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巾起义到张鲁降曹，神权是如何被皇权压制的？

汉末三国时期是我国历史上一个精彩纷呈的大乱代，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发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精彩故事，诸如黄巾起义，十八路诸侯联军讨董等。但是，透过精彩的斗武伐谋桥段，这段历史之中其实纠缠着很多不为人知的交锋和对抗。

而自黄巾起义以来便开始崛起的神权与自古以来便高高在上的皇权之间的对抗就是其中之一。

一、东汉末年席卷天下的黄巾起义是神权集团在汉末三国时期的巅峰，其实力之强，甚至能直接与皇权集团正面抗衡。

东汉末年，经历了近百年宦官外戚交替执政的汉王朝渐渐步入暮年。

随着桓灵时期数次党锢的兴起，大量贪官污吏借着宦官的势力进入汉朝官僚体系，给各地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再加上持续了数十年的西羌战争不断向底层百姓摊派沉重的赋税和徭役，整个汉朝的底层百姓完全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境地。

正是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之下，底层人民开始慢慢诞生反抗意思，最终在宗教首领张角的带领下发起了浩浩荡荡的黄巾大起义。

公元184年，张角等人打出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的口号正式起兵反汉。由于之前张角在传教之时就已经为起义构筑好了组织架构和联络方式，所以起义之初仅仅月余的时间，战火便蔓延到了全国。

在各地渠帅的带领下，黄巾士兵迅速攻占当地的官府衙门，杀吏员，逐豪绅，并发动当地百姓信仰太平道，加入黄巾军，很快，黄巾军就已经发展到了燎原之势，对汉朝中枢，对各地官吏豪绅，乃至于对整个天下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自古以来，黄巾起义一直都被定义为农民起义，但从他的发展过程和思想纲领来看，这场行动其实更应该归类为宗教起义。

首先，在张角发动黄巾起义前，他就是借着传播太平道和以符水、咒语，为人治病的掩护，大力宣传反对压迫，提倡平等的《太平经》。之后又向聚拢的信众传播“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造反思想并约定“岁在甲子、天下大吉”。

另外，太平道的信徒虽然大部分都是贫苦农民，但太平道本身并没有规定只吸收农民为信徒，而是广泛地吸引整个汉帝国所有的底层大众，无论士农工商甚至连一些地主出身的人都可以加入，成为信徒。

所以，黄巾起义完全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宗教起义，它代表的不是农民阶级的利益而是神权集团的利益。而黄巾军与汉朝政府的战争也不是单纯的农民阶级反对统治者的起义战争，而是一场神权与皇权之间对于天下统治权的血腥争夺。

并且，这场争夺并不限于黄巾起义，即便是黄巾起义结束，这场争夺依旧被三国时期的军阀混战继承，并贯穿整个三国时期。

二、孙策杀于吉事件是自黄巾起义之后，神权集团与皇权集团之间最大的一次交锋。而随着于吉被杀，这次交锋再次以神权集团落败告终

孙策杀于吉之际正好是孙氏集团刚刚入主江东的时候。

很多人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下意识地认为江东之地是孙氏家族的祖地。但事实上，孙家虽然世代在江东之地的吴郡为官，但一直到孙坚为止才做到长沙太守。所以说，孙家在江东其实根本没什么人望，而且由于孙家出身低微，更加得不到当地士绅的支持。

当然这也与孙策的性格和处世原则有关。熟读三国的人都知道，孙策被称为“小霸王”。从这个称号就已经能看出孙策为人处世的风格，便是像霸王项羽一般雷厉风行，酷烈霸道。

这样的性格对于一个纵横天下、驰骋沙场的将军而言并无不妥之处。孙策也正是借此才得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扫平江东，奠定孙吴政权的基础。但等到平定江东之后，孙策的性格却没有发生半点改变，依旧我行我素。

如此品性又怎么可能得到江东士绅的诚心归附呢，只不过是碍于孙策兵强马壮，无人敢正面抗衡，才造成了孙家成为江东之主的表象。但身为当事人的孙策自己却清楚地知道，此时的孙家在江东根本就是无根之萍，稍有不慎就是粉身碎骨。

所以说此时正是江东地区皇权势力最弱的时候，皇权势弱，自然会招致其他势力的觊觎，而这诸多势力中，神权势力是最为积极的。

毕竟神权集团刚刚经历过一次巅峰，虽然最终因为皇权势力的反扑而不得不蛰伏，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江东一隅之地，能和神权抗衡的势力还没有多少。

神权集团推出的代表人物是于吉。于吉不仅是东汉末年黄老道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也是江东一带早已成名的“活神仙”。相传他曾经在曲阳泉上获得了神书《太平青领书》，并借此成道，获得了一身神妙法术。

