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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笔,尤其是圣旨,承载着皇帝的旨意,带着神圣、肃穆的光环。皇帝写给臣子们的文字,应当也是庄严肃穆的。然而在历史上,居然出现了不少白话文的,甚至带点儿“土味”的御笔,实在是令人啼笑皆非。例如《高丽史》中收录了一篇朱元璋的圣旨:
“说与恁那国王,既然疑惑我呵,……你这般使人来打细,济甚事!我听的你那里放着一个破破陋陋城子,……倭人常来侵你,你便准备三五百船只,交军人捉拿那的,便是好勾当。……将俊人年少的刺了口,更阉了它,海上也干净了也。”
“一个破破陋陋城子”“便是好勾当”“更阉了它”等词句简单明了、干脆利落,实在是接地气到了极致。
更有趣的是,诸如此类的圣旨数不胜数……例如当时国子监的学规散漫,学风日益衰颓,朱元璋就给这帮当时的“大学生”们发圣旨说:“恁学生每听着:……敢有抗拒不服,撒泼皮,违犯学规的,若祭酒来奏著恁呵,都不饶,全家发向烟瘴地面去,或充军,或充吏,或做首领官。……将那犯人凌迟了,枭令在监前,全家抄没,人口发往烟瘴地面。钦此!”
翻译过来就是:如果有谁不听话,让你们老师跑到朕这儿来告状的话,统统给老子流放边疆!谈到不服管教的学生时,朱元璋还用了“撒泼皮”这样一个动作性极强的词语,仿佛老校长正看着满场乱跑的学生叹气,透着淡淡的无奈感。
不只是朱元璋,老朱家的子孙们也留下不少白话文圣旨,到了清朝时更是如此。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些白话文圣旨会突然兴起?皇帝们用白话文写圣旨,究竟是文化水平不够,还是有其他原因?
元代初兴:
“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
其实,早在元代的圣旨中,就已经普遍出现了白话文。例如,成吉思汗曾给丘处机(彼时道教全真道的重要掌教人物)写过一封圣旨:
“丘神仙,你春月行程别来至夏日,路上炎热艰难来,沿路好底铺马得骑来么?路里饮食广多不少来么?你到宣德州等处,官员好觑你来么?下头百姓得来么?我这里常思量着神仙你,我不曾忘了你,你休忘了我者。癸未年十一月十五日。”
“路上炎热”“马得骑来么?”以及“我不曾忘了你……”这听起来似乎和今天的白话文差异不大,很难想象这段文字来自数百年前……还出自成吉思汗……
事实上,和今天普通话比较相近的白话文在宋代就已经出现了,还广泛流行于民间。而这种相对比较简单的白话文,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蒙古人来说,也相对更益学。
明代发扬光大:
自信放光芒
到了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出身草根,圣旨也写得极其接地气。除上文提到的外,还有:“说与户部官知道,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我这大军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县里下着绕地里去点户比勘合,比着的便是好百姓,比不着的便拿来做军。”(这是朱元璋在一次人口普查时给管理百姓户籍的户部下的“指示”)
“若自己从来无诚心呵,虽有人劝,着片瓦工夫也不去做……恁官员官民人等,好生遵守着我的言语,勤谨用工,不许怠惰。早完成了,回家休息。”(这是朱元璋劝官员、军、民夫、匠人要好好工作的圣旨)
这样的语句,不仅官员们读起来省力,老百姓也能听得更明白。这也是朱元璋喜欢用白话文写圣旨的原因之一,再有,就是他自己的用语偏好和他对文言文及读书人的“复杂感情”——朱元璋少年时期漂泊流离,亲眼目睹过元代官员剥削民众、中饱私囊的种种行径。在成为皇帝后,尽管他认识到利用文人的智慧对于治理国家至关重要,但对于那些文人,尤其是官员,他始终保持着一种难以亲近的心理距离。也正因如此,朱元璋对文人们那种过分修饰的文言文似乎有些“过敏”。他虽明白文化的重要性,也积极地读书学习,但对于文言文的使用,他始终是不适应的。相反,他将白话文用得烂熟,还颇有些引以为傲的意思。
清朝朱批:
累并快乐着
到了清朝,不仅圣旨,在皇帝的朱批里也可以见到大量的白话,康熙的惯用批语“朕知道了”还一度成为热梗,被广大网友津津乐道。
而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康熙的儿子雍正的白话文批复可谓更加“精彩”:“朕就是这样汉子,就是这样秉性,就是这样皇帝。尔等大臣若不负朕,朕再不负尔等也,勉之。”翻译:朕就是朕,不一样的烟火。
再如,雍正在蔡廷的折子上批道:“李枝英竟不是个人,大笑话!真笑话!有面传口谕,朕笑得了不得,真武夫矣!”翻译:朕笑了。朕不仅笑了,朕还要贴脸开大!来人呐,给李枝英传口谕,告诉他朕笑得不得了了。直到今日,我们仍未弄清楚这位“李枝英”究竟是哪位仁兄,李枝英本人大概也未曾想到,自己会以这样一种诙谐的方式被后人记住……
而在雍正留下的批文里,诸如此类的内容不可遍举,如:“你是神仙么?似此无知狂诈之言,岂可在君父之前率意胡说的!”翻译:你是疯了吗?怎么可以乱讲话!
