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六国仇恨秦国，却能坦然接受汉朝的统治是为何？

战国末期，秦王嬴政先后扫灭关东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秦朝，称“始皇帝”。公元前209年，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年，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

六国的旧贵族、士人、官吏等纷纷响应，拉起反秦势力，复辟故国。楚国贵族后裔项羽和沛县小吏刘邦最终成为反秦中坚力量，并最终推翻秦朝统治。

秦亡之后，楚汉相争历时四年，最终刘邦胜，并于公元前202年建立西汉。西汉建立之初，主要的政治军事动荡均为分封的异姓王谋反。西汉朝廷出手迅捷，手段狠辣，逐个将这些异姓王剪除，并代之以同姓王。

这些异动并没有掀起太大的水花，以前的关东六国区域几乎再也没有出现复辟旧国的事情，西汉于是进入了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

在这段历史里，关东六国对秦汉两朝的态度差异鲜明。倘若关东六国因灭国而仇恨秦国，与此同时怀恋故国，一心想要复辟，为何却能坦然接受汉朝的统治？

这里的原因较为复杂，论述六国对秦汉的态度实在过于抽象与笼统。首先我们必须明确一点：六国之恨，当为六国人之恨；六国接受，也当为六国人接受。

六国人为什么憎恨秦朝

1、灭国之仇

关东六国中，建国时间长的，如齐、楚、燕，建于周朝伊始，延袭几百年；即便建国时间短的，如韩、赵、魏，也有两百余年历史。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各个诸侯国上下形成了很强的独立国家意识。

六国贵族自不必说。士人阶层忠于自己国家的事例在先秦典籍里俯拾皆是，如楚人申包胥，齐人王蠋。秦灭韩后，张良“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

并且，《左传》里记载了“弦高犒师”的故事。此事尚发生在春秋时期，一位普通商人便已经具有了“以身犯险，救国家于危难”的意识。到了几百年后的战国末期，六国一朝为秦所灭，从上至下必然弥漫着一种亡国之恨。

然而对这种亡国之恨体会最深刻的必然是六国的旧贵族们了。统一天下之后，秦始皇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废除诸侯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

这意味着关东六国彻底没有了。不仅如此，秦灭六国后，六国王室大都没有得到善待，而是被流放、软禁或者被杀。

六国其他贵族有些失去了以往特权，因宗法继承，转变为“宗法性地主”，有些被迫迁徙至咸阳、南阳、巴蜀等地，连土地财产也一并丧失。秦始皇建立的是一个封建国家，代表的应该是地主的利益。

但是由于秦朝的专制高压统治，残酷手段等，并没有把原来六国的地主富豪等变成自己的支持者，反而使他们在感念故国中不断积累着对秦国的仇恨。

2、文化专制

《史记·秦始皇本纪》载：“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制曰：“可。

这就是秦朝的“焚书”之举，其初衷仍是为了真正做到天下一统，长治久安。“天下无异议，安宁之术也。”他们明白，统一并不只是在疆域、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上，最根本的是要统一人们的思想。只是秦人治国遵循法家，手段暴力，严刑峻法。他们以为这种方法在思想文化上同样有效。

那些所谓“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并且有其“私学”的人是谁呢？正是士人阶层，当时社会的知识分子、社会精英。

从正面角度来说，这些人往往有着独立人格、批判精神以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而这又加剧了士人同秦朝文化专制之间的矛盾。

六国士人本来就对秦心怀灭国之恨，此时又填禁学禁言之苦，旧恨未销，又填新仇。也难怪，大泽乡起义后，最先跳出来响应的是士人。

3、赋税徭役，严刑峻法

我们有时容易忽略一点，那就是反秦大起义最初是由关东农民发起的。陈涉，阳城人，战国时属韩国，“少时，尝与人拥耕”，出身是在农民阶层中更低一等的雇农。吴广，阳夏人，战国时属楚国，大泽乡也在楚地。

对于以农民为主的六国底层人民来说，即使亡国意识可能相对淡漠一些，但是他们知道自己的兄弟丈夫死于秦人之手，这是他们仇恨的最初来源。但是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都会产生这样的仇恨。

