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那么多皇帝，真正的“仁慈”的君主竟是披沙拣金

现在一打开电视，“明君圣主”满天飞。其实，揆诸中国历史，“明君圣主”向来是稀罕物，百不生一；但若论古代皇帝的刻戾忍杀，无赖凶顽，中国皇帝却可拔得头筹无疑。如今要想从中国古代那么多皇帝中找一个真正的“仁慈”的君主，竟难过披沙拣金。当然，也不是全无斩获。比如说宋太祖赵匡胤。

王夫之《宋论》中有一段话：“太祖勒石，锁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赵匡胤于公元960年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从后周柴氏手中夺得政权，做了皇帝。循中国历史故例，本当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可赵匡胤终其一生，对柴氏一门优礼有加。临终尚不忘以“政治遗嘱”的形式提醒后世嗣君不可亏待柴氏后人。对异姓旁人尚能如此宽厚仁慈，千载而下，犹让人怀想高风，唏嘘不已。只可惜悠悠数千载，赵匡胤这样的皇帝只是凤毛麟角。公元626年，李世民为争做皇帝，发动“玄武门之变”，禁锢高祖李渊，以“太子、齐王作乱”为名擅杀李建成、李元吉。这种为了皇帝这个“鸟位”，父子反目、同胞相残的事情在中国历史上太多了，可谓“罄竹难书”；更为残忍的事情还在其后。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太子、齐王伏诛后，他们的儿子，自然也是李世民的亲侄儿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计十人（以李建成、李元吉的年龄推算，十人中最大的也不过十五岁，最小的尚在襁褓之中），“俱坐诛”，可谓“斩尽杀绝”！而高祖李渊其时尚在帝位，坐视其孙伏诛，竟不能援手一救，赵翼由此推论：“高祖亦危极矣。”李世民就这样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皇帝。电视剧《贞观长歌》里的唐太宗李世民照例是文韬武略、文治武功更兼爱民如子，我们有理由一问：一个连至亲骨肉都不爱的人，何爱于民？亦曾有人提出要把对历史人物的道德评价和文化评价分开来，就李世民而言，屠兄、杀侄、逼父是道德评价；开创了“贞观之治”的丰功伟绩是文化评价。我是断断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所谓“文化”，即“以文化成”，人端赖文化脱离动物的野蛮状态，人也端赖文化优越于低等动物，现在，至亲骨肉相残，且斩尽杀绝，无所不用其极，此举禽兽尚且不为，为之蒙羞的岂不正是人类的“文化”？更为可怕的是，李世民并非中国历史上的特例，弑父屠兄、骨肉相残，夺取帝位的事，一再发生，几成历史的常态，构成中国历史上一个个深重的污点！

赵匡胤“政治遗嘱”的第二条“不杀士大夫”，更堪称“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与锋芒”。赵匡胤虽出身“赳赳武夫”，却厌弃刀兵，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赵匡胤不仅自己未杀过一个读书人，还把“不杀士大夫，不杀上书言事之人”作为“遗训”告诫后世子孙，遂使有宋一代，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尊重读书人的朝代，王夫之说“终宋之世，文人无欧刀之辟”，绝非妄断！相应地，有宋一代文化艺术各领域的群星璀璨、空前繁荣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据李泽厚《美的历程》）。相比之下，一部中国历史，尤其是宋以后的明、清两代，几乎就是中国文人士大夫的血泪史。明王朝立国之初，朱元璋即颁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明初夏伯启叔侄，苏州人姚润、王谟等皆以“不为君用”罪，枭首示众，籍没其家；晚年朱元璋身体不好，更以杀戮读书人发泄不良情绪，一时才能之士“幸存者百无一二”，上层知识精英几被一扫而光。明朝还专设针对文人士大夫的“廷杖”之刑，动辄把文臣当众扒下裤子打屁股，端的是“斯文委地无人收”，有明一代，读书人所蒙之“羞”，所含之“垢”，所忍之“辱”，也可说是前无古人吧！鲁迅说明朝皇帝多“无赖儿郎”，岂是虚言！清朝以“文字狱”“摧折士气”肇自康、雍，康、雍之后的乾隆是有文化的“盛明天子”，一生写了十万多首诗，差不多相当于两部“全唐诗”。然而文字狱恰恰于乾隆世“蔚为盛况”。乾隆年间的文字狱多有因诗文而触及满洲君臣的心病者，如果说“一把心肠论浊清”(胡中藻)、“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徐述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沈德潜)之类，虽属冤狱，却还靠点谱，至于徐首发和徐成濯，竟以名字连起来是“首发成濯”，被认为是嘲笑清剃发之制，以大逆罪处死；乔廷英的诗稿有“千秋臣子心，一朝日月天”句，被认为“日月二字合为明”，竟以“谋逆”罪凌迟处死，两家子孙均坐斩，已属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深文周纳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电视剧《传奇皇帝朱元璋》中，朱元璋照例被粉饰成一脸正气、替天行道的正义使者，血雨腥风、惨绝人寰的流氓政治照例被粉饰得花团锦簇；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中，袁立版的杜小月“深情”地对张铁林版的乾隆说：“万岁爷真是古今难得一见的仁慈宽厚之君。”天啊，把历史“戏说”到这般田地，这样的“文化”产品岂不令古今读书人齿冷！若有时空隧道，对这些影视编导最好的惩罚就是把他们送回到“洪武盛世”和“乾隆盛世”去！

明年就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了。民主、共和也已经弹了百年渐成“老调”，然而国民性中对权力（而非权利）的渴慕与趋附依然是人心的痼疾；文治武功、文韬武略更兼风流倜傥、儒雅多情甚至身手矫健的封建帝王们正在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任这种“瞒与骗”的文艺轮番上演，历史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当历史本身已经成了一笔糊涂账时，还如何去寻索几千年黑暗、残忍、血腥的皇权专制的真相？没有对帝王真相的揭橥，又如何培育权利的观念，从而又何谈建设公民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