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野之战后，周人如何重塑中华文明？

周人的哲学

《尚书·酒诰》中，周公将周人的特点与失败的商人相比较，认为他们“畏天，显小民”，既敬畏天，又关心人民。他们还有一个优点，那就是“经德秉哲”，遵从道德准则，善于治国。

周公在此仍以尊敬的态度对待商人，称其为“殷先哲王”。商先王也是聪明人，从成汤到帝乙都是好王，但在帝乙之后，他们就变得不为人民着想，只管喝酒。

周公画像

“酒诰”这一名称来源是商人由于酗酒而导致堕落、衰败。因为商人的堕落，天才给他们带来了灭亡的灾难。并非天要对商人不利，天是公正的，没有私心，只是商人自己的堕落招致了天的责罚。

《尚书·多士》开头说，不是我们周人胆子大，而是因为天不允许商人继续“固乱”。以我们周人的意志，绝不会有胆量去竞争商人之位，只因商人不知敬畏天，不知天理，故遭天谴。

随后，《尚书·多士》中就出现了早期周人的哲学思想：不仅是商人遭天谴，商以前的夏也是这样，所以天派成汤来收拾夏，于是就有了商。商人的先王们战战兢兢地服侍帝，生怕自己辜负了上天的恩赐，所以才能蒸蒸日上。但后来，商王的所作所为令天不能忍受，于是天命传给了周人，周人在天意之下取而代之，并非周人的主观抱负。

周人的人文思想

傅斯年先生对《尚书》的论述进行了梳理，可以看出周人心中的“天命”是怎样运行的。首先，要敬天，要谨慎地觉察天的监督、判断；其次，能够“保人民”，关心百姓，特别是“慎刑”，不残暴，不滥杀；再次，要勤勉，勿忘先人之艰辛，遵循前人的审慎态度，不能忘记前人的教诲；最后，不能偷懒，也不能酗酒。

长久以来，商人都是信仰祖先、依靠祖先的。周人被商人压制，他们不会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多么地强大。周人在商人的阴影之下，一向视自己为小族，受商人的欺凌，一不小心，就连文王这样的大人物，也会被商人囚禁。

周原遗址

所以他们信仰的是天，是一个连商人和神灵都不能掌控的存在。老天不偏向任何人，它居高临下地注视着所有人的行为，使商人丧失了统治地位的，并非周人的祖先，也非周人本身，而是一个对商人的酒色横行感到厌恶的老天。天把权力交给了周人，让他们做正确的事情。

《尚书·君奭》中的“天不可信”，并不是说不能信天，而是天没有固定的行为，也不可能永远如此。天和天命，随时都有可能变化，不像那些商人的老祖宗，总是帮着商人。天现在和你站在一起，并不意味着它会永远支持你。

周原雪景

但是天的改变却是有规律的。周人总结出了一个法则，就是在最重要的天命分配上，是按照德行来的。因此，从对天的信仰，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与人有关的道德。

《尚书·酒诰》又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意思是人不但要用水来观察自己，还要用人民的回应来审视自己。这是周人祖先为后世领袖留下的警醒之言。这个“人”指的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指那些要统治和领导人民的人。

那么有方法可以判断出，我们在天眼中是善是恶吗？周人的祖先说：要了解天的视角，最好的方法就是看看你的人民如何回应。人民眼中的你，与上天所见的你最接近；人民喜爱你，就是上天对你的赞美；反之，人民厌恶你，你就要当心了，老天也会厌恶你，也许会收回天命，降下惩罚。

古公亶父雕塑与周原的星空

这种信念，实际上在商朝晚期也有迹象。祖甲改革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减少鬼神对人间的直接干涉，使人与鬼神之间的关系制度化。至少祖甲这一脉，显然是靠近了人本位，但商文化是以鬼神信仰为基础的，不可能完全改变。

建立一种脱离鬼神、彻底以人为本的新信仰，是周人实现的。

周人的统治智慧

攻入朝歌之后，周人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何统治和管理“大邑商”。周人长久以来的思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他们不相信自己能轻易征服大邑商，尽管牧野击败了商军，攻入朝歌，但周人并不认为自己是商人的统治者，他们对商人还是有些畏惧的。

于是，他们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商遗民迁徙到渭水流域。有关这一历史事件，有“史墙盘”铭文的记载，铭文分为两部分，前面是赞美周朝建国功业，从文王讲到穆王，后面是史微氏的家谱，其中有一句：“微氏烈祖”到武王那里去，武王命周公为他们安排住处，并把他们安顿在了岐周。

凤雏村就是岐周，史墙盘在这里出土，证明了铭文的真实性。通过史墙盘，我们可以肯定，“史氏”家族（族徽上刻着“册”，可能是负责商王朝的记录工作），在武王伐纣后，从殷迁徙到了岐山。他们在这里生活了七八代，铸造了史墙盘，将自己的家谱记录了下来。

史墙盘上的家谱，有辛公，有乙祖，显然是商人命名方式。渭水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其中一些具有很强的商朝风格，应该有一部分是商遗民迁徙的时候带来的，或者是他们在这里铸造的。

