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玫瑰与白玫瑰》中的一处细节

作者：黎荔

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结尾，佟振保陷入生活失控、自暴自弃的状态，一个晚上，“听见烟鹂进房来，才踏进房门，他便把小柜上的台灯热水瓶一扫扫下地去，豁朗朗跌得粉碎。他弯腰拣起台灯的铁座子，连着电线向她掷过去，她急忙返身向外逃。”佟振保在床上睡到半夜，被蚊子咬醒了，起来开灯，“地板正中躺着烟鹂的一双绣花鞋，微带八字式，一只前些，一只后些，像有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向他走过来，央求着。”佟振保坐在床沿上，看了许久，再躺下的时候，他叹了口气。终于，他谅解了烟鹂及自己人性的软弱，记起活在人世间无数的烦忧和责任，“第二天起床，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

每次读至此，总是疑惑不已，那双躺在地板正中带着鬼气的绣花鞋，成了事态转捩的关键。如果说绣花鞋是烟鹂急逃时遗下，场面理应一塌胡涂、混乱不堪，而不是摆成前后相近的“微带八字式”的形状。我疑心这双鞋就像鲁迅《药》中烈士坟头红白的花环，是作者凭空添上的。这掷鞋于地的示意，似乎与从前的相思卦习俗有关。

在明清时，女性有一种打相思卦的习俗。相思卦亦称鬼卦，即用一双三寸金莲红绣鞋来掷筊问神，以占卜出外的心上男子归或不归，对自己爱或不爱。

《金瓶梅》第八回，潘金莲因西门庆一个多月不到她家来，“无情无绪，用纤手向脚上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一个相思卦。正是：逢人不敢高声语，暗卜金钱问远人。”此回中有一支《山坡羊》曲，也说“凌波罗袜，天然生下，红云（红绣鞋）染就相思卦”。在《聊斋志异》一书的《凤阳士人》中，写一丽人为凤阳士人“度一曲”：“……望穿秋水，不见还家，潸潸泪似麻。又是想他，又是恨他，手拿着红绣鞋占鬼卦。”此曲后并有注解：“春闺秘戏。夫外出，以所著履卜之，仰则归，俯则否，名占鬼卦。”

至于如何看待相思卦的卦象，说法各异。明代文学家李开先在他的《词谑•鞋打卦》中说：“不来呵跟儿对着跟儿，来时节头儿抱着头。丁字儿满怀，八字儿开手。”手掷红绣鞋，视其自然排列的形状，以确定爱人来与不来，以及对自己的情爱深浅，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此俗在当时却相当流行。明清时女性以红绣鞋作为占卜工具，是何原因？钱钟书在《管锥篇》中认为是“示谐象”，因“鞋”与“谐”同音，这当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与明清时达官贵人、文人士大夫对“弓足”及“弓鞋”的欣赏与爱恋有关。

《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舍弃热情奔放的玫瑰和王娇蕊，选择婢妾般柔顺的孟烟鹂，固然违背了自己的性情和原欲，但是，穿绣花鞋的烟鹂所体现的那种“三寸金莲”式的做小伏低，让佟振保充满了主人的感觉，使他感到家是他建立的一个绝对世界，可以任意发号施令。而“身子从衣服里蹦出来”的玫瑰，“一件条纹布浴衣，不曾系带，松松地合在身上”的王娇蕊，都是男人制不住的不守妇道的女人，出现在半中半西、华洋杂处的社交圈，纯粹中国人中这一路的人究竟少。对于这些热烈不羁的女子，佟振保到底还是心存畏惧，怕累及安全及前途。

