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好男风同性之好名正言顺？

魏晋南北朝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最奇妙的时代，一个逆流而上却又承前启后的时代，她是华丽乐章的诡异，她为后世铺好了通往繁华的大路，但她绝不是你印象想象中的“美好且荒唐”

这一时期，政治上虽然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争也比较多，但就全国范围来说，社会经济仍是在缓慢发展的；尤其南方地区更是这样。而在这极具混乱荒唐的年代，其文化方面却比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要蓬勃璀璨。

民族融合的时代

东汉末年，塞外的各大游牧或半游牧部落纷纷内迁，一步步卷入中原王朝的政治斗争。至晋朝八王之乱后，中原内耗严重，权威旁落，游牧民族更是反客为主逐鹿中原，历经几百年的民族融合最终缔造了辉煌的隋唐帝国。这段北方发生的历史，被写入教科书，成为了那段时间中国历史的代名词——魏晋南北朝。

从西晋到东晋的这次溃败是汉族王朝第一次大规模收到挤压而南渡。其结果却是文明的反向融合，方有之后的隋唐。

但或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在同一时期，不发达的南方也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民族冲突和融合情况。这场冲突的结果，是秦汉时代在江汉流域留下的大片统治空白被填补，东亚大陆的政治经济和民族一体化越发深入、稳固。

杂糅合成后无可避免的便是：乱。

时代之乱

南北朝的主基调是大分乱战时期，在这三百余年的时间可以用三个主要时期来分解：

三国（魏蜀吴）

两晋（司马家篡权，灭吴统一三国）

南北朝（南北两地政权更替，直到杨坚建隋）

简单来说，特点就是：乱。

1、政权乱

东汉以前，中国政治史经历了几种重要模式。其一是西周的贵族模式，即在部族征服的基础上，对被征服地区采取绥靖统治，在统治集团内部以宗法制为根据进行分封；其二是战国后期的“商鞅式图景”：上面是君权金字塔，下面是无数自耕农。

而东汉以来豪族与贵族政治的出现，也为其提供了第三种模式。这种模式中，国家再次走向了割据，但这种割据不再是统治集团内部进行的有计划分封，而是基层自发形成的社会集团化与团块化。集团化下控制的人口与土地逐渐脱离国家控制，它意味着从“商鞅式图景”里向外夺离资源。

其实从秦汉开始，国家政权就一直与封建有所交接。历代君主皆知大一统帝国下被贵族“挖墙脚”的麻烦，采取过不少应对措施。秦始皇和汉高祖都对贵族进行过分封，文帝之后则开始定期徙陵，强行在关东收割、迁徙大户，汉武帝更是直接设立了州刺史政策。

但这些对地方豪强的警惕，在后期仍然无法阻挡他们的喷薄。东汉结束以后，出现了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短暂的统一和东晋偏安一隅，在北方出现了少数民族建立的五胡十六国，最后北魏统一了北方，南方的东晋政权瓦解以后则建立起了南朝宋齐梁陈，政治更迭更加频繁。

而南朝在官员的选拔上十分的僵硬化，朝廷高层基本被世家大族垄断。南朝政权为了对抗大家族膨胀的势力，准备采用民间的人才。但选拔官员的权利却依然控制在世家大族手里，（比如今日王家当中正，选了李家的儿子当官，择日李家就不能选王家的子弟当官）

因为当时的九品中正制还在，选人主要还是以德为主。但到了司马家掌权后，九品中正制就走样了，选人只凭世家地位，就算有德才兼备的寒门士子想博个小官，简直比种彩票还难，所以此后皇族即推生出了科举制度。然而真正开始实行科举制是时候隋唐朝后事了，而九品中正制是废于隋朝。

2、民族乱

魏晋民族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话题，魏晋民族压力之大远甚两汉，由以北方为主。

自东汉伊始，光武帝缘由劳动力短缺与休养生息的因素，引北方少民南迁至幽州朔方一带，同时东汉对北方整体采取被动政策。本身光武帝的初衷是好的，可是没曾想东汉中后期少民逐渐南移，至东汉末年已经占据关中与黄河一带的多数人口，这为魏晋时期埋下了祸根。