“图理琛是在广东拿住你哥哥的人,叫他来拿拿你看!”(这是雍正在年羹尧折子上面的批复)翻译:年羹尧你给朕等着,下一步就收拾你。
“好事好事!此等事览而不嘉悦者除非呆皇帝也!”翻译:给朕乐坏了,哈哈。
“朕将王嵩调到,看伊竟是一不堪弃物,满面鄙俗之气。”翻译:丑到朕的眼睛了,生气。
“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翻译:朕也想你。……
总的来说,雍正竟还是一位颇有才华的段子手。他之所以这样写批复,一方面是性格使然,一方面大概也有些“苦中作乐”的意味。毕竟清朝皇帝的工作量很大,雍正还是其中出了名的“劳模”,他曾经自述说:“各省文武官员之奏折,一日之间,尝至二三十件,多或至五六十件不等,皆朕亲自览阅批发,从无留滞,无一人赞襄于左右。”
同时,康熙开创的密折制度(清朝特有的一种文书制度,它允许指定的官员直接向皇帝上奏,奏折会由皇帝亲自拆阅,具有很高的保密性)也加大了皇帝的工作量,加上雍正在位时,又进一步扩大了官员递折子的权力,能够递折子的官员数量大增,皇帝批折子的工作量也随之成倍增长。
而清朝时期,奏折不仅数量多,内容也五花八门,官员们除了正经八百地汇报工作,还不忘频繁地递上请安折子,这些折子有时也真会“请”出不少笑话。比如康熙年间,苏州织造李煦在请安折子里顺带提了地方官的丧事,康熙帝看了后,气不打一处来,在奏折上批示道:“请安折子不应与此事一处混写,甚属不敬。尔之识几个臭字,不知那去了?”翻译:你在给朕的请安折子里报丧事,是想咒朕死吗?
更有趣的是,官员们递上的请安折子实在太多,皇帝批着批着就不免晕头转向,不知所云了。就拿雍正时期杭州织造孙文成来说,这人平常递请安折子递上了瘾,结果有一次他正经汇报工作,雍正却习惯性地在奏折上批了两个字:“朕安。”
大概情况就相当于:——皇上您看,这是杭州的天气情况和农作物报表。——朕安得很呢,别问了。主打一个已读乱回。
除朱批外,清朝也有许多用白话文写就的圣旨,只是它们可能没有明朝的白话圣旨那么风趣。无论如何,这些历朝历代的白话文圣旨,作为那个时代语言的留存,能让今天的我们一窥古代君臣之间的交流状态,感受那个时代的鲜活气息。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至清朝时,白话口语已经与我们今天的口语颇为接近,无论是寻常百姓还是九五之尊,都乐于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使用这种更加顺手、直接、高效的语言。当我们今天重新审视这些白话文圣旨时,不难发现,它们不仅承载着历史的信息,更蕴含着让人会心一笑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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