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用外臣：秦国统一六国的关键策略

秦国兼并六国一统天下的功业是被商鞅、范雎、李斯这样的外臣所成就的，并不是说，秦国本土不生产人才，而是本土人才的包袱太重，根本不能轻装上阵将自身的能量发挥到极限。

事实证明，只有商鞅、张仪这样的外臣才适合给秦国动手术，才能助力秦国在扩张的路上所向披靡，这个理论同样适合关东六国。

而秦国和外臣的关系，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已经说的是明明白白：

“昭王得范雎，废穰侯，逐华阳，强公室，杜私门，蚕食诸侯，使秦成帝业。”

这句话中李斯表达了两层意思：秦昭王用范雎清除了宣太后、穰侯这样的女主和外戚，收回了王权；秦国用范雎的策略不断蚕食诸侯，成就了昭王的帝业。

讲真，蚕食诸侯扩张领土这些事秦国人自己就能完成，白起、王翦都是不世出的将才，相信秦昭王不用范雎自己也能制定出“远交近攻”的战略，这是在实践中就可以悟出来的东西。

但向女主和外戚动手就不是秦国人自己能办成的事了。宣太后和魏冉经过多年的经营，已经将楚系的根深深扎在秦国的庙堂和地方，简直就是全覆盖的节奏，就是王权一时都很难撼动其力量。这个时候，如果让秦国自己人来解决王权和外戚的矛盾肯定会受到多方掣肘，反而不好办。

最好的人选就是外臣，外臣由于在秦国没有任何包袱可以轻装上阵，就像范雎，刚来秦国就嚷嚷着：“天下人都只听说秦国有穰侯，有太后，而不知有秦王。”

呵呵，你让秦国自己人喊一嗓子试试。

所以，秦昭王要想收回王权只能联手范雎这样的外臣。而范雎要想在秦国立足并成为秦王的心腹就必须得拼了命给秦王办事。说白了就是，范雎在秦国的前途命运和秦王是深度绑定的，他只能拼命。

像范雎这样的人本来就是大才，再加上在秦国没有任何包袱，所以，当他联手秦王之后分分钟就给秦国的外戚干政按下了暂停键。

范雎的情况也可以代入到秦武王时的丞相甘茂身上——

即位第三年，秦武王为了打通秦国直通洛阳的道路于是发动了宜阳之战。宜阳属于韩国的战略重镇，韩国将兵源、粮草等资源大量集中于城内，所以，面对城内的十万精兵和楚将景翠率领的援军，外界都不看好秦国此次出兵。

但有人还是一眼看出了其中的玄机，认为秦国一定能拿下宜阳，原因就是，甘茂属于外臣，如果他不能打下宜阳就不能在秦国立足，而如果他拿下了宜阳就会一举奠定自己在秦国的地位，所以，甘茂必定会将自己的意志和能力都发挥到极限。

反观景翠，他在楚国已经做到了官为柱国，爵位为执圭的高度，在楚国已经触摸到天花板了。也就是说，即使他打退了秦国的进攻回去了最多领点赏而已，而如果要是战败，那后果就不一样了，最好的办法就是，按兵不动，坐山观虎斗，在合适的时机出手捞点好处。

结果是，甘茂经过连续好几个月的苦战最终拿下了宜阳这个战略要地并斩首韩卒六万。

▲甘茂图源/剧照

表面上看，宜阳之战是两国实力的比拼，实际上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两国国君不同的用人策略，而用人策略的背后又是各诸侯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网：

秦国用外臣能够将人才的能力发挥到极限，而关东六国重用世族的结果却是，世族在前线摸鱼。

说白了就是，外臣才有危机感，有成就事业的动力，而世家早就已经躺平了。

而且，重用外臣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外臣由于在秦国没有任何根基，他只能将自己的利益和国君深度绑定，一旦国君想放弃外臣，那也是分分钟的事，比如，秦惠文王为了消弭世族和外臣的矛盾，果断牺牲了商鞅，秦武王即位之后一脚就将张仪踢出了局，秦昭王一句话就将范雎给罢免了，嬴政一个命令就将李斯等关东士人给赶出了秦国...