当然这也不是中原王朝衰败的直接要素，关键的环节在于中原王朝能否压制住少民异动。如曹操数征乌桓，司马炎平叛秃发树机能，都是北方统一政权压制成功的例子。所以晋丧失北方就是其失去了压制的根基，以至于民族矛盾一触即发。

一般来讲八王之乱是导致国本动摇的根本原因。

不过八王之乱本身的初衷，也是司马炎为了维系自身统治。司马炎想要分封诸王压制膨胀的士族势力，也未曾想诸王反而与士族合作，形成了与中央分离的政治力量，摧毁了西晋，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北方少数民族大量内迁，中原少数民族大量南迁，于是出现了自春秋战国后的有一次民族大迁徙。即使到了东汉以后，汉族对南方的各种土著民族也只是粗略地有着四种分类，分别是越族，蛮族，僚族，俚族。(南朝政权所称的蛮，多是指长江中游的非汉群组。同时蛮也泛指所有南方非汉群组。)

其中越族居于东南沿海，蛮族主要广布于江、淮地区，僚族则集中于西南地区，而岭南地区则是僚族与俚族杂居之地。越族华夏化也最早，其前身直可追春秋越国，而历经两汉尤其是孙吴对山越的打击后，越族的活跃已经不再频繁。

东吴和蜀汉虽看上去幅员辽阔。但其核心区其实只是四川盆地和长江沿线。对广阔南方的控制主要为巩固后方和平。相比曹魏，蜀吴的布局空间是非常狭窄的。

但到了更远的地方，南朝对于西南和岭南地区实在是鞭长莫及，真正处于其统治重点地区的只有江淮之间的蛮族，南朝汉族和土著民族冲突和融合的重点也是在江淮之间。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将蛮族分为三大类:

一是传说蛮族祖先源于槃瓠，

到汉代发展为以长沙武陵蛮为中心的蛮族；

二是传说祖先源于廩君

，

汉代发展成为以巴郡南郡蛮为中心的蛮族；三是汉代号为“板楯蛮”（实为巴人的一支）者，主要聚居在巴郡阆中一带。

然而到了南北朝对立之时，有相当数量的蛮族迁移到了南北交接的边境线的南朝一方，主要是位于秦岭东段汉江上游，和桐柏山淮河上游两大地区。晋室南渡，定鼎建康，对内要建立侨居政权对本土吴姓大族的弹压，对外则要迅速构建起江汉淮一线的防御阵线，抵御北方异族南下。

但晋室对于长江中游山地中的土著蛮族暂时无暇顾及，无法做到孙吴时期的持续压力，山间土著的生存压力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南北政权的对立，也让蛮族土著有了两面斡旋的空间，可以从双方获得种种好处。

更重要的是，乱世之中的大量流民脱离王朝的直接统治，相当一部分或出于避乱或出于逃避赋税，逃入深山成为了蛮族的一部分。蛮族抓住这历史的缝隙疯狂成长，人口膨胀的各个部落走出了深山，在汉江两岸耕种土地，与北方流民杂处，双方在土地水源等资源上的分配多次激烈竞争。

3、宗教乱

儒学独尊的局面被打破，玄学兴起，佛教，道教发展，是中国古代文化史上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旧的思想桎梏解除，思辨哲学发展；佛教传入，带来新的信仰和文化元素；道教不断改造，神仙体系完善。

代表当时主要自然知识体系的阴阳五行继续发展，呈现出新的形式；各种知识和信仰交相辉映，互相影响，中华文明呈现出空前的思想自由、文化繁荣的场景。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民不聊生。此时已经是独尊儒术的约第三百个年头，人们君君臣臣，克己复礼到现在，却发现社会并没有想理想中那样天下大同，反而是天下大乱。

权臣篡位，宗室逼宫，亲人反目，骨肉相残！血腥，权欲充斥其间。仁义在哪里？礼教于何处？于是礼教在魏晋南北朝几乎变成虚伪的代名词。相应的，儒家被放在一旁，老庄哲学开始兴起。宽袍大衣，酗酒，嗑五石散，抹粉，清谈，这就是一个魏晋名士的形象。

