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立祭酒：士以廉耻气节为端

傅山《天门积雪》

傅山《狄梁公像赞》

《三立祠传》书影

三立书院的前身是河汾书院，而河汾书院的前身是晋阳书院。也就是说，先有晋阳书院，后来改名河汾书院，之后又改名为三立祠，即三立书院。再之后，三立书院又改名晋阳书院，与令德堂同为山西大学的前身。书院名称在改，地址历经府衙之东、右所街、侯家巷，而400多年来，傅山在三立书院的故事仍为后人追忆。

最早的晋阳书院在府衙之东，创自何时，尚不得知。到明代时，因其地势湫隘，与书院不相称，改为提学道。正德年间，马卿督学山西，曾想恢复晋阳书院，因时机不成熟而未果。

明嘉靖八年(1529)朝廷革除镇守中官制度(即太监监军之制)，中官衙署空出来，巡抚台署迁入，又空出旧台署。嘉靖九年(1530)冬，曾任山西督学副使、升任山西按察副使的遂宁人陈讲，经请示时任巡抚黄钟、巡按王道同意，在巡抚衙门旧址上“洒扫其堂，揭其表坊，曰河汾书院”，把晋阳书院之名改为河汾书院，仿洙泗伊洛之风，意在“宗乡哲、启后学”。又把原来署内后边住人的地方和侧房改为50间号舍，精心挑选州县弟子150人来此学习。嘉靖十年(1531)王献巡按山西，首先视察书院，并与巡抚黄钟商量增修，摄分守事副使李崧祥、曹嘉和分巡佥事畅华协力襄赞，阳曲令陈价总理其事，教谕张三畏具体经理。从八月初到冬十月，创尊经阁五楹，藏有六经、历代史与百家之言；增号舍50间；相邻建祠，祀奉文中子王通、文正公司马光、文清公薛瑄三位乡贤；东边还建起督学署，所谓“宫墙聿新，物采咸修，家塾党庠之遗制不泯焉”，期于“河汾之教殆益盛矣乎”！(唐龙《河汾书院记》、马卿《河汾书院记》)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当政时，以为“黉宫育才之地，非济贫养老之所”，奏毁天下书院，河汾书院废。傅山曾于此事有过自己的意见，以为张居正所议为至言，“使此议恒行，世界那得顿尔”。

万历二十一年(1593)，声绩颇著的魏允贞(1542~1606，字懋忠，号见泉)以右佥都御史抚晋，慨然以兴学右文为己任，在太原府城西南右所街(今旧城街一带)建祠：“得风后以下至伯夷、叔齐十有七人，位南向；名宦自叔向以下至我朝吕文简公十有八人，西向；乡贤自董狐以下至薛文清公十有六人，东向；寓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别为位，居乡贤上。”这与一般书院主祀尧、舜、禹、汤、周、孔等有了变化。魏允贞题名“三立祠”，集士讲读，避开书院之名而恢复书院之实。三立取于《左传》“立德、立功、立言”之意，魏允贞作《原学》一篇示诸生，有云：

学之道惟有知行两端，人之为学惟有求知求行两事。孝弟谨信，行也；学文，知也；义与授命，行也；见利见危，知也。博文，所以求知也；约礼，所以求行也。多闻见未尝不博，知择识未尝不约。学尽是矣，果有难知难行者否？(《原学示书院中诸生叙》)

其时，赋闲在家、曾做过布政使的太原人王道行(即傅山笔下的龙池先生)作《三立祠记》，详述建祠经过，祠成，“为堂五楹，扃以枨阑，缭以周垣，前起绰楔，望之岿如也。祠后为书院。”赞曰：“两省前后诸公，同德一心，翼宣文教，盛矣。”当时，晋王还出五十金犒赏这一工程。

其后，提学副使王三才在魏允贞的指授下，“移三立祠于深处，洞开重门，东西建席舍五十楹，门、皂房各三楹，而厅楼号房悉如旧”。太原知府关廷访，阳曲县令梁之垣、主簿刘嘉宾经始其事而董理此役，“计费几四百金，取之岁考长物，不烦民间半菽”。王三才还寄望诸生：

