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记创作的挑战与坚持

我写作《章回之祖——罗贯中传》(作家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似乎出于“偶一闪念”。迄今想来，我对于这一写作所面临的难度一直准备不足。但不知不觉中，错杂、浩瀚、纵横的九年时间过去了。何谓“偶一闪念”？这么说吧，我来写作这部书似乎没有特别充分的理由，因为之前我的文学耕耘一直在散文、诗歌、小说领域，接触过一些与罗贯中有关的写作任务，但也仅限于地方文化中出于乡谊的成分(因为《录鬼簿续编》记载：“罗贯中，太原人。”)。所以，在2013年夏，因为哲夫老师的推荐开始介入这项工程之时，我常有恍兮惚兮之感。但这一因为无知而无畏的“闪念”从此构造了我的生活。

自2013年夏天的尾声完成写作大纲，并与作家出版社签订正式协议以来，这部书的写作迄今已然跨越了九个年度。在此期间，我从太原市文联《都市》杂志社调到山西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写作工作；去北京读完了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办的文学创作方向硕士研究生班。在接受本书写作任务的最初三年间，我将工作重心放在前期准备工作上：通过各种途径购藏了与《罗贯中传》写作有关的、出于古今中外各类著者之手的数百本图书；阅读、解析并顺藤摸瓜地走访了山东、河南、四川、重庆、陕西、北京、江苏、浙江、河北、福建及山西清徐、祁县等全国多个或与罗贯中生平相关、或与罗贯中研究不无牵涉的省市区县。这些工作陆续完成后，我于2016年5月18日开始动笔创作，到7月31日完成近八万字，形成本书将近半数的篇章。

但在2016年的后半年，由于读研备考之事，此书的写作便暂时搁置下来。

研究生录取事宜尘埃落定，我在2017年3月31日再度拾笔续写时，却发现由于中断，形成了新的思考，全书业已完成的章节也感觉面目全非，于是在整体结构和细部方面重新梳理，用了大概一个半月进行恢复才真正进入第二轮写作状态。这次写作从5月18日一直持续到8月26日。2017年9月我去北京师范大学读研之前，《罗贯中传》的基本文本规模达到16万字，但仍未最后定稿。而在此前与此后，我参加过两回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丛书编委会组织的专家会议，参加过一次中国传记学会组织的学术会议。基于国内罗贯中传记写作的一片蛮荒局面，在会议中求教于各方专家，虽获益良多，但对于如何彻底完成此书的写作，却愈来愈觉得艰难和需要加倍地慎重起来。此中最重要的原因，自然首先是罗贯中生平文献的匮乏，但还有一个无法忽略的关键因素，即本书传主最重要的著作《三国志演义》是否同出于《录鬼簿续编》所记之杂剧家罗贯中之手？学界一直未有确论。在这种分歧面前，传主的面目自然无法变得清晰起来。

研究生学业的三年间，由于拿不出根本性的说法，我头脑中的疑惑之处渐渐增多，所以《罗贯中传》的终稿便一直难以出笼。前述分歧带给此传写作最大的麻烦在于，传主的生平链条无法在矛盾重重的面目中首尾贯穿，且极易发生时空错位，赓续大体无法，更难以传记的基本要求行文。因此，在2020年的秋天，当我决定将此书结稿、完成许诺之时，我发现我面对的不是需要稍作修改的16万字，而是在时间流逝、思考不断蔓延的作用力下，凸显出更多自我质疑和否定的16万字。

2020年腊月到2021年暮春时节最后数月的突击修改，我便是在这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受中度过的。到2021年4月30日，我向一直联系的原文竹女士提交18万字《罗贯中传》文稿时，也并没有出现如释重负的感觉。经过多年的传记写作，我原有的超强的自信心退去了大半，一种从未体切至入微的无知和无力感盘亘在我的心头，良久不去。唯一或可感到幸运的是，由于多年的坚持，这件在9年中我都没有觉得会确切落地而生根的事居然成功！

2021年末，书稿审读意见陆续返回后，结合审读专家的意见，我又进行了一次整体性的修改。终于到2022年中，于炎夏带来的暑热中正式将书稿完成。我所能呈现的，是遵循了学界的基本研究，并以我迄今仍觉粗浅的判断力而拿出的一部粗线条的、不乏推测性结论、虽有旁征博引但距离真正的传记尚有诸多差距的著作罢了。

本传字里行间，关于罗贯中生平行事的段落不免各种缺漏，笔者将着眼之要点，放到了罗氏在精神层面的觉悟和灵魂之细节。因为关于传主原始的记录，实不至于支撑本传铺排行文，故本书在开展之际，常涉笔于元末与三国时代大势，对传主本人来说，似旁及过多，此为无奈之举。

罗贯中一生著述，以《三国演义》为其核心，因此本书提纲挈领，以一个人、一部代表性的作品，对应于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此可谓笔者撰写此书的起点，也是全书最终的归结。

在行文尽可能删繁就简的前提下，为了厘清错综舛乱的材料之间的关系，使全书的叙述显得可信，本书在以有限的记载为据叙述罗氏生平之余，尚在必要之处采取了辩证之法，尽量节制地加入了一点作者的议论。这并非是笔者要故意破坏本书的体例，而实在是由于不愿姑妄言之、草率结论罢了。至于评判此书是否尽得罗氏本相之精髓，只能劳烦读者鉴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