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郎艳丽：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评张者的长篇小说《老风口》

类别：人文发布时间：2023-07-16 00:16:00 来源：上游新闻

在真实与虚构之间

——评张者的长篇小说《老风口》

文/郎艳丽

2022年8月，张者以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发表于《收获》2021年第3期）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这一部短篇小说很轻易地就勾起了读者对他曾经出版的《老风口》的回忆与比较。

张者是进入21世纪以后才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新锐作家。2002年出版的《桃李》让早已在文坛耕耘十几载的张者声名鹊起，并使之一跃成为2003年中国最具潜力的青年作家。随后在2007发表的《桃花》作为《桃李》的姊妹篇，延续了大学校园的题材和诙谐反讽的写作风格。《桃李》《桃花》的成功让评论界给张者贴上了“校园作家”等标签。

杨绛先生谈道：“钱先生写一部《围城》，反映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我写了一部《洗澡》，反映五十年代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生活状态。对于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交替期间青年知识分子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我了解不多，看了张者的小说，我很惊讶……”一些研究者也指出，张者的校园题材小说“展示‘后知’们参与‘消费文化’ [ consumer culture] 途中的行状录，张者也通过他写就的一系列小说给出了‘新经济’浪潮下中国知识者‘新景观’、‘新群像’”。

正如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对创作者的忠告：使一部作品成功的东西，在下一部作品中将是不适合的或毫无生气的。不愿再自我重复的张者于2005年推出了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零炮楼》，《零炮楼》一改以往张者对后知们的关注，它以一种民间说书的叙事方式讲述了“咱二大爷们”在抗日战争中的英雄事迹。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施战军这样说道“如果说曾享有‘当代《围城》’之誉的《桃李》初步显现出张者对长篇小说的擅长，那么《零炮楼》则显示了他对长篇小说宽度和特色的探索和开掘，他讲述家史的语体和对战争与人性的独到领悟，实现着对同类文体和同类题材的定规的二重爆破。”

然而当《零炮楼》的爆破声响还回荡在读者耳边的时候，张者又再次实现了他的第三次大跨越。历时四年，几番修改，张者最终于2009年发表了他的第四部长篇小说《老风口》，《老风口》首发于《当代》杂志，随后被《作家》，《小说月报》转载，并迅速登上当年中国小说排行榜第二位。不同于以往校园题材的轻灵，战争题材的冷峻，取材于真实历史的《老风口》显得沧桑而厚重。作者用近四十万字的篇幅详细描写了新中国第一代戍边军人开拓边疆、扎根新疆的故事。

正如出版社在书的腰封上所标注的“新疆秘史，兵团往事，一部屯垦戍边的伟大传奇”。从《汉语大辞典》的基本释义来看，秘史指的是“指未经人道、不为人知的事迹”，往事指的是“过去的事情”，传奇则指的是“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不寻常的故事”。在《老风口》中，作者故意采用跨越文体的复调叙事手法，将“事件”与“故事”、“正史”与“野史”、“史性”与“诗性”杂糅在一起，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宏大与微观，严肃与荒诞的小说叙事之中。

一、史与诗

小说《老风口》取材于真实的历史，即从1950年到1980年过去近三十多年的新疆戍边史。这段历史可以说是新疆近百万兵团人半个世纪的真实记忆。

在谈到《老风口》的创作时，张者坦承自己的创作灵感来源于作者青少年时代在新疆兵团某师史志办的一次帮工，“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新疆兵团的发展历史。这些历史就像一部巨大的传奇，十分吸引人。冥冥之中，我感到了这些历史材料的价值，觉得有朝一日如果根据这些材料写成小说，那肯定会受到读者的欢迎。我成了一个有心人，将那些下发的油印材料都好好地保存下来了。20年过去了，其间搬过无数次的家，丢了很多东西，这些油印材料却至今都保存完好。当我写作《老风口》时，这些史料终于派上了用场。”

