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罗隐的《谗书》

唐朝末年，社会成了“一塌糊涂的泥塘”，混乱到什么程度？咸通八年(867年)，怀州(今河南沁阳)发生旱灾，刺史刘仁规竟然禁止人民反映旱情。咸通十年(869年)六月，陕州(今河南陕县)观察使崔荛，在百姓反映旱情时，用手指着庭园的树说：“此尚有叶，何旱之有！”下令杖打反映灾情的老百姓。

唐懿宗时，翰林学士刘允章上书指岀，“国有九破”——“终年聚兵”“蛮夷炽兴”“权豪奢僭”“大将不朝”“广造佛寺”“贿赂公行”“长吏残暴”“赋役不等”“食禄人多、输税人少”；民有“八苦”——“官吏苛刻”“私债征夺”“赋税繁多”“所由乞敛”“替逃人差科”“贫不得理、屈不得伸”“冻无衣、饥无食”“病不得医、死不得葬”。

终于，走投无路的老百姓揭竿而起，战乱不断，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国难当头，有识之士不甘寂寞，奋笔疾书，发出呐喊！罗隐便是其中的优秀代表。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说：“唐末诗风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辉。但罗隐的《谗书》，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皮日休和陆龟蒙，自以为隐士，别人也称之为隐士，而看他们在《皮子文薮》和《笠泽丛书》中的小品文，并没有忘记天下，正是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罗隐(833-909)，字昭谏，新登(今浙江新登)人。咸通元年至京师应试，屡试不第，史称“十上不第”。咸通八年自编《谗书》，鞭挞黑暗，痛斥腐败，揭露权术，涤荡浊气。不仅思想深刻，主题鲜明，而且文笔犀利，短小精悍，各种文体，运用自如。

《谗书》中《英雄之言》一文：“物之所以有韬晦者，防乎盗也，故人亦然。夫盗亦人也，冠履焉，衣服焉。其所以异者，退逊之心，正廉之节，不常其性耳。视玉帛而取之者，则曰牵于寒饿。视家国而取之者，则曰救彼涂炭。牵于寒饿者，无得而言矣。救彼涂炭者，则宜以百姓心为心。而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

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是以峻宇、逸游，不为人之所窥者，鲜矣。”

什么秦皇汉武，什么刘邦项羽，不过是一些穿着“救民涂炭””的华丽外衣，打着“救民涂炭”的大旗，喊着“救民涂炭”的口号，蛊惑人心，造反夺权，自己黄袍加身坐龙椅的骗子。更尖锐的是，罗隐看到在这个社会，这个民族，想当皇帝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为英雄者犹若是，况常人乎？”“常人”一词，令人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阿Q革命的目的，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赵家的金银细软，钱家的桌椅，统统都要搬到土谷祠里来；小D、赵太爷、假洋鬼子，统统砍头，一个都不留；当然，必须得选一个女人做自己的老婆。

即便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阿Q，也要当土皇帝。

于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皇帝轮流做，今朝是我家。一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就是家天下的更换史。

《汉武山呼》一文：“人之性未有生而侈纵者，苟非其正，则人能坏之，事能坏之，物能坏之。虽贵贱殊，及其坏一也。前后左右之设佞者，人坏之也。穷游极观者，事坏之也。发于感寤者，物坏之也。是三者有一于是，则为国之大蠧。

孝武承富庶之后，听左右之说，穷游观之靡，乃东封焉，盖所以祈其身而不祈其民，祈其岁時也，由是万岁之声发于感寤，然后逾辽越海，劳师弊俗，以至于百姓困穷者，东山万岁之声也。

以一山之呼犹若见，况千口万口者乎？是以东封之呼，不得以为祥，而为英主之不幸。”

讽刺封建帝王听信谀美之词，喜欢听众人高呼自己万岁的呼声。游山玩水，不关心百姓疾苦。罗隐指出，这才是君王的不祥和不幸。

《吴宫遗事》一文：“越心未平市夫差有忧色，一旦复筑台于姑苏之左，俾参政事者以听百姓之疾苦焉，以察四方之兵革焉。

一之日视之以伍员，未三四级且奏曰，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不悅，俾以嚭代焉。

毕九层而不奏，且倡日：四国畏王，百姓歌王，被员者欺王。员日：彼徒欲其身之亟高，固不暇为王之视也，亦不为百姓谋世，岂臣之欺乎。王赐员死，而嚭用事。明年越入吴。”

以史为例，讲述忠臣谏言“王之民饥矣，王之兵疲矣，王之国危矣。”夫差听了不高兴，恼怒之下，斩杀谏言忠臣，最终自取其辱——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举兵灭吴。

《秋虫赋有序》：“秋蟲，蜘蛛地。致身网罗间．实腹亦网罗间。愚感其理有得丧，因以言赋之日：物之小兮迎网而毙，物之大兮兼网而逝。而网也者，绳其小而不绳其大。吾不知尔身之危兮，腹之馁兮。吁！”

以寓言的手法，讥讽封建社会所谓的“法网恢恢，疏而不漏”，不过是骗人的口号，现实是“绳其小而不绳其大。”百姓遭殃，权贵例外。

……

一本《谗书》，收文58篇，“几乎全部是抗争和愤激之谈。”

《谗书》不仅主题鲜明，思想深刻，而且文体灵活多样，有辨、本、叙、说、解、疑、喻、题，有诗、赋、序、书、疏、对、吊、碑。各种文体，运用自如，可谓“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令人折服。

疏，封建时代臣子向君主分条陈述事情的文字。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下级向上级请示汇报，属于应用文。向君主汇报，本是十分严肃的事情，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罗隐，照样拿来为我所用。

如《代韦征君逊官疏》一文，罗隐替受诏第二天便死去的韦征君给皇帝写“辞职书”，借韦征君之口，陈诉辞职理由一一“辞职书”中的韦征君，诚惶诚恐谢主隆恩，一再表示自己无才无德，“于国家则未有丝发用处”。申明提拔自己这样的庸官，岂不“徒令四夷八蛮，疑陛下有玩人之事。”

不仅讥讽当朝的用人制度，一个“玩”字，简直是拿皇帝开涮了。

罗隐处于唐朝晚期衰落动荡时代，流落不偶，屡试不第。看破红尘，形成愤世嫉俗的思想性格。《唐才子传》说他“诗文凡以讥刺为主，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正因如此，不仅皇帝不待见，而且被整个统治阶级所憎恶。世人评价“谗书虽胜一句休”，“十上不第”也就毫不奇怪了。

“他人著书以为荣，比为富贵，己之书则因以而辱，以困穷，仅自取谗，因以为名。”在阿谀奉承盛行的时代，不唱赞歌，不为稻粱谋，没有忘记天下，为苍生发声。一部《谗书》，在“一塌糊涂的泥塘里”，大放光彩，锋芒万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