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郡谢氏家族的兴衰

六朝时期，多个文学创作集团相继而出，如竟陵王文学集团、裴子野文学集团、昭明太子文学集团、萧纲文学集团等等，他们或出于政治目的或出于共同的文学观相聚在一起。

从而导致这些创作集体的突出特征便是共时性，反映着当时某一文学群体的文学创作风气，作品风格与文学评价标准也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共通性。

一、陈郡谢氏家族兴衰

从西晋到南朝陈的这三百余年里，陈郡谢氏家族见于史传的有十二代，且在东晋、刘宋时期与琅琊王氏并称“王谢”，是六朝时期著名的一流世家大族，但陈郡谢氏并非一直保持着长盛不衰的地位，其家族的兴衰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上升时期

陈郡谢氏家族人物最早可追溯至曹魏时期的谢缵与其子谢衡，谢衡之子谢鲲（约280-323年），是第一个被《晋书》立传的陈郡谢氏家族人物，与谢衡崇尚儒学不同，谢鲲顺应当时的社会风气，选择了由儒入玄的道路。

《晋书》评价其“好《老》、《易》”，并能“通简有高识”，以至当时的名士之流“王衍、嵇绍并奇之”，由此说明谢鲲在当时已经引起士族名流的注意了。

谢鲲之子谢尚（308-357年），从他人对其评价来看：“此儿一坐之颜回也”、“小安丰”，谢尚受儒学影响颇深的同时也尚玄学，这为之后谢氏家族子弟在培养崇儒尚玄思想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在政治仕途上，谢尚袭爵咸亭侯，后又担任江州刺史、豫州刺史等职位，在谢尚逝世后，其堂弟谢奕、谢万都曾担任豫州刺史一职。

豫州处于荆州与扬州之间，其重要意义可见一斑，谢氏家族子弟长期担任此职位，说明此时的谢氏家族在政治地位上已经处于较为重要的地位了。

2、强盛时期

谢安是促使谢氏家族成为六朝时期一流世家大族的关键性人物。谢安在执政以后积极调和陈郡谢氏家族与琅琊王氏、太原王氏等世家大族的关系，多次与之联姻，这样，不仅缓解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进一步稳固了谢氏的世家大族地位。

在谢安逝世后，朝廷追封其为太傅，并在太元十年十月追论淝水之战功，谢氏子弟一日受封四公，这是前所未有的，陈郡谢氏家族的门阀地位由此确立。

3、衰落时期

自入宋以后，刘裕掌权，陈郡谢氏成为其抑制门阀政治的防范对象，谢氏家族由是走向衰落阶段。谢灵运、谢晦等谢氏子弟，虽想重振家族声望与势力，但均以失败告终。

从政治史上看，作为东晋南北朝最重要的门阀士族之一，陈郡谢氏家族事业虽有升有落，但大致与六朝相始终，并随着陈朝的灭亡，六朝门阀政治体系的土崩瓦解，其家族文化传统也遭受到极大的打击。

二、批评内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文学的独立，文人开始对文学的类别即文体，进行探讨，如魏晋时期，曹丕提出四科说，分为奏议、书论、铭诔、诗赋四种。

挚虞作《文章流别志论》，提出了颂、赋等文体的流别；李充在《翰林论》首次论述到各体的产生，并偏于批判各种文体的美恶等等。谢灵运对不同文体的辨别与认识，应是延续了魏晋之时文体论的影响。

如其在《山居赋》中分析了诗、赋等文体的创作规律，即“诗以言志，赋以敷陈。箴铭诔颂，咸各有论。”说明谢灵运对不同文体的文学功能有着明确的认识。

另外，谢灵运在班固的基础上，按照题材内容将赋作分为四类：“今所赋既非京都宫观游猎声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即根据常见的汉大赋题材，将其主要分为京都、宫观、游猎、声色四类，并在此四类题材基础上还新创了农村山居题材。

谢氏家族的清谈大多注重辞采、声音的优美生动，而且常常将清谈与文学二者密切联系起来，如《世说新语·赏誉》谓谢安清谈“向客亹亹，为来逼人。”

“亹亹”即具有美妙、美好之意，说明谢安清谈具有美妙动听之特点，《晋书》还记载了谢安：“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再如《世说新语笺疏》载谢万“善属文，能清谈。”

虽然“属文”往往是对“言咏”“清谈”的记录，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创作，但不可否认，谢氏家族的清谈包含了很多的文学审美特质，并对注重辞藻、声音之美的文学创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东晋以来，随着政治、经济势力的稳固，陈郡谢氏在文学创作领域中越来越处于重要的地位，其中谢氏家族的文学创新意识也为其引领文学风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作为东晋南朝时期有名的世家望族，陈郡谢氏子弟除了在文学创作上多有成就之外，在音乐、绘画、书法等方面也极具艺术才华，并能够提出相应地文艺批评。

三、谢灵运的文学批评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史理论框架的成型阶段，但因创作动机、学术风气以及社会环境等影响因素的不同，于是出现了一系列观点各异的文学理论作品，这些理论作品虽批评标准不一，但在历史文化长河中都具有重要意义。