为了给读者尽可能真实地展现新疆拓荒史，从小说的第一章到最后的尾声，作者非常大方地用占据小说近二分之一篇幅的下部分，采用编年史的文体，实证式地记录了新疆建设过程中的大量翔实史料。其中包括从1950年开始的大规模的开荒闯田，随后的挖渠引水工程、植树造林工程等，还包括在政治上的各项运动，以及后人称的“八千湘女上天山”“五千鲁女上天山”等史实。所以当《老风口》出版后，有人评价“《老风口》是一部戍边英雄史诗”，也有人说“《老风口》是一部稳定新疆的备忘录”，张者自己也说《老风口》是一部献给父辈们的书……而这些评论一个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小说大量史实的认可。对于这样一点，作者谈到“虽然常说虚构是小说的灵魂，可是有些小说却离不开历史，或者说在小说中必须交代历史。如果不这样做，很多故事读者看了也许就有种海市蜃楼的感觉，甚至对那些离奇故事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对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历史，恐怕很多人都没有接触过，兵团的产生和发展除了专业人士外，一般读者都不了解。这时，将历史在小说中展现出来，就成了我写这部小说的重要任务。”

美国加州大学著名的史学理论家海登·怀特在叙述“历史的文本性”时谈到，历史事实（historical event）就是经过作者筛选，并用一种虚构的制式或概念装置将历史事件串联起来的叙事对象。“人们只有通过历史话语才能把握历史，而作为一种叙述话语，历史文本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诗性的，带有一切语言构成物的虚构性。历史的‘真实’只能出现在追求真实的话语阐释和观念构造之中。”所以正是在作者诗性的话语构建之下，那曾经一个个躺在故纸堆中毫无生气的历史事件，毫无温度的数据，转瞬间便演绎成一个个鲜活的、充满哀婉色彩的生活故事。

美国哲学家梭罗曾经说过，在遥远地域生活的人们，生活的态度更加的诚恳，生活的样态更加的真实。所以在《老风口》中，尽管取材于人尽皆知的历史事件，但是读者仍然看到了一段完全不同的新疆戍边史，它更加的逼真，更加的传奇，也更加的荒诞。也许由于地域的偏远，许许多多原本非常严肃的历史事件到这里都变了形。例如，针对秦安疆的批斗大会成为26连人们的一种精神享受“开批斗会让秦安疆做检查已经成了习惯，让他做检查是假，听他说话是真，他懂得多，天南海北地说，人们都觉得有意思。他的检查一口气可以作两个小时。到后来大家都愿意开秦安疆的批斗会了，特别是在农闲时，大家闲极无聊，我爹就提议：‘吃饱了没事干，咱开秦安疆的批斗会吧。’于是，26连就召集全连开会。其实，人们就是想听秦安疆做检查讲讲，秦安疆总是讲得十分生动，能让人满足。”针对宁彩云的斗争更是荒诞不经，宁彩云每次去连部办公室交代问题，都要打扮得尽量华丽，“宁彩云从箱底找出昔日最鲜亮的旧衣服，在那些衣服中有旗袍，有连衣裙，有紫色的大披巾，还有高跟鞋。宁彩云把头发也烫了……宁彩云出现在人们的视野，是亭亭玉立的……宁彩云很会走路，昂头、挺胸、提臀、收腹、猫步。她走得很隆重，一点都不像是去交代问题，就像去参加一个舞会，就像一次约会。”于是，观赏宁彩云盛装出行去交代问题，成为兵团人晚饭后的必要节目，每天一到这个时候“连部办公室东西两边的单身宿舍门前都站满了人，我们的门前也站满了人。大家都在欣赏宁彩云走路，就像一个乡巴佬去了上海，在霞飞路、在南京路打望一样，既是欣赏的也是自卑的。男人们会好奇，很震惊，还有疑惑；女人们有些嫉妒，有些羡慕，更多的是愤怒。”于是，宁彩云成了审查组长马富海满足淫欲的对象，她交代问题的材料也变成了人们争相阅读的黄色小报。

