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医兼通是对新时代中国医生的必然要求

本文转自：中国中医药报

中西医兼通是对新时代中国医生的必然要求

——三论以中国式现代化视野重新审视中西医关系

本报评论员 王淑军

打破“医学现代化＝西医化”的迷思，须明了中西医融合是中国式医学现代化的第一要义，而推动中西医融合的当务之急是逐步打破中西医壁垒、消除中西医隔阂，最根本之法则莫过于实现凡中国医生均能中西医兼通。

反观现实，中西医间的壁垒和隔阂显而易见。比如三年抗击新冠疫情中，中央强调中西医结合、中西药并用，但在抗疫实践中细心的人们发现，推动中西医结合时，往往是中医主动者多，而西医主动者少，并普遍表现出对中医缺乏了解；而且他们的学术话语，基本封闭在西医药体系之内，几乎不涉及中医药。可见，导致中西医壁垒和隔阂的直接原因，在于西医不了解中医所致。

再深究一层，则在于现行的医学教育体系将中西医两种医学分隔为二所致。中国的医学教育体系，目前分为西医院校和中医院校两类。一个显见的事实是，中医院校以与时俱进、开放包容的姿态，一般都开设了相当比例的西医基本课程，毕业的中医基本中西医兼通，中西医结合在临床上大都成为自觉。而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几近于无，一般仅有一门“中医学”，加之两种医学背后价值理念的文化壁垒，使得毕业后的西医不仅对中医知之甚少，有的甚至在价值观上也很排斥，隔阂很深，更遑论去主动中西医融合了。

这样的医学教育产生出中国医学领域的一个奇特现象：中医院校培养出来的中医均能中西医兼通，成为中西医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西医院校培养出来的西医往往只懂西医、不懂中医，让他们与不熟悉的中医协同融合，实在有些难为。再加上中医与西医在数量上不可同日而语（2020年执业/助理医师408万人，中医类别仅占68万人，占比16%），因此，在中西医两支队伍存在隔阂（主要是西医对中医的隔阂）的情形下，推动中西医融合之难，可想而知。

比如在作为中国医院主体的综合医院，主要以西医力量为主，虽然也都设有中医科（有的甚至发展得很好），但基本上中西医界限分明，中医科室之外的科室普遍由西医主导，中西医融合难觅踪影。

因此，要想根本上实现中西医融合的目标，最有效的途径当然是把中西医存有隔阂的两支队伍，逐步转变为中西医兼通的一支队伍。这必然要求每一位中国的医者均应中西医兼通。

然而，在百余年全球“医学现代化＝西医化”浪潮的历史惯性下，根本打破中西医壁垒森严的已有格局，让每位中国医生均能中西医兼通，构建起中西医融合的中国特色新医学，此改革何其难也。

好在，针对上述问题，中央已有察觉并采取了措施：《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2019年）明确提出，“将中医课程列入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提高临床类别医师中医药知识和技能水平”“鼓励西医学习中医，允许临床类别医师通过考核后提供中医药服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中医药特色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2021年）强调，“2021级起，将中医药课程列为本科临床医学类专业必修课和毕业实习内容，增加课程学时”“临床、口腔、公共卫生类别医师接受必要的中医药继续教育”等。

显然，中央精神意在通过医学教育改革，逐步解决西医不懂中医的问题，努力消除中西医隔阂，推动中西医融合。这些措施对于推动中国医生中西医兼通，无疑具有破题的重大意义。

新时代，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进程中，建设中西医融合的中国特色现代医药文明无疑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而要实现此目标，则有赖于所有中国医者均能中西医兼通方能彻底达成。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期待着中国的医学教育改革能切实贯彻落实中央有关政策精神，尤其要尽快补上西医院校中医教育缺失的这一最大短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