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有助于廓清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大唐天竺使出铭》管见

本文转自：《中国民族》杂志

《大唐天竺使出铭》拓片

1990年6月，由西藏自治区文管会与四川大学考古工作者组成的文物普查小分队在西藏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块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唐代初年摩崖石碑。这一重要考古发现，对于研究早期唐与吐蕃的关系、中印古代交通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史料。

这块石碑发现于吉隆县城以北约4.5公里外的阿瓦呷英山口，其北面为进入吉隆山地的古道入口，南面则可直通中尼边境重镇吉隆。石碑所在地海拔高度为4130米，是西藏境内现存海拔最高的一处碑刻。

这块距今已有1400年的唐代碑铭，是在崖面上修凿出的一块平整崖壁上铭刻而成，宽81.5厘米，下端因修筑水渠被破坏，残高53厘米。石碑正中的上方额题篆刻阳文“大唐天竺使出铭”字迹清晰可辨；下方碑文调查时仅存阴刻楷书共24行，满行估计原有30-40字左右，上端无缺字，下端破坏比较严重，现残存220余字。

经考古工作者释读碑文，此碑系唐显庆三年（658年）所刻，碑中记载了唐代使节王玄策与刘嘉宾、贺守一等人历经艰难险阻出使天竺，经“小羊同”等地路过吉隆，于此勒石记功的情形。根据石碑文字的一些片段推测，这批使节是沿着贞观二十二年王玄策、李义表出使天竺的故道而行，经吉隆出境至尼泊尔，最终抵达印度。

这是迄今为止在西藏高原发现的汉文石碑中年代最早的一通唐碑，比著名的《唐蕃会盟碑》（823年）要早165年。唐显庆三年，正值吐蕃政权松赞干布去世不久大臣禄东赞辅佐朝政之际。从碑中所载大唐使节可自中原穿过吐蕃腹心地带直抵其西南边界的情况来看，当时的唐蕃关系虽处在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但和睦友好仍然是主流。这为研究早期唐蕃关系史提供了重要史料。

吉隆唐碑中所提到的王玄策，是唐代出使印度的官方使节，也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曾3次（也有人认为是4次）由唐王朝派遣经吐蕃出使印度。其中最为精彩的一幕是《新唐书·西域传》“天竺国”中所记：“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遣右卫率府长史王玄策使其国，以蒋师仁为副；未至，尸罗逸多死，国人乱，其臣那伏帝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时从骑才数十，战不胜，皆殁。遂剽诸国货物。玄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邻国兵，吐蕃以兵千人来，泥婆罗以七千骑来，玄策部分进战茶镈和罗城，三日破之。”

从这段史料中，我们不但可以看到当时唐与吐蕃、泥婆罗（即今尼泊尔）之间的三方关系，也可以看到王玄策的英勇机智，还能够从中推测他作为唐代官方使节去往北天竺的路线，应当是利用了当时开通的吐蕃——泥婆罗道，方能“奔吐蕃西鄙”召来吐蕃与泥婆罗兵平息天竺国内的叛乱，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吐蕃和唐王朝在当时的友好关系。

另一方面，这通唐碑也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关唐代中印交通及王玄策出使天竺事件的文字实物史料，对于廓清历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有着重要意义。例如有关由长安去印度的路线，《新唐书》《旧唐书》《大唐西域记》及唐代的许多史料中均未提到由吐蕃至泥婆罗达天竺的具体经由之路。

此外，《大唐天竺使出铭》对于研究古代中印交通的开通与变化发展，无疑也是宝贵的实地材料。在有关王玄策出使天竺的路线、时间、随行人员、外交目的等一系列学术问题上，过去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随着这通石碑的考古发现，可望取得新的研究进展。

吉隆为西藏古史记载里芒域贡塘王朝的统治中心，历史上为吐蕃南界的重要关隘。据藏文史料记载，早在松赞干布时期，吐蕃政权与南亚尼泊尔、印度之间的文化交流主要也是通过这条通道。考古调查表明，吉隆在吐蕃时期已经成为吐蕃西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一处重要据点，藏文文献《西藏王臣记》还记载了唐文成公主曾在此修建镇边古寺降真朱不拉康。根据对文成公主生卒年代的考订，显庆三年王玄策等最后一次出使天竺时，文成公主尚应在世。因此王玄策等人在吉隆山口建立碑铭，勒石记功，绝非偶然。这不仅反映出古代吉隆山口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也是自古以来汉藏人民携手开发建设祖国边疆的有力历史实证。

文：祝铭

作者为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博士

来源：《中国民族》杂志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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