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在古代农民起义中的作用

纵观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一例外的利用了宗教的形式。

中国古代爆发的第一次农民起义——秦末农民起义中，陈胜、吴广制造“篝火狐鸣”。东汉末年张角修太平道，利用其中的某些宗教观念和社会政治思想组织群众，后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口号发动群众起义。元末农民起义，“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那支农民起义队伍，便和宣扬“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白莲教有关。而最具典型意义和说服力的，就是晚清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

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中平等的教义在广西一带创立“拜上帝会”，劝人崇拜上帝，行善戒恶，以组织动员群众。此后随着南方广大地区自然灾害的发生，最终发动了一场历时十四年、席卷十八个省份规模空前的农民大起义。

那么，农民起义为何大都借助了宗教的形式呢？我们可以从宗教自身具有的特性去寻找原因。

首先，宗教的产生具有大众性。宗教的产生通常贴合广大劳苦百姓的精神需要，容易被社会底层人民所接受。不论是佛教、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起初都是为了通过宣传教义信仰来减轻人们内心的痛苦。当社会矛盾尖锐时，平时存在于社会一些政治色彩并不浓厚的宗教，也会随着形势的变化而蜕变，在一些重要人物的引导下变成一种反抗现政权的组织。

其次，宗教具备强大的思想动员作用。不言而喻，农民作为封建社会最底层的社会群体，没有文化知识。他们被统治者进行各种思想钳制，信奉君权神授等观念，要动员他们进行反抗就必须借助宗教的思想。

当革命高潮即将到来的时候，需要有一种理论去阐明斗争的必要性和合理性，阐明斗争的目的，以及为什么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是农民阶级愚昧落后，缺乏理性思辨的能力，于是只能依靠宗教的玄想来加以说明，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激发他们反抗的勇气。

再者，宗教具备较强的组织凝聚作用。封建自然经济下的农民，一家一户，生活散漫，缺乏凝聚力，需要宗教思想来加以组织约束，增强队伍的纪律性。他们追求耕者有其田，没有争夺名利的野心，也缺乏长远的奋斗目标，这是农民阶级的局限性，需要借助宗教来凝聚这股分散的力量。

最后，利用宗教可以极大激发农民反抗的信心和勇气。洪秀全利用宗教的教义告诉农民：赐给他们阳光雨露的天父天兄怜悯众生的苦难，要拯救众生，而为非作歹的阎罗妖暴虐残酷，涂炭生灵。这无疑在农民心中构建了对立分明的壁垒：一方是博爱的天兄天父，另一方是残忍的地主官僚。营垒的界限一清二楚，是非爱憎格外鲜明。一旦被农民所接受，将激发震撼封建统治的巨大力量。

正是因为看到这一点，曾国藩创建湘军后，才亲自撰写了一篇讨伐太平军的檄文。通过尊崇儒家孔教为正统地位，来抨击洪秀全宣传的基督教义，指责太平军是“变夏为夷”的罪魁祸首。这篇檄文很快得到许多地方村民的支持，从而占据了舆论的主动权，许多人开始对太平军充满的强烈的愤怒与憎恨。

总之，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想要动员广大农民起来进行抗争，宗教无疑是最合适也是最现实的方式。一如恩格斯所说的——“群众的感情唯一是由宗教的食粮来维滋养的，所以为了引起暴风雨般的运动，必须是这些群众自身的利益穿上宗教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