执经而穷理，吐词以抒心，遵伦理而悟本原，放之四海而心可通，率之日用而事事有据，如日中天，如川流地，上下昭察，跃然心目，闻此以立言，履此以立德，扩此以立功，即古先哲所称不朽，何以加焉！(《重修三立祠增建考厂记》)

万历二十七年(1599)，三立书院声名达到一个高潮：庚子科乡试，书院学生中举50多人。

不幸的是，26年后，三立书院又遭停办厄运。天启五年(1625)，把持朝政的魏忠贤矫诏“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三立书院随着著名的东林书院一起，被迫中断了讲学活动，祀事淆乱，荒废经年。

转机在九年之后的明崇祯七年(1634)，山西先后来了两位地方大官。一位是提学佥事袁继咸，一位是巡抚吴甡。此时的朱明王朝正处于风雨飘摇、内忧外患之际。吴甡来晋后，重水利，固省防，兴教文，大力支持袁继咸整饬文教，恢复书院，培养急需人才。崇祯九年(1636)，在袁继咸的主持下，三立书院得以重新开院。吴甡作《重修三立书院碑记》，阐明魏允贞遗意，称赞“晋理学甲天下”“愿学士大夫之宦斯土、生斯土者，相与绍仲尼之道，大皋、夔、稷、契、伯益之勋，以再见唐虞三代之治，则天下万世之福未有，暨是余之心也夫，是余之心也夫”。他又点定袁继咸著《三立祠名贤传》并为之作序，以为“士君子修身见世，道先正乎趋舍”，“德、言、功三者，皆足不朽，而功与言之不朽，犹附德而立”，并于“晋士大夫与士大夫之仕于晋者”寄予厚望。

也就在这一年，而立之年的傅山与以后成为他好友的戴廷栻、白孕彩、薛宗周、王如金等三百学子被录取入院深造，袁继咸看过傅山的文章，认为傅山是“忠孝人，置第一”，三百学子也公推傅山为书院祭酒，即首席讲师、主讲师。

此时的三立书院虽然是沿用旧名，但实质已与以往有很多不同。袁继咸把书院奉祀的名宦乡贤50余人增加到71人。

另外，在“课艺”上，除了设置经学课程外，还开设了河防、攻守、财用等“经济”课目，即经世济民之课目。这表明，新恢复的三立书院更注重实功、实学的办学宗旨。

三立书院作为山西省培养人才的最高学府，在袁继咸的主持下，一时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新气象。袁继咸“立法严而用意宽”，主张“士以廉耻气节为端，有廉耻然后有风俗，有气节然后有事功”。在生活上，他将“节余俸薪，全数捐赠贫寒生徒”。在学习上，他以文章、气节谆谆勉诫学生“先德行而后文艺”。

三立书院相对宽松、开明的学习氛围，培养了一批像傅山一样的思想自由、性格坚贞的学子，“丙子秋，登贤书者十居七，元魁皆公首拔士”。崇祯十年(1637)，袁继咸遭诬告弹劾，被“械送来京勘问”。傅山组织领导一百多生员，徒步赴京为袁继咸鸣冤，进行反对奸臣的斗争。历时数月，最终取得胜利，名震天下，被誉为“山右义士”。

其后，袁继咸赴任九江，纂修万历《太原府志》的山西阳城人、司徒张慎言撰《督学袁公去思碑》，表彰袁继咸侃直廉静，“奉朝廷之法洽，以父兄子弟之情，提圣贤之精神，通帖括之志气”“悚革后先愧耻奔竞之习”，感慨“教之所系，固不重欤”！张慎言曾给傅山留下很深的印象。崇祯三年(1630)庚午乡试时，18岁的傅山曾看过张慎言寄其子张履旋一柄扇子上面的题诗，首句为“交友休从意气生”。饱经忧患之后，傅山从最初的疑其不然，“渐渐知所谓意气者，皆假为名士之弊，坐此败露者实繁。始知前辈皆实实历过，才以此等句教子弟也”。