二、复调叙事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指出：“复调”在音乐上指的是“两个或多个声部（旋律）同时展开”。而到了小说领域，“复调”则意味着对“单线结构”的放弃，从而提倡一种由若干线索或“线”以“对位”关系构成的结构形式。事实上，相对于单线结构的单一性和稳定性来讲，复调结构的多元性和不确定性特征，更接近于当下复杂多变的现实生活。

不同于以往的小说作品，《老风口》在文本结构上开拓创新，作者在全书三十八个章节的基础上，又将每一个章节分为上部和下部两部分，而划分的依据就是不同的叙述者。然而不管是上部分还是下部分，作者都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从叙事学的角度来讲，第一人称叙述者就生活在这个艺术世界中，是一个真切的、活生生的人物。采用第一人称叙事一方面能增强文本的现实感与可信度，从而拉近读者与文本之间的距离。但另一方面由于第一人称叙述者同时也是同故事的参与者，相对于以往全知全能的宏大叙事来看，单个人物的视角往往是有限的，“以人的时空位置为中轴线，世界分为两部分：可见的与不可见的。当有所见时必有所不见。所见构成我的丰富的话，所不见构成我的匮乏。”由于个人所见有匮乏，那么他的叙述内容就不是最完整的，需要被补充；他的叙述声音也不代表作者的叙述权威，可以被质疑。《老风口》就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在马指导员的讲述和史志办采写人员李军垦的补充和质疑中完成了小说的复调叙事。

小说上部分的叙述者马指导员这个“我”，是建设兵团26连的政治指导员，是新疆垦屯历史事件的亲眼见证者，“我”关于过去三十多年的回忆便构成上部分的主要内容。保尔·利科曾在《时间与叙述》中指出,“记忆不会被视为有假”，强调个人经验的回忆性叙事一般都会被当做真实的事件加以接受，尽管有时候记忆充满传奇色彩。正如在小说的开始作者强调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还真有位好姑娘，我们都看到了。见到那遥远的姑娘时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眼前所见不可思议，但是那是“真”的，是“我们”集体的见证，是兵团人的集体回忆，马指导员对“我们”一词的使用不仅仅是一个修辞学上的词汇选择，它更代表了一种群体性的力量，强调了对“真”的集体见证。马指导员自己也一再强调，虽然他讲述的是任何地方包括报纸、书本、档案都查不到的事，但是却是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告诉“我”“讲过去垦屯戍边的事，我是愿意的，我会毫不隐瞒地都告诉你，没啥子不敢说的。我告诉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然而就在马指导员的“我”再三强调他的讲述真实可信的时候，作为兵团史志办采写人员的“我”，却在不断地对马指导员的真实讲述提出质疑。小说下部分的叙述者“我”，是兵团人的后代，是兵团史志办的采写人员，而且“我”的大学学的是历史，有考证历史的职业病。在下部分中，“我”时常将“我”了解到的历史文献与马指导员的讲述进行对比，并及时对马指导员讲述中的错误进行修正和点评。小说就从马指导员的“我”向编撰历史工作人员的“我”讲述那早已经逝去的历史开始。在小说的一开始，作者就明确指出“也许年代太久远了，马指导员的讲述会有不少漏洞，这都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马指导员给我讲述这些故事时已经六十多岁了，他已经退休。当然，这其中有记忆的问题，也有夸张的成分，再加上故事本身又有太多的传奇色彩，出现一些差错是难免的。记忆出了问题，我可以给他指出来，一些有意的夸张，一些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我们只能权且听之，马指导员是不允许给他指正的。”但是对于马指导员的讲述，“我”虽然总是充满质疑色彩，但是不可否认“马指导员的叙述在大的方面基本上是正确的，只不过具体到自己连队了才出现了一些夸张。”于是一时间众说纷纭，真假难辨。