只要执政者予民活路，予民休息，农民起义或者动乱便不容易爆发。这样的仇恨也就会慢慢变淡。况且，秦时的农民经历了太多的战争，国仇家恨他们见的太多了。

然而秦统一后，六国农民发现自己面对的是更加变本加厉的压榨，高额的地租、沉重的赋税以及永无止息的徭役。

这一方面是因为秦始皇的对外政策所致。秦始皇希望把力所能及的范围都划入大秦的版图，对于鞭长莫及的，便在中间建立起一道防线。于是北逐匈奴、筑长城，南收两越。

另一方面就是秦始皇的穷奢极欲。按照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就是“虐民以自奉”。下令建造阿房宫，在骊山建造皇陵，生前死后都要穷极奢华，还要四处巡游，以彰天威。这些都既需要人又需要钱。人和钱从哪里来？最终都会落到社会底层的人民头上。

《汉书·食货志》载：“男子疾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尤未足以澹其欲。”

除此以外，又加之以严刑峻法，兴连坐，赏告奸。人们生活必须小心谨慎，默默忍受，一旦不能按要求纳税赋，服徭役，很容易就变为刑徒，失去人身自由，优先去服最重的苦役。农民如若不想成邢徒，就只能“亡逃山林，转为盗贼”了，可这也是死路。

现在失期当死、戍边死、“亡亦死”、“举大计亦死”。于是，农民们就只能斩木为兵，揭竿为旗，把自己的愤怒和仇怨发泄出来了。六国人为什么接受汉朝

1、秦汉徙豪政策对比

秦汉实际上都很在意甚至忌惮六国旧贵族的势力和社会号召力，都在自己当权的时候采取一些措施来削弱旧贵族，防范其反叛。比如，秦汉当政时都采取了迁徙六国豪族的政策，简称徙豪政策。

《汉书·高帝纪下》载：“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汉朝虽承秦制，但是又注意借鉴秦之教训，因此汉政和秦政有很大不同。秦朝的徙豪，带有更多的强制和剥夺性质。秦“迁卓氏”，“独夫妻推辇行诣迁处”。

秦徙豪之后，又会把他们强硬地纳入秦朝原有的法律和风俗之下，而六国同秦在文化、法律、生活习惯等方面有极大的不同，这些势必会加大他们的不满和怨恨。

而汉朝会给被迁徙的贵族很多政策上的优待，鼓励他们发展生产，“与利田宅”，并且在生活上予以一定程度的自由。除此以外，汉在推动徙豪政策上也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从高帝始，至汉第十一代皇帝元帝结束。

这样随着时间推移，汉渐趋稳定强大，旧贵族复国无望，转而依附汉王朝，成为利益共同体，共同拱卫汉家江山。

2、士人阶层复兴

《史记·儒林列传》载：“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

从中我们能很直观地看出秦汉士人境遇的转变。汉初盛行黄老之风，从中央到诸侯国都推崇“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在社会文化上体现为，士人阶层大振，社会思想活跃，迥异于秦时文化专制。

当时，战国诸子思想除法家外，经过多年压制，重又盛行。法家虽暂时遭到批判，但也未被排弃。诸子百家，六国故地，讲学者辈出。申培公于鲁，辕固生于齐，韩太傅于燕，将《诗》；董仲舒于赵讲《春秋》；乐臣公，“老子之言，显闻于齐”。田叔从乐臣公学，后出为相。汉廷对诸子经典也十分重视，“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

3、重农减税休养生息

经历了战国几百年战乱，底层人民内心期盼着能够结束战争，安居乐业。但是秦王朝没有满足这一点。其实秦始皇对内对外的政治战略眼光不可谓不高远。这也是“汉承秦制”的主要原因之一。

统一初期，秦始皇也曾认识到安抚民心的重要性，“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也曾制定一些重农政策，但最终为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和个人贪欲，这些政策都没有执行下去。

汉初，黄老之风、民本思想开始盛行。刘邦在经济上主张休养生息，制定了“重农、轻赋、以俭治国”三大政策，可谓件件都是在“惩秦之失”。

刘邦初登基便规定，农民租税“什五而税一”，至文帝时，发布《劝农诏》，在此基础上再减一半。

除此之外，汉初几位皇帝在生活上都极为节俭。文帝的陵墓皆以瓦器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结语

关东六国对秦汉的不同态度，体现在六国各个阶层身上。对六国旧贵族来说，秦的灭国之仇尤深，且在统一之后，剥夺其权力和财产，强制迁徙异地；汉虽也有此政策，但手段更为缓和，易于接受。

对于士人来说，秦实行文化专制；汉初鼓励学术自由，士人境遇显著提升。对于以农民为代表的底层人民来说，秦赋税徭役繁重；汉主张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发展农业。

正是在秦汉两朝，关东六国之人的不同处境，使得他们仇恨秦国，却能够接受汉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