傅山曾写过《性史》一书，大约就在三立书院求学时期。据傅山自述：

贫道昔编《性史》，深论孝友之理，于古今常变，多所发明。……兼以近代所闻见者，去取轩轾之。二年而稿几完，遭乱失矣。间有其说存之故纸者，友人家或有一二条，亦一斑也，然皆反常之论。

这部充满“反常之论”的著作虽在战乱中遗失了，但后人从傅山此后的思想、行为也可以窥一斑而见全豹。傅山在政治上反对权贵专断，主张改革弊端，在学术上反对理学空谈，主张实功实济的思想，就是在三立书院求学时形成、定型的。

蔡懋德出任山西巡抚时，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仍于崇祯十六年(1643)四月重开三立书院。时年37岁的傅山，虽没有任何功名，却因其品行、学识为当世认可，也与武乡知县魏权中、绛州举人韩霖、平阳举人桑拱阳等一同被聘为主讲，讲战、讲守、讲火攻、讲诚明道统、讲财用、讲防河。傅山虽被蔡懋德任命为诸生中的祭酒，却不屑空言，也不肯穿起绅士衣服去讲学，只是按期参加集会，听过之后却感到蔡公所言有些迂阔，不足以起而行之。傅山试图力行挽救之，四处奔走，甚至化名作童谣，印制张贴，号召守城。崇祯十七年(1644)二月八日，李自成攻陷太原，末代晋王朱审烜被俘，蔡懋德在三立书院自缢而死。

随着明朝灭亡，地势湫隘的三立祠愈发“燹燐颓圯，不堪改为”。清顺治十七年(1660)季秋至次年暮春，抚晋六载的白如梅，在太原府城新南门内侯家巷，购地新建房舍70间，恢复三立祠，“驾高阁以祀先贤”，其志在“祈进后学也，光前烈也，为国树人也，俾顾名思义也”。这一年，傅山54岁，移居松庄，冬天母亲去世，也许无暇关注与其有精神纽带的新建之三立书院。

《三立祠名贤传》是傅山当年在书院读过的，此时，毅然自立、无丧所守的他已是75岁的老人。方其时，刘梅和傅山同为《重镌宝贤堂帖》作序，然未见他与刘梅之交往。傅山是否得知刘梅重刊了他年轻时朝夕浸淫的名贤之书，从1660年三立书院重修到他去世的20多年间，是否来过“君子以朋友讲习”的三立书院，未见有载。但从魏允贞、袁继咸到蔡懋德，三立书院三任主持者都为“清操绝俗”“忠直敢谏”之士，毫无疑问深刻影响了傅山人格气节的塑造和养成。

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仲秋，傅山过祁县访戴廷栻，登丹枫阁，看到自己十数年前的题壁诗：“太原人作太原侨，名士风流太寂寥。榆次颇谙有孙盛，昭余不信产温峤。”傅山怆怀往事，晚间住在戴廷栻的殊亭，竟不能寐。第二天早起，在殊亭的双松下徘徊，忽然天色晦暗，大雪落树，就像刀刃一般，给他一种特别奇怪的惊心之感。傅山回屋从书架上检得戴廷栻《枫林草》残编读过，感其俱带冰雪气味，深于寄托，至情感人。傅山略加澄汰，为戴廷栻编成《枫林一枝》，并为之序，有云：

自袁师倡道太原，晋士咸勉励文章气节，因时取济，忽忽三十年，风景不殊，师友云亡。忆昔从游之盛，邈不可得。余与枫仲，穷愁著书，浮沉人间，电光泡影，后岁知几何？而仅以诗文自见，吾两人有愧于袁门。(《叙枫林一枝》)

可见傅山一生重文章气节，尤重气节。在傅山去世后，从全省各地来三立书院读书的诸生，经常能看到此地留存的傅山讲学著述，深感“夙节可师，言行足式”，与绅衿、里民“请祠三立书院并入乡贤”。

三立书院，三立祠，三立阁，已然为太原乃至山西之历史文化标注了一个精神高度。正如活跃在清代嘉道年间的诗人崔旭(1767~1845)在《太原杂咏》中写道：“阁称三立重公评，自古乡贤列姓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