另外，《老风口》一改以往讲故事小说被叙述者仅仅充当信息接受者的角色模式，被叙述者李军垦不仅仅是马指导员叙述内容的接受者，同时他还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并对叙述者讲述的真实可靠性提出质疑。而且从文本类型（史料式的记录）和人物身份（有着考证习惯的史志采写人员）来讲，被叙述者发出的这个声音似乎比叙述者的声音更加可靠真实。就这样，小说在上部分马指导员的讲述和下部分“我”的不断补充和修正中形成了一种复调的叙事结构。这种复调的对位手法是史和诗的融合，是正史和野史的碰撞，是国家叙事与个人叙事的较量，它们既相互补充，又相互消解，补充的是似乎真实可靠的历史背景，而消解的是个人体验的极度荒诞。很多评论者认为张者的《老风口》，是自己给自己出的一个难题，是一个挑战，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复调的叙述模式，才让读者在历史中看到了传奇，在严肃中感到了荒诞，在真实中发现了虚构。

三、文史杂糅

近些年，历史题材小说成为文坛新宠，越来越多的作家倾向于在回溯历史中发掘灵感，仅取材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小说作品就不计其数，《解密》《暗算》《风语》《刀尖上行走》《亮剑》《历史的天空》《潜伏》《悬崖》《秘使》《青盲》《小姨多鹤》《金陵十三衩》《零炮楼》等数以百计的战争历史题材作品在占据书架的同时，也充斥着荧屏，人们第一次发现历史原来可以如此丰富。

或许是受到新历史主义思潮的影响，历史不过就是历史学家编织出来的文本，“关于过去的资料本身并不是历史的知识，它只是所谓‘档案性’的材料，只有使它化为历史话语的题材，将它纳入某种意义的结构，这些关于过去的资料和源于过去的知识才能变成历史。而被‘写下来’和‘供人阅读’这两大特点，则决定了历史与其他的文字不再具有根本性区别的文本特点。”换句话说，历史的文本性决定了它并不是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再现”，所谓的“真实”本质上仍属于虚构。对于历史张者早在《桃花》一书中就借他人之口戏谑道，它不过就是酒疯子的醉话“历史是个吗，都是说醉话”。在这样的解构思潮下，历史原本神圣的地位被消解，它更多地成为了作者盛装个人话语的容器，成为故事背后的那一道幕布。

在这样的文学热潮之下，张者一反传统历史小说史诗式的宏大叙事，大胆跨越文体界限，将文本与史料故意杂糅在一起，风格鲜明，独树一帜。这种将真实与虚构并置的叙事手法，可在以说是对他以前校园小说“零距离”写作的一次超越。不同于零距离写作时刻邀请读者“走进去”“融入”文本身临其境的真实感，文史杂糅的叙事手法则时刻让读者游走在真实与虚构之间。作者故意中断文本叙事，插入历史史料的写作手法在增强小说文本真实性的同时，也映衬出了文本的虚构性。文体杂糅、虚实相间的叙事手法，时而将读者卷入迷人的虚构文本之中，时而又将读者推出文本外，提醒读者注意史实，保持清醒。于是，在上部分中马指导员的“我”基于个人回忆的讲述生动、鲜活、传奇、荒诞。在下部分中李军垦的“我”立足于历史史料的讲述严谨、客观、真实。不过，就像李军垦无法考证马指导员叙述的文本是否可信一样,我们也无法判断李军垦的叙述是否可靠。即使是作为史志办记录员的李军垦在小说的前半部中的叙述是可靠的，那么作为孩子的李军垦的在小说后半部中的叙述又是否可靠呢？

小说文本的真实性就像沙漠中的那口阿伊泉，也许真的存在，不过只有在月夜才汩汩流淌；也许那只是人们的幻想，是对绝境中希望的渴望。

在小说的最后，胡连长和阿依古丽驾着沙漠之舟去找寻阿伊泉的行动耐人寻味。他们或许会找到，或许永远也不会找到，那一如我们对真实的追寻，结局无人知晓，行动本身却更富有意义。因而，在崇尚多元叙事的今天，我们也许只有抛开文本与历史的严格区分，抛开真实与虚构的界限，敞开胸襟去接纳诸多种关于历史的不同文本，在文本的浩淼世界中去感知历史，才是最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