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挖”出二千多年前的金陵

南京日报/紫金山新闻记者 邢虹 朱彦

走进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考古工作站——

在这里，“挖”出二千多年前的金陵

“数钱数到手抽筋”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9月12日，记者走进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考古工作站，抬眼所见就是这样的名场面：只见考古工作人员埋首于桌上那一堆堆小山状的铜钱之中，一枚枚地在仔细拓印着——这可是2000多年前“老南京”使用的铜钱！

2019年起，在4年时间内，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在南京江宁华西村发掘了1015座古墓葬，清理出文物标本5500余件。众多的墓葬中，战国晚期至两汉时期墓葬599座，弥补了南京地区战国两汉墓葬资料稀少的缺憾。

据《江苏文库·书目编》之《江苏艺文志·南京卷》记载，战国楚置金陵邑，“金陵”之名始于此，秦为秣陵县地，属会稽郡。汉属丹阳郡。“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在英雄辈出的战国秦汉时期，南京发生过哪些风云往事？从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中可见一斑。

发现 4年考古发掘

1015座墓葬5500余件文物弥补缺憾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南京是什么模样？通过考古发掘，那段历史逐渐从岁月深处拨开迷雾走来。

2019年6月，因江宁街道新市镇建设项目群的需要，南京市考古研究院考古人员进驻项目现场开启考古工作。江宁街道新市镇建设项目群，位于江宁街道江宁河南岸，原自然村落为华西村，包括华西地块、新村地块、卫生中心地块、水巷地块、配套幼儿园地块、沈家地块、六维地块等多个项目地块，总占地面积近20万平方米。

自2019年6月至2023年5月，为配合地方基本建设，经文物行政部门批准，南京市考古研究院陆续在各地块内开展考古调查勘探和发掘工作，累计发掘古代墓葬1015座，窑址9座，共计出土文物标本5500余件（组）。墓葬时代以两汉六朝时期为主，为研究南京乃至江东地区两汉六朝时期物质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在考古发掘的1015座墓葬中，包括商周墓葬2座，战国末期至两汉时期墓葬599座，六朝墓葬108座，宋至明清时期墓葬90座，以及空墓不详者216座，出土文物标本5500余件（组）。墓葬形制包括土坑墓、土洞墓、砖室墓、砖木混合结构墓等。

出土器物以陶瓷器为大宗，另有数量可观的铜器、铁器等。除了遗迹、遗物数量庞大，较为特殊的遗存还包括：商周时期土坑墓，汉代土洞墓、汉代砖木混合结构墓、带排水沟的汉代土坑墓，六朝多室砖墓和多座六朝纪年墓等。

室内整理与田野发掘同步进行。繁重的发掘工作之余，考古队抽派人手清洗陶片、修复器物、绘图、拍照、拓片、扫描……目前已完成器物修复量约80％、绘图量约60％、拍摄量约60％。第一时间开展室内整理，保证了考古信息的全面记录，为后期报告编纂和学术研究奠定了良好基础。

考古发现表明，南京华西村墓地自战国秦汉之际，历经两汉，一直沿用至六朝时期，墓葬数量众多、分布密集、类型多样、器物丰富。此次发现，弥补了南京地区战国秦汉墓葬资料稀少的缺憾，是反映战国秦汉时期江东地区考古学文化面貌的历史“剖面”。

出土资料显示，南京地区由西汉初期越文化、楚文化和秦汉统一文化并存，到西汉中期后以汉文化为主体、地方特色为补充的文化面貌，反映了两汉时期统一政权形成巩固和区域内文化认同的历史进程。

在今年举行的江苏省考古学会2022年年会中，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考古项目入选2022年江苏田野考古十大优秀项目。

探访 隔着千年时光

“老南京”生活场景从历史深处走来

跟随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考古队的工作人员来到库房，记者看到了满屋的“瓶瓶罐罐”。

“咦，这不是泡菜坛子吗？”面对记者的疑问，工作人员笑着说：“这是汉代的灰陶双唇罐，和我们今天的泡菜坛子长得一样，用途也相近。”

民以食为天，在文化传承中，饮食文化亦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透过库房里的“瓶瓶罐罐”，展现在记者眼前的仿佛是千年前“老南京”一幕幕在此生活的场景。

就从这个“泡菜坛子”来看，虽说相隔了千年时光，南京人的口味倒是没有多少变化。

早在商周时期，《诗经·小雅·信南山》中有“中田有庐，疆场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的诗句。