在人生的理智制裁与性情自由之间，佟振保最终选择了重归秩序，动摇的家庭真能从此安稳吗？张爱玲采取了苍凉的不问人间事的姿态，只淡淡一句“振保改过自新，又变了个好人”便了结了，但她似乎仍有未尽之言，篇末随手打了一个相思卦。那个微带八字式、鬼气森然的卦象，已隐含了不吉的意味。烟鹂对丈夫无条件的依赖，说明了一个传统女性自我否定的认命心态。虽然得到了丈夫的回归，但她的结局，不外是《茉莉香片》中冯碧落的结局，“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年深月久了，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还死在屏风上。”或许这便是“烟鹂”的含义，雾锁烟笼中模糊暗淡的、任人支配的小鸟，千百年来被湮没的无数深闺女性中的一个。表面上扮演女主人的身分，实则被附属在宗法象征秩序中难堪尴尬，无能且又无味，是一个整体模糊的人，一种空洞的存在。说到底，无论红玫瑰还是白玫瑰，都是任人赏玩的花，离不开自身生存土壤的植物，她们本身没有权利和能力自由伸展。烟鹂尤其处于“自闭”和“忧郁症”的双重状态，性格和环境的因素使她与外界无法沟通，小说通过便秘症患者的身份来映现她的存在状态。她是失语的，佟振保长期漠视烟鹂的存在，对她的哀求的发现，却是通过一双落在地上的绣花鞋，这是何等充满讽刺意味的一笔。

张爱玲表明了情与义的无可调和性，男人、女人的情义总是分裂的，有的可婚而不可恋，有的可恋而不可婚。《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丈夫、妻子、情人、妓女，又有哪一个能够做到情义得兼、身心两全？现代人在张爱玲看来，都是残缺、病态、不彻底的。即使“做人做得十分兴头”，意志足够坚强，但人性的荒唐和懦弱，会使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违背了自己内心设计的理想蓝图。当佟振保发现妻子和一个裁缝通奸，其打击是极其沉重的，他用牺牲“红玫瑰”的爱情换来了与“白玫瑰”的体面婚姻，建立一个理智制裁的对的世界，曾经是他的人生支点，最终，他发现这种生活不过是表面光鲜内里龌龊，还不如抛开顾忌去放浪任性。佟振保开始走下坡路，公开嫖娼，同时放弃了职业晋升的追求。直到一天晚上，佟振保幡然悔悟，发誓重新做一个“好人”。这当然是一句自欺欺人的话，所谓“变成个好人”，也就是回到原先那种忠于职责的作假生活，虽然事业有成，但内心却不幸福，由于面子上的努力，在社会上保留着“好男人”的名声，每三个礼拜去宿娼一次，作为窒息生活的发泄。

去年10月，止庵在央视《百家论坛》上讲学，评说张爱玲的残酷之美，指出“实际上张爱玲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她给写出来了。她的这个态度，鲁迅说的是消极，我们说是一种很彻底的态度，就是说在写这个地方的时候，是不留余地的，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那么怎么会是这样的一个写法呢？止庵认为是因为张爱玲有两个视点。一个视点是人间的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还有一个视点就是在这个视点之上，把全人类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

我觉得说得有道理，正因为这种俯看人间的视点，《红玫瑰与白玫瑰》篇末才有了这极富象征意味的写法：开灯见鞋，在地面上如同鬼卦。相思卜得相思卦，只是天机不可知。振保见鞋起悔，如有天启，烟鹂因鞋得赦，如有神助，而究竟这对夫妻终否得鞋（谐）？卦象微带八字式，一前一后夫唱妇随，细看却似一个不敢现形的鬼怯怯走来，其悲哀已尽在不言中。张爱玲与鲁迅都以法眼看到了鬼相的现形，后者不忍以悲观毒害青年，虽然峻烈彻底尚且留有余地，而前者却要行到水尽处，揭破一切事物的残酷底相。然而，残酷之下，人世的生活仍要继续，这就是挥之不去的苍凉。

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张爱玲在写到这个结尾的时候，眼光游离在人世间和人世间以外，来看这对现实夫妻的无能为力。绣鞋打个相思卦，卜问世间情事，固然见出人间夫妇的虚妄愚懦，但其中那负荷生活的执著忍耐，不禁也令我们心生暖意。小说在这种悲喜交集中落幕，张爱玲将神圣的婚姻爱情撕开来看，看出其可笑之处、无价值之处，进而揭示人类生活的无根基性，但她还是在为无根基的生活寻找出路，让生活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