刘宋时期，人们对文学的研究开始从外围研究转变到注重文学内部规律的探讨，此时期的谢灵运不仅在文章创作中表达了看法，还编辑了大量的文学专集、总集，可惜大多都已散佚。

钟嵘在《诗品》中分析左思诗歌特点的时候，引用了谢灵运的评价之语，即：左思与潘岳的诗歌古今难比，谢灵运将左思与潘岳诗歌并列应是偏有所指。从诗学渊源来看，钟嵘在《诗品》中论谢灵运诗歌“源出于陈思，杂有景阳之体。”

钟嵘认为左思诗歌源出于刘桢，刘桢诗歌特点是“仗气爱奇，动多振绝。贞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即左思便是继承了骨气突出这一点，因此其诗有“风力”、有风骨，但遗憾的是缺乏词采雕琢之美。

潘岳诗歌则源出于王粲，王粲诗歌特点为：“文秀而质羸”，即其诗歌文采秀美、文风轻绮，但遗憾的是气骨羸弱。

左思与潘岳的诗歌特点均是偏美，不能两全，因此，从谢灵运的诗学渊源以及谢灵运将左思、潘岳二人并列来看，谢灵运应是认为诗歌的风骨与词采同等重要，反映了其对诗歌创作的追求。

谢灵运赞赏左思诗歌，主要是因为其诗歌在富丽精工之外，还能够具有感发的生命力，注重抒发自己的个性之情，即其诗歌具有“兴多才高”的特点，这与左思诗歌的创作特质不谋而合。

谢灵运的诗歌虽然还未去除玄言的尾巴，有着篇章割裂之弊病，但与玄言诗相比，谢灵运的山水诗还是有着很大的不同。

总体而言，玄言诗具体到写作原则便是模糊具体景物的个性特征，以便突出其共性表达玄理，且玄言诗中所言的“理”是抽象之理的直接表达，并非个性之“情”，因此，景物的模糊化、说理的抽象化、个性之情的缺乏化，使得玄言诗具有淡乎寡味的弊病。

四、谢朓的诗歌批评

继谢灵运之后，陈郡谢氏家族在南朝齐梁时期出现了另一位著名诗人——谢朓，其不仅继承了谢氏家族（尤其是谢灵运）在诗歌创作上的诸多成就，还进一步革新了诗歌创作方式。

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当时的诗歌创作风气，可谓是齐梁诗歌由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重要代表诗人之一。

钟嵘在《诗品》中曾说：“（谢）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谢朓与钟嵘探讨诗歌，并得到强于其诗歌创作的评价，说明谢朓对于诗歌创作有着丰厚的理论储备以及独特的理论见解。

但遗憾的是，见于记载的谢朓诗歌理论资料实在太少，唯沈约在评价王筠诗歌特点时所引用的“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一句流传下来。沈约引用谢朓“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来夸赞王筠诗歌，说明王筠的诗歌创作符合“圆美流转如弹丸”的特点。

钟嵘对谢朓诗歌见解之肯定，沈约对其理论之引用，谢朓本人又是“永明体”的倡导者和代表作家，说明谢朓的诗歌理论在当时还是得到一番认可的，所憾有关谢朓的资料太少。

谢朓是永明体的主要代表诗人之一，沈约引用“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一句来赞赏王筠，可见沈约对这一句的高度认可，也一定程度上说明这是与沈约的诗歌理念相一致的。

沈约曾称赞谢朓诗歌：“近见其数首，方知此言为实。”清代的贺贻孙也曾如此评价：“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此实玄晖自评也。”由此可见，谢朓对其诗歌理论是持以身体力行的态度的。

五、陈郡谢氏家族文学批评之评价

六朝时期是中国文学批评主要范畴、理论框架的成型阶段，陈郡谢氏在这其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而且从陈郡谢氏的众多文学批评材料中，我们可以发现两个重要关系，一是学术思想风气之转移影响着其文学批评。

二是其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之间具有相互连带性，即文学批评的提出影响着其文学创作的变化，文学的具体创作又促使其文学批评的转变。因此，陈郡谢氏的文学批评是处于动态之中的，随着文学的发展而变化。

六朝时期的学术思想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甚至具有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这主要与传统儒学衰微、新兴玄学兴盛、外来佛学传播有关。

因陈郡谢氏奉道、崇佛、尚玄，思想较为通达，所以在文学方面尽可能地不受传统儒家卫道观念所约束，且能较大程度地不囿于传统思想而接受文学观念的新变，因此其学识之广泛、思想之活跃自然表现得尤为突出。

陈郡谢氏家族子弟在批评文学时不仅有着自己的理论见解，还能够运用已有或新创一系列文学批评方法，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从东晋时期的陈郡谢氏开始，摘句批评法、品评批评法、社会历史批评法逐渐演变成了文学批评中的几种重要方法。

陈郡谢氏的文学批评有着重要意义：不囿于传统的思想，较易接受新变的文学观念，在文学批评史上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如文体辨别、音律之运用等等。

总结

作为当时的高门士族，陈郡谢氏在政治和文化上有着明显的优势，因此他们的喜恶对于当时的社会有着较大的影响力，甚至能左右一时的文学风尚。

因陈郡谢氏有着得天独厚的学识基础与艺术素养，在当时激烈的士族文化竞争中独树一帜，开文学批评风气之先。

并且凭借家族群体的传统和优势，其对于文学发展的新动向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敏锐性，并善于调整文学新观念以适应文学史的发展趋势，因此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