看到，当时少数民族帝王为了教导诸子注意团结，可谓用心良苦。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汉化是一种历史趋势。为巩固政权与壮大自身实力，还需要注意团结其他的民族，尤其是人数占优势的北方汉民族，这对统治是十分有利的。

对帝王来说，具体的手段之一是鼓励诸子进行汉化。因为在汉文化代表普遍认同的一种文化意识的情况下，让诸子们熟悉，甚至深刻理解汉文化，以与中原广大民众有共同的文化心理，对他们统治其政权区域内的汉民族是十分有利的。

此外，当时各少数民族实际上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汉文化，其各自的政权区域内民族构成复杂，始终存在爆发矛盾的可能性，因此一些统治者十分关注统治范围内的民族的团结问题，鼓励诸子汉化和在政权范围内推行汉化一样，都会有利于民族的团结。在这方面，典型的如北魏孝文帝拓践宏，他曾劝诱其弟支持汉化。

甚至有的少数民族首领还教育子嗣消除分立，归附中原。如十六国时南安（处今甘肃）之羌族首领姚戈仲在西晋末率数万人迁移到榆眉（今陕西千阳东），在此之后，曾依附过前赵和后赵。他教育自己的儿子“吾本以晋室大乱，石氏待吾厚，故欲讨其贼臣，以报其德。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

某种程度上讲，这种对中原文化在心理上的一种认同感和倾心，在当时也有利于搞好民族之间的团结，这或许也是当时诸多少数民族政权强调汉化的一个作用，即可以促进了民族的融合与团结。

三、总结

从文化的角度来讲，在这个阶段，胡、汉文化突出的一个特点是经历了一个从“异质冲突渐进到兼容杂糅”的过程。而且从整个的发展演变来看，当时北方各朝各代借助教育的手段来推动汉化是他们共同的一个治国方略，虽然期间也出现过反复，如东魏北齐曾出现的有反汉化的趋势，但总体上胡汉文化融合的大方向是无法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