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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五月丙午日,庄襄王驾崩,年仅13岁的太子嬴政继位。嬴政年纪太小,国家大事都由吕不韦定夺,嬴政尊称吕不韦为仲父。
我们看到,秦国自从昭襄王驾崩之后,孝文王和庄襄王只是简短走个过场,死得实在太快。我们熟悉的嬴政终于登上了历史舞台,让人不得不感叹吕不韦的眼光和运气。这个时候,秦国最有权势的人竟然既不是王族成员,也不是后妃和外戚,而是吕不韦这样一个外人。根据《史记·吕不韦列传》的记载,嬴政的亲生母亲现在升格为太后,丈夫死了,孩子还小,老情人近在咫尺,那就放飞自我吧,和吕不韦时不时私通一下。
这应该是吕不韦很想回避的事情,但问题是,以吕不韦的身份,找女人很容易,而以太后的身份,找男人却太难了。吕不韦很快就找到了脱身之计,但这一计将来会惹出天大的乱子,这是后话。
这一时期里,吕不韦的势力空前膨胀,他积极招揽天下游士,培植私家力量。他的家庭规模到底有多大,有这样一个参数:他拥有“家万人”。所谓家僮,就是奴隶。
吕不韦享有了超一流的权力和财富,虽然这一切都改变不了他的商人血统,但这个时候,赚钱对他这位伟大的商人而言已经毫无意义了,和太后通奸当然更没意思,他要享受的是指点江山,建立丰功伟业的快乐。
再看嬴政,按照《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嬴政生于秦昭襄王四十八年,也就是周赧王五十六年(前259年),正是长平之战结束,邯郸之战开始的时候。就在这一年的正月,嬴政在赵国都城邯郸降生。《史记正义》解释说,嬴政生于正月初一,而“正月”的“正”原本和“政治”的“政”读音相同,嬴政的名字就是从正月生日来的,后来嬴政当了皇帝,出于避讳的考虑,“正月”的“正”就变了读音,读作“长征”的“征”了。
嬴政的名字,《史记》记载“名为政,姓赵氏”,司马迁作为汉朝人,常会把姓和氏混为一谈。如果较一较真,嬴政既然以嬴为姓,以赵为氏,那么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该叫赵政才对。
2009年,北京大学收藏了一批从海外回归的西汉竹简,其中有一部《赵正书》,“正”是“正确”的“正”,全文大约1500字,内容是从秦始皇之死引出来的,有李斯、胡亥、子婴等人的言行,标题“赵正书”3个字是以很成熟的隶书写在单独一支竹简上的,这位“赵正”,就是我们熟悉的嬴政。
但我们还是从俗,以后继续叫他嬴政好了。
秦国当下的处境,前线战败叠加主少国疑,忽然显得有点危险。这正是反秦力量抬头的机会,果然,才被秦国占领不久的晋阳发动叛乱,大概想要回归赵国。
转过年来,始皇帝元年,《资治通鉴》记载的第一件大事“蒙骜击定之”,这个“之”字指代的就是晋阳——秦国政局依然稳定,叛乱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本年度真正的大事件:兴建郑国渠。
当然,这个时候,它还不叫郑国渠。
世界充满各种阴谋论,兴建郑国渠这件事实在太像阴谋论了,但它偏偏不是阴谋论,而是一场真正的阴谋。
这些年里,西周国和东周国被秦国吞并,相当于秦国的兵锋已经抵在韩国的心脏位置了,而韩国3郡只剩下一个上蔡郡。反攻看来已经没希望了,但怎么才能苟延残喘呢?
韩国真有奇思妙想,派出一位名叫郑国的水利工程师到秦国当间谍,说服秦国为关中平原开凿灌溉水网。
这种工程,在当时绝对能算大型基建项目。搞基建有一个特点,那就是预算总会被不断突破,这是因为事情太复杂,千头万绪,总能遇到意料之外的情况,为了应对意外就只能追加预算,而即便决策层终于受不了了,不想加大投入了,但通常舍不得放弃沉没成本,一旦不再追加投入,前期那么多的投入就等于打了水漂。所以,当灌溉水网轰轰烈烈地开凿起来,势必占用大量的人力物力,那时候秦国再想发动战争,可就不容易了。
而秦国之所以批准了这个项目,是因为关中平原虽然富饶,但雨量少,盐碱地多,产能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一旦搞好灌溉水网,那就不用看天吃饭了,而且,水网从泾水开始,泾水泥沙在水网沿线淤积下来,刚好可以改良盐碱地的土质。
关于郑国渠的规划,《资治通鉴》的记载是:从仲山一带的泾水河谷出口开始挖沟,沟渠沿着北山延伸,向东注入洛水。郑国渠的起点,遗迹还在——不仅是郑国渠的遗迹,历代引泾水灌溉的水利工程,直到1930年代水利学家李仪祉主持修建的泾惠渠,基本都是从这里开始的。这片地方,今天属于陕西省咸阳市泾阳县王桥镇,当地已经建成了一个郑国渠旅游风景区。
李仪祉在兴修泾惠渠之前,仔细考察了当地历代水利工程结构,推测郑国当年应该修了一道30米高的拦河大坝,蓄水形成水库。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意见,因为史料当中从没提到大坝的事,郑国渠更像是一种无坝引水的工程,只利用了天然地形的高差而已。
结果在1986年,郑国渠拦河大坝的遗址被发现了,而且保存得相当完好,只有1/5左右被河水冲毁。调查报告里有这样一句总结:“秦郑国渠首拦河大坝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规模最大的古代拦河坝工程。”
这确实是一项伟大的工程。水网后来以郑国的名字命名,郑国当之无愧。但是,当年郑国本人远没有这么风光,工程才进行到一半,阴谋就被揭穿了。郑国本来难逃一死,但他的辩解特别有力,说自己为韩国做的,最多也只是给韩国延几年命,而水网一旦竣工,却能给秦国带来万世之利。
就这样,阴谋变成了阳谋,郑国确实说得在理,那就继续施工好了。等到水网建成,关中平原果然获益匪浅,粮产量大增。这当然也就意味着秦国的战斗力大增,韩国越发没有还手之力了。后人有诗发表议论:“常情自古惮谋始,岂料疲秦终利秦”,说韩国本来谋划的是疲秦之计,用大型工程让秦国疲于奔命,无暇他顾,结果却适得其反。
从客观结果上看,韩国确实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但在派出郑国的当时,怕是明知道这一计虽然注定是饮鸩止渴,但实在火烧眉毛了,任何打算都不如先给自己争取一点喘息的时间来得必要吧。
如果你是韩桓惠王,你还能有更好的谋算吗?欢迎在评论区谈谈你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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