此外，他常年游走于东吴一带，烧制符水为人治病，故而许多受过他恩惠的人都称赞他的为人和道术，以致于东吴一带之人都对其敬仰非常，希望能追随其左右。

而孙策夺取江东虽然大部分是依仗自己和父亲孙坚的旧部。但毕竟入乡随俗，打下江东后，哪怕孙策再不愿意也必须任用江东子弟。故而，当孙策逐渐在江东站稳脚跟以后，他身边的江东子弟也就越来越多，甚至压过了他父亲的旧部。

然而江东子弟虽然敬畏孙策这个名义上的主公，但“活神仙”于吉也不能怠慢。所以当于吉前来拜谒孙策时，才会出现“诸将宾客三分之二下楼迎拜之，掌宾者禁呵不能止。”的尴尬现象，并最终令孙策大怒不已。

孙策的愤怒并不是单纯的因为自己被冷落而愤怒，虽然孙策性情酷烈，但也不至于连这点城府都没有。他之所以如此盛怒，在于黄巾起义的前车之鉴。

前文提到过，黄巾军的首领，大贤良师张角在起事之前就是通过宗教邀买人心，最终组织起了席卷天下的黄巾起义，为四百年的大汉王朝敲响了丧钟。

而如今的于吉与当初的张角几乎是如出一辙，同样是宣传宗教，同样是广施符水，也同样是受万民爱戴。而且于吉比张角更胜一筹，张角还不知道拉拢官僚阶级和地主阶级，而于吉却补上了这块短板。

这就说明于吉根本就是想像张角一样，在江东地区再来一场黄巾起义。而他孙策则被于吉当成了昏庸的汉灵帝，不堪一击。

若是旁人，可能碍于于吉在江东地区的威望和影响力，不得不被动成为“汉灵帝”，眼看着于吉一步一步地成为“张角”。但可惜，这次于吉碰上的是孙策，对于这个“形如项籍”的小霸王而言，没有任何人能压制他。

于是，“仗势欺人”的于吉就被雷厉风行的孙策直接杀了，而伴随着于吉的死亡，江东地区的神权势力再次受到重创，皇权声威大壮。

三、接连经历两次大败，神权势力内部开始产生分裂。以张鲁为首的五斗米教看清了神权的弱点后决定向皇权集团妥协

从黄巾起义到孙策杀于吉，神权集团的一败再败造成了雪崩效应。虽然当时的神权集团依然有一定的势力，但他们已经从内部开始发生了分裂，这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五斗米教首领张鲁对皇权代表曹操的态度。

张鲁在于刘璋决裂后便一直割据汉中，借着中原大乱之机，广纳流民，招降羌夷，一度在汉中之地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地方政权。可以说这是汉末三国时期神权与皇权对抗过程中，神权集团少有的优势局面。

但是就在这情势大好的关头，张鲁却投降了曹操。

当然，站在普通人的角度来看，张鲁别无选择。汉中一隅之地，兵微将寡，怎么可能对抗一统北方的曹魏集团。但是张鲁可不是普通人，他是五斗米教的当代首领，也是当时天下神权集团的领头羊。而曹操虽然被天下人骂成“汉贼”，但从本质上来说，他代表的是皇权集团。

自黄巾起义以来，神权已经很皇权对抗了几十年，这个历史背景之下，张鲁的行为完全就是一场对神权集团的背叛。可是从史料对于张鲁的记载来看，张鲁此人对于五斗米教格外上心，即便投降曹魏后也依然不懈传道，并不是那种见利忘义，视宗教为工具的野心家。

由此可见，张鲁的背叛绝对不是单纯地因为自己的一己私利。更有可能，是因为张鲁在神权集团的一败再败之中，看到了神权集团最大的弱点。那就是神权集团无法形成完善的上层管理阶层。

无论是黄巾起义亦或是日后的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但凡宗教起义，都绕不过一个致命的问题，无法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无法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就无法形成完善的上层管理体系，即便是真的打下了天下，很快也会因为无法治理而分崩离析。

而宗教起义想要获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却是万万做不到的，因为宗教起义本就是借着神鬼之说蛊惑底层百姓才得以形成。

但自古以来知识分子都从来不屑于神鬼之说，难以认同宗教起义。即便是勉强招揽，也会带坏宗教集团的风气，让神鬼之说消弭于无形，进而动摇整个宗教集团的根基。

正是因为认识到了这个巨大的缺憾，张鲁才明白，宗教和神权的出路根本不在击败皇权争夺统治权，而是要借助皇权之力，扩大宗教影响，以待未来。也正是因此，张鲁才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投降曹操，以求获得曹魏集团的助力，扩大五斗米教的影响。

不过，虽然张鲁做出了最正确的选择，但张鲁的行为却给了神权集团最致命的一刀。从此以后，整个汉末三国时期，神权彻底式微，再也无法与皇权争锋。

至此，从太平道到五斗米教，从血腥对抗到屈膝臣服，汉末三国时期的神权势力彻底向皇权低头。但是，这种臣服却换来了宗教的大势发展，此后的中原大地，每逢天下大乱必有神权集团冒死起义，搅动天下大势，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