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为一个神权国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人类社会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依次是神权社会、君权社会、民权社会。

以此为基础，也就形成了所谓神权国家、君权国家和民权国家。

但，这三个阶段，并非泾渭分明、依次展开。

一般认为，神权完了，才有君权；君权完了，才有民权。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时候，既有神权又有君权，甚至还可能三者兼而有之。

但，肯定会有一个居于主导地位。

这个居于主导地位的权力类型，也就决定了国家和社会的组织方式。

在欧洲，这三个阶段比较清晰，而且几乎是泾渭分明地依次展开。

古罗马以后的中世纪，大体可以认为是神权社会；文艺复兴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君权社会；启蒙运动前后，大体可以认为是民权社会。

但，这仅是欧洲历史的发展路径，而中国历史则是另外一条发展路径。

在中国，你几乎找不到一个明确的神权社会阶段。甚至，我们都很难说早期的夏朝和商朝就是神权国家。

如果夏朝和商朝不是，那么在这更早之前呢？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时候，只能是神权社会了吧？

也不一定。

关键是这个神权的权，是怎么来的。

只有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神权才会具备产生的物质载体。

而没有文字、没有文明的原始社会，只有简单的图腾崇拜或祖先崇拜，就不可能出现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

于是，神权也就缺乏产生的物质载体。

所以，你只能说当时是原始村落、原始部落的社会，而不是神权社会。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虽然也有各种神灵崇拜，但也不能说是神权社会。因为权力的来源，不是神；社会和国家的组织方式，也不是神权性质的。

在当时，只能说是城邦社会。

亚里士多德说，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Ａmanisbynatureapoliticalanimal”。但是，逐字逐句的翻译应该说：人是天生的城邦动物。因为亚里士多德还说过：脱离了城邦的人，非神即兽。

古希腊是城邦社会。

这种城邦社会，怎么也不能算作神权社会。

既然不能界定为神权社会，那还能说当时是君权社会或民权社会吗？

你总得找到一个吧。

神权、君权、民权，只是概念。概念不足以解释真实世界的时候，不是真实世界出了问题，而是概念出了问题。

概念就像拐棍，用的好就用，用不好就换一根。

所以，神权、君权以及民权的概念，本身就有问题。这一组概念，不足以解释人类社会，而只是提供了一种认识框架。

现代欧洲文明的基石，是“两希文明”，即古希腊文明和源自希伯来的基督教文明。在这个路径上，才有基督教主导的中世纪，即神权社会；然后，才有古希腊文明重新抬头的文艺复兴，即君权社会；再后，才有古希腊文明强势发展的启蒙运动，即民权社会。

所以，神权、君权、民权，只是西方的历史发展路径。

路径依赖后的发展，形成一种历史的必然性；而某一路径的形成，却充满偶然，这就是历史的偶然性。

中国的路径依赖或中国历史的必然性，不是按照神权、君权以及民权这个认知框架发展的。

所以，自然没有必要形成所谓的神权社会阶段，也难以形成神权国家。

那么，中国的路径依赖以及中国的历史必然性，是什么呢？

夏商周三代，可以认为是族群社会形态。

简单说，就是一个大家族带着一众旁支小家族，一起生产、一起生活、一起祭祀、一起打仗。

于是，演化出了宗法制。

夏商周三代末期，主要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

这时候，无论是家族还是族群，都不足以动员社会、组织国家，更无力面对空前激烈的外部竞争。

从春秋到战国，这种空前激烈的竞争状态持续了450余年。而且，越到后期，竞争越激烈。

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光被秦军斩杀俘虏的赵国军民就有45万之多，“前后斩首虏四十五万人”，战争规模超过百万。而这可是在2000多年前。

这种量级的竞争，足以打破一切必然路径，逼着历史出现新的拐点。

因为各大战国必须疯狂升级自己在征兵、税收、后勤、行政管理和战争运作方面的能力。

最后，这种能力升级到了什么程度？

14世纪的佛罗伦萨共和国搞了一次人口普查。这个人口普查仅是数清人头、记下名字。但就这件事，佛罗伦萨共和国也没完成。因为光叫乔瓦尼的就800多个、叫皮耶罗的就1200多个，最后收集上来的全是无用数据。

