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道之君商王武乙，让中国避免了沦为神权国家

所谓“无道”，即为暴虐、没有德政，差不多是对一个君王最差的评价，往往是亡国之君的待遇，比如夏商的桀纣。然而，司马迁却用“无道”评价了商纣王的曾祖父武乙：《史记·殷本纪》：“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卬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

也就是说，武乙暴虐无道，制作了一个人偶，称之为天神，然后与之下棋，让旁人为天神走棋，最终天神输了，于是武乙就羞辱天神，制作了一个装满血的囊袋，仰天射向人偶，说这是“射天”。后来，武乙在郊外打猎时，被雷震死，这种死法充满贬义与羞辱，似乎预示上天降下惩罚，武乙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被雷震死的帝王。

如果只看司马迁的记载，那么射天的武乙大概率是“无道”之君，即“武乙无道，祸因射天”。然而，甲骨文却显示，武乙射天另有深刻背景，他的射天其实让中国避免了像西方一样神权至上，避免了中国沦为神权国家，不仅不是无道之君，而且还有大功于中华民族。

首先：商朝是王权国家，还是神权国家？

商族奠基者是商契，此人其实是一个大巫师。根据史书记载，虞朝虞幕、夏朝大禹、商祖商契、周祖后稷四个人中，其他三人都与农业生产有关，唯独商契“和合五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属于精神文明范畴，因此在上古社会里商契只能是巫师角色。

成汤灭夏建商之后，商朝还延续了传统，巫师依然拥有非凡地位，甲骨文卜辞反映了这一情况。商朝掌管卜筮祭祀的神职人员，可以称为“贞人”集团，他们不同意某件事，商王就不能实行。石志勇的《甲骨文金文文象关系比较研究》一文，指出甲骨文五期（帝乙、纣王）前，王权低于占卜的神圣性，需要遵从占卜的意见，但帝乙（武乙之孙）时王权控制了卜筮之权。

不过，遇到强势的帝王，王权并不相信占卜。商朝易经《归藏》记载：武丁准备出兵之前询问吉凶，卜筮得困卦，龟壳裂纹显示结果为顺，即“困：亨，贞，大人吉，无咎，有言不信”，最终是武丁“不信”，至于到底有没有出兵，这就不知道了。

可见，商朝王权与神权必然长期处于激烈争斗之中，遇到如武丁这样的强势帝王时，王权可能占据上风，但肯定无法完全消除对方，因为贞人代表大贵族阶层，甚至其中不少是兄弟叔伯；遇到弱势的帝王时，神权无疑就会占据上风。

因此，商朝不算一个完全的神权国家，世俗国王也有很大的权力，但如果王权长期不振，神权有可能变强，乃至一家独大，从而让商朝真正成为一个神权国家，就历史上的西方一样。

其次，武乙射天是一次对神权的极端反抗？

搞清楚了商朝权力结构，再来看“武乙射天”，那么无疑就容易理解了。

武乙执政时，王权与神权争斗还很激烈，为了压制对王权构成威胁的神权，武乙采取了“射天”这个极端手段。由此来看，武乙改革比较激进，甚至有些离经叛道，但对中国来说无疑却是一次进步的改革。

经过武乙射天之后，在帝乙时已经基本扭转局面，实现了王权压制神权。不过，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神权拥有数百年的底蕴，不是两三代人可以消除，纣王时继续打压神权，提拔地位低下的“小臣”，昏弃微子启、比干等人后，神权势力降到冰点，于是以微子启为代表的贞人集团，几乎全都反纣叛国，史记中说“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乐器奔周”，微子启也持祭器向周武王投诚。

站在历史的高度来看，武乙不仅没能改变商朝颓势，还为商朝灭亡带来外患，即将岐山一带赐给姬周古公亶父，与放纵东夷部族逐渐兴起，最终姬周与东夷两线造反，成为商朝灭亡的直接原因，但武乙射天对神权发起了最大最狠的挑战，是世俗王权战胜神权的里程碑事件，无疑应该给予正面评价。

可惜的是，如此一位对中华文明立有大功的帝王，在郊外打猎时意外死去，却被污名化为“震死”、“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