后随着北魏政权的壮大，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融合成了棘手问题。北魏政权发现，他们虽然打败了汉人，却意识到与汉族难以融合，且统治地区汉民不太接受外族政权的统治。

因此，北魏政权开始向佛教靠拢，以佛教的信仰力量来控制汉人，在佛教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这可以减少汉人对自己文化的歧视。于是，在北魏王朝的推动下，佛教开始大规模发展。佛教由"胡教"成为国教。

由于佛教也是首次进入中国，在发展壮大过程中文化融合上还存在误解，导致出现诸多问题。一方面多年的战争让普通民众痛苦迷茫，面对残酷的现实，希望得到心灵的慰借，大部分人皈依了佛教。同时佛教的宽容宏大，兼容并蓄，使外来民族得到了精神上的解脱，所以佛教从外来宗教成为了少数民族政权的民族宗教。

佛教的传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传统文化与少数民族交融所产生的矛盾。另一方面为了加强王朝统治，让自己所辖地区的百姓信仰佛教，无疑是最快捷的方式。

由于佛教信徒大量增加，务农的农民减少，僧人成为朝廷的负担，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由于皈依佛教不能纳税，民众纷纷剃发学佛，以减轻自己的生活负担。

随着僧人的增加，寺院也需要扩建。出家后，需要学习佛经，崇拜偶像。这些活动都需要在寺庙中进行。"或耕田，与农同流，或估货求财，与商争利"，僧人的增加，导致农业税的减少；寺庙的增加导致了财政的大量亏损。

4、文学乱

这是褒义的。通常的说法是，魏晋时期是“文学觉醒”的时代。为什么说是文学觉醒呢？纵观魏晋之前的文学，从《诗经》《楚辞》开始，到汉大赋，文学总是要从属于什么东西。

《诗经》《楚辞》尚处于文学萌芽的阶段，以《史记》为代表的传体文学是史学的载体，汉赋又大多是歌功颂德之做，而到了魏晋开始，就出现了“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品。

比如《古诗十九首》，现在的人们，更欣赏《古诗》而不会对汉大赋有多少兴趣，就是因为《古诗》承载着更具永恒的价值，而汉大赋只是一时之作。文学到这里，才算得上真正的文学，因为文学家都开始自觉抒发个人情感了。

“三曹”，竹林七贤，都是如此。再加上社会的动乱，更容易让文学家做出伟大的作品。人们常说“国家不幸诗家幸”，又说“欢愉之词难工，穷苦之辞易好”，就是这个道理。

这个年代，上承两汉光辉，下启大唐盛世，在文学上就表现在，散文、骈文、诗歌乃至小说，都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为文学而作，为人而作，一系列的作家都极大转变了过往的文学传统。

鲍照，谢朓，谢灵运，庾信，以及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文学家陶渊明，

都是这种转变的代表。所以有了这些趋势，才有了盛唐文学，才有了后世的诸多文学传统。

魏晋之前是儒学的天下，而在南北朝这样的乱世里，生存都成问题，谁还管那些三纲五常、君权天授的那一套。人心渐变，魏朝的士大夫开始向法家靠拢，以刑名之说杂以仁义之道，开始了新一代的学风。

至此建安年间的文学为之一变，时而大气磅礴、时而悲怆凄凉，一扫汉末文风的浮夸，有了一种硬汉的风格，全无汉末文人那种无病呻吟的酸腐。

只可惜建安风骨只是

昙花一现

罢了，西晋时期，玄学开始流行。对于在那个朝代玄学就好似陈年的白酒，虽入喉灼痛，却唇齿留香，在那个末世情节里，士大夫们无奈却抱着希望，以狂笑掩盖悲伤，一种悲凉却又洒脱的情怀，或许这也是后世许多人向往魏晋之风学的原因吧。

一言以蔽之，魏晋南北朝就是一个旧世界难以为继、新世界呼之欲出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