想想，这要换作是秦国本土人，秦王根本就不会如此轻松。

可以说，秦国重用外臣是绝对的低风险高回报，历任秦王都偷着乐呢。

后来的秦王嬴政重用李斯等外臣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他用宗室的话，宗室一不会极度投入，还会造成宗室坐大威胁王权的局面，怎么看都是用外臣划算。

所以，与其说是李斯将外臣的能力无限夸大，不如说，嬴政在《谏逐客书》中读懂了李斯真正想表达的意思：

重用外臣，一本万利。

同样，也只有重用外臣，秦王才能向传统的世族制发出挑战，而只有打破世族制的束缚，秦国才能强大，秦王才能聚焦所有资源向关东六国输出。

都说商鞅是个人才，确实，但如果你让秦国宗室拿着商鞅的方案进行变法，那结果肯定不一样，因为那就意味着他自己给自己动刀，所以这事也只能由商鞅这样的外臣来干。

商鞅和后来的范雎一样，轻装上阵，风风火火就将秦国绑定在了“耕战”和“郡县制”的战车上，迅速就领跑诸侯。

而且，秦孝公是将商鞅推到前台让他抗住所有风雨，而自己则躲在幕后避免了和世族的短兵相接，等商鞅和世族的矛盾发展到极限的时候，秦惠文王挥一挥手就将商鞅给杀了，来平息世族的情绪。

你看，秦国的事办成了，世族的情绪也给他灭了，多好的事。

▲秦惠文王图源/剧照

这种事也同时在楚国上演，楚悼王通过重用吴起变法使楚国一时雄起，扩地千里，重创魏韩。但吴起虽然给楚国作出了贡献他也同时得罪了楚国的世族，所以，楚悼亡一死，楚国贵族就集体向吴起发难，吴起在绝望之下趴到了楚悼亡的尸体上被贵族用箭射成了刺猬。

新王即位之后就拿此事说话：“凡是当时朝先王射箭的人，全部处死。”

于是，当时被诛灭的贵族、宗室达七十多家。

瞧，楚王既收获了实利，还沉重打击了贵族势力，一举两得，美美哒。

同样，吴起离开魏国也是因为他是外臣。吴起虽然给魏国攻城略地、重创秦国，并在任西河太守期间将当地治理得是井井有条，但在受到猜忌的时候也只能无奈离开。

可见，外臣就是一只鞋，不管他助力诸侯走了多少路，但当诸侯感到不舒服时，也能做到说扔就扔。

相反，屈原在楚国为什么不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和屈、景、昭一样的贵族，想要自己给自己动手术，那不现实。所以，屈原的悲剧是注定的。

这样看的话，秦国和六国的主要区别就一条：

秦国重用六国士人摆脱了世族的束缚，将人才的能力发挥到极限从而创造了秦国奇迹；六国被世族势力死死束缚，既不能集中资源，又不能在军事、管理等各个赛道有所创新取得突破性发展。

说白了，用人战略的不同将直接决定七雄的国运，而秦国是最早参透其中奥秘的人。

但话又说回来，像楚国那样被世族全面覆盖的诸侯外臣本身就很难插手，而秦国因为世族力量本身就不是很强大所以才能大力引进六国的人才，还是由自身条件所决定的。

▲秦国世族图源/剧照

至于那个时代为什么会产生吴起、商鞅这样的大才则是因为，随着西周末年的战乱以及诸侯之间的兼并战争造成了一些老牌贵族在生计没有着落的情况下在民间办起了私学。天下从世族官学的模式切换到有教无类的频道，孔子就是其中的典型。

教育资源下沉才是产生吴起、商鞅等人的根本原因。

而士人阶层为了参与天下大事也就只能拼了命学习，在能力上赶超世族，将自己塑造为奇才然后被诸侯特聘，朝为田舍郎，暮登诸侯堂在当时就是平常事。

世族呢，由于本身就有地位和利益的保障，反而在能力上被士族给比了下去，这也是诸侯重用士人的重要原因，为了争霸，国君肯定会用大才嘛，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

所以，对待人才的区别最终造成了战国七雄命运的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