而公元前4世纪的时候，中国的秦战国实施了商鞅变法。商鞅变法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人口普查。但是，不仅要数清有多少人，而且还有分类出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体弱的人、官员、吏员、游士、商人，甚至还要数清楚有多少牛、马等大牲畜。这个难度指数远超佛罗伦萨共和国的人口普查了。然而，秦战国硬是把这事干成了。

于是，古代中国的政治出现了早熟，甩开一切可能路径，直接开启了君权国家，甚至建立了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而标志性事件就是秦朝的建立。

大秦帝国是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官僚制国家。这个中央集权，实际是一种君主集权。所以，权可认为是君权社会。

但是，与西方的君权社会或君权国家还不一样。因为秦朝这种君权国家是建立在强大官僚制的基础之上。

所以，弗朗西斯福山认为，中国在秦朝就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国家。现代国家的重要特征，就是非人格化的官僚体制来执政。而秦朝完全具备这个特征。

然后，百代皆行秦政制。

族群社会形态以及宗法制的国家，发展到编户齐民的小家庭社会形态以及中央集权制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历史的路径依赖和必然性。

而无论是宗法制的国家还是中央集权的国家，中国都拥有了比神权更有力量的组织方式，所以完全不需要再用神权方式来改造社会、改造国家。

那么，仅是因为春秋战国的战争竞争状态，就奠定了中国政治早熟的路径依赖吗？

民情大于法制、法制大于地理环境。所以，继续往前追溯，一定要追溯到民情、追溯到思想史层面。而中国古人关于鬼神的态度，则又是一种偶然开悟造就了必然路径。

夏道尊命、殷人尊神，然后周王自称周天子。

天在上、人在下，中国也有了神权的萌芽和可能。但是，没有精致的宗教信仰和严密的宗教组织，这种神权也仅是“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

那么，“天下服矣”之后呢？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

这就是圣人君主的态度。圣人君主，也就是统治者，那他们到底相不相信鬼神呢？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祭祀祖先时，就好像祖先真的在面前；祭神的时候，就好像神真的在面前。关键是这个“如”字，也就是“好像”，一语道破天机。事实上，这些个统治者自己，压根不相信有什么鬼神，鬼神只是使“天下服矣”的工具。

于是，圣人、君子以及统治者们，或者说当时中国的精英阶层，统统都应该是无神论者。

为什么说“应该”？

因为“神道设教”往往也会把一些统治者给绕进去，也就是说统治者自己也相信了。所以，汉宣帝才会批评太子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

因此，虽然夏道尊命、殷人尊神，但后面总要跟上一个“事鬼敬神而远之”。即便儒家圣人孔子，也会说“敬鬼神而远之”。

这是一种元认知的偶然性。

古希伯来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采取了捆绑立约的方式。

摩西十诫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立约文书，规定了以色列人的义务。有义务必有权利。而权利就是上帝保佑他们打仗能打胜仗。后来却事与愿违了。但，路径依赖已经形成。无论以后怎么发展，西方人一定纠结于神权、君权与民权的问题。

中国古人，对生死、对鬼神的态度，要么是一种敬而远之、要么是一种神道设教、要么是一种存而不论。

春秋时期的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中国人爱讲人道，不爱讲神道。同时期的叔孙穆子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修。“三不朽”论，竟然与神毫无关系。而孔子则更为直白，“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务民以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离鬼神远点儿、别想太多，这才是智慧啊。如果非要想呢？那就是杞人忧天。

所以，在最初的思想层面，或者说最初的元认知层面，中国人与西方人已经背道而驰。西方人选择捆绑立约，中国人选择敬而远之。所以，西方进入了神权社会，建立了神权国家；而中国始终停留于我爱生生的世俗社会，建立了政治早熟的传统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