庐和瓜是蔬菜，“剥”和“菹”是腌渍加工的意思。在《诗经·邶风·匏有苦叶》中，则写着“我有旨蓄，亦以御冬”。“旨蓄”是指储备的好吃的，就是腌制的酸菜、泡菜。

这说明，至迟在3100多年前的商代武丁时期，中国劳动人民就能用盐来泡渍蔬菜水果了，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泡菜雏形——腌渍菜。

在库房一排排的搁架上，记者看到贴着一张张标注编号的纸条。“这些纸条上的数字编号对应着的是这些器物出土墓葬的编号。”工作人员指着一组出土陶器对记者解释，“比如这组陶器就是从M883号墓葬中出土的。”

在众多的陶器中，有一个陶罐显得格外特殊——上面刻着一张人脸。瓜子脸、大眼睛、齐刘海，具有独特的气质。只是这张脸属于谁？为什么刻在陶罐上，目前还不得而知。

记者还在库房中发现了一些富有生活气息的随葬品，比如一些陶灶、陶猪圈、陶鸡圈等。

在汉代人的观念中，“以为人死辄为鬼神而有知……”人死了等于去另一个世界继续生活，生者要“事死如生”，因此要为死者配置一套日常生活所需的器具。自西汉中晚期开始，在墓中随葬陶灶的习俗开始盛行起来，与陶灶相配的案、盘、杯、勺之类物品也一应俱全。

库房里，一组质地粗糙的泥质陶器在一些较精美的陶器中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些陶器出土于楚人的墓葬。战国秦汉之际，江东地区经历了“楚败越—秦灭楚—汉代秦”的历史进程。

南京江宁华西村遗存正好见证了这一段风云。“这批看起来比较粗糙的泥质陶器的出土，为我们认识战国秦汉之际，楚文化在江东的发展变迁过程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实物材料。”工作人员介绍说。

由此可见，战国末期到汉代，这里是一个人口众多、包容性很强的中心聚落，楚人、秦人和江东本地人群都在此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对话:对话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考古队领队许志强： 这次考古发掘

完善南京地域历史发展序列

记者：2019年对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首次发掘时，是什么样的场景？

许志强：这个项目从2019年8月开始发掘，随着考古深入，我们发现这批墓葬的时代主要是战国晚期到两汉时期，这令我们现场的考古工作人员非常兴奋，充满了期待。

南京是六朝古都，因此六朝时期的文物相对比较丰富。此前，南京两汉文物遗存发现较少，所以当我们在考古现场发现了这么多汉代墓葬，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器物时，我们非常兴奋，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两汉是非常重要的时期。这次的考古发掘，意味着可以填补南京地域历史发展的某一个序列。

通过4年的考古发掘，我们发现了如此多的墓葬，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墓葬特别多，这也为我们了解南京在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过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文化资料。

记者：考古工作者如何判断墓葬的年代？

许志强：对于考古工作，一般人都会有一个很朴素的疑问：这座墓葬的时代是怎么判定的？这件器物的时代是怎么判定的？这就涉及到了考古类型学。考古类型学主要用来研究遗迹和遗物的形态变化过程，找出其先后演变规律，从而结合地层学判断年代，确定遗存的文化性质，分析其反映的生产和生活状况以及社会关系、精神活动等等。

记者：此次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出土的文物，具有怎样的学术价值？

许志强：在我们这次发掘汉墓中，鼎、盒、壶、瓿这四种器物，作为一套比较稳定的器物组合，在出土的随葬器物中频繁出现。可以说这“四件套”成为当时南京地区随葬品的标配。鼎、盒、壶一直是中原墓葬中比较稳定的器物组合，传入江东地区后，加入江东地区本土的特色器物，也就是瓿，最终形成了以中原汉文化器物为主体，地方器物为补充的全新器物组合。其实这也反映了江东地区如何一步步融入统一国家的历史进程。

我们还在墓葬中发现了铁质的兵器。其实这些墓葬的规模和墓主的等级都不是特别高，那么大量的铁质兵器出现在了普通的墓葬当中，一方面反映了在两汉时期，冶铁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同时也反映了两汉时期，整个社会尚武的风俗。

记者：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的发掘，对推进南京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具有怎样的意义？

许志强：这次的考古工作为南京地域文明探源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考古资料，填补了南京地域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发展序列，为我们更好地认识南京地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支撑。

记者：随着南京江宁华西村古代遗存野外考古的结束，接下来围绕这个项目还有哪些工作计划？

许志强：发掘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这个考古项目工作的结束，我们后期还要对1000多座墓葬以及数千件出土器物进行大量的整理以及分析和研究，让这批文物的历史价值、学术价值以及对南京地区历史发展过程的研究价值发挥到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