史墙盘铭文拓片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周人对商遗民的迁徙具有一定的选择性。他们有意选择那些在商文化体系中有特殊作用的家族。这是以往周人所欠缺的才能和专长，是决定政权合法性和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因素。一方面，将朝歌的人口迁出去，让商人失去原本的合法地位；另一方面，把这种象征性的能力转移到周人身上。青铜器和文字刻写是商人的重要工具，所以这些专业人才都被迁到了周原。

周召东征

武王将专业人才迁到周原，把朝歌一带商人的中心区域，交给了纣王的长子武庚，安排管叔、蔡叔、霍叔负责监视。

武王本人返回宗周丰镐。不久后，他大病一场。《尚书·金滕》中有记载，周公旦为了哥哥的病情，向上天祈祷，想用自己的性命来替换他。武王因患重病，于伐纣后两年离世，其子年幼，于是周公即位，成为周人统治者。

周公辅成王庖厨图画像石

周公是否即位，在后世存在着许多争论。周人的传统制度很明确，都是父死子继，没有兄终弟及的。武王是文王的长子，其次是管叔，而不是周公。周公继任武王，这违背了周人的传统。

但有一些特殊的原因：一是武王早死，成王还太小；二是他们和商人的直接冲突才刚刚开始，局势还很紧张；三是武王的兄弟们都被安排在了商人区域，看管武庚，宗周只有周公。在这样的情况下，周公实际上是真正的掌控者。

周公东征路线

周公上台后，出现了兄弟之争，管叔、蔡叔都公开表示反对周公。管叔、蔡叔的身后，站着武庚的商人势力。在极短的时间里，周朝就出现了严重的分化，一方面，是周公控制的宗周，另一方面，是管叔和蔡叔，以及商遗民的势力。

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召族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周公和兄弟反目成仇，说服了召族的首领召公，和他建立了密切的联盟，让他有了和管叔、蔡叔一战的实力。

所以周公采取强硬的姿态，不肯退让，发动东征。后世史书中，普遍称之为“周公东征”，而金文资料中，却无一例外都是“周召东征”。召公、召族在这次行动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周公东征方鼎及铭文拓片

论军事行动，其规模之大，难度之大，比之武王伐纣，有过之而无不及。战区分布广泛，北至山西梁山，南至淮河北岸，以宗周为中心，呈扇形向外扩张。这一战的重要性，甚至超过了牧野之战。事实上，周朝的建立，并非始于武王伐纣，而是周召东征以后。

在这次战争中，周人的力量被迫向东方逼近。周人在武王伐纣之后，只是象征性地取代了商人的共主地位，对那些曾经臣服于商人的地方，只是进行了象征意义上的管理。除要求他们承认周人的特殊身份之外，其他方面基本保持原有的状况。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有能力控制如此庞大的地区，所以回到了自己的老巢，小心翼翼地经营着，没有什么野心。

周人的制度设计

“管蔡之乱”与其所引起的军事冲突，使这种保守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有了召公一脉的支持，周公不但率领大军东进，还决心在东边留下来。

其中一种方法，就是重新处理商遗民。这一次，不但要向西迁徙，而且要巩固周人在东方的势力。在朝歌附近营建成周和东都，后人把成周和东都当成了同一个地方，但根据《汉书》，这是两个地方，东都与成周相邻，东都是商人聚居地，成周是周人聚居地。

西周时期宗周、成周周边形势

同时还让微子启管理一部分商遗民，让他建立宋国。值得一提的是，周召东征成功后，他们并没有对商人进行强硬的打压。周公和召公这一代的周人，对商人总是心存畏惧。

周公教成王管理镐京，指派康叔管理商遗民的办法，在《尚书·洛诰》、《尚书·康诰》中有记载。他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不会改变你们的仪式，也不会对你们的祖先有丝毫的不敬。以后，我就是周人的代言人，负责供奉你们的祖先和鬼神。”

这是一种非常聪明、巧妙的政治手段，一方面能够安抚商人，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置于商人的祖先信仰之中，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势力。

西周时期全图

《尚书·康诰》是周公颁布给康叔的，康叔被封在了卫国，那里有很多商遗民。“启以商政”是“康诰”的中心思想。周公明确地警告了康叔，要以商人的手段治理商人，而不能像周人那样治理商人。要理解商人的社会和文化，按照他们原来的方式管理他们。

换言之，周公希望康叔在卫建立“一国两制”。周人和商人，区别对待，尤其是对酒的态度，从“酒诰”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周人对于酒的戒心，认为商人的堕落、失败都与酒有关。“康诰”再次强调，周人不得任意饮酒，但又告诫康叔，不可对商人的饮酒行为采取相同的措施，要尊重他们的习惯。

周初期封建国图

从商到周，并不是朝代的更替，权力的本质和含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中国的人文政治之始，是一种对统治方式的审慎思考，更是一种对权力随时都会失去的恐惧。只有时刻保持警惕，才可以保持自己的权威。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的长期拉锯产生的新局面，出现了新的政治形态以及新的统治合法性基础。

周人有不同的信仰，他们建立了不同的政体，即封建制。封建制的设计，有赖于中国历史上首位政治家周公（可能再加上召公），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之后，中国人和中国的文化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甚至可以说，现代人所说的中国文化才开始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