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军旅蹴鞠：最早的足球形式和军事训练手段

东周时期，蹴鞠就在齐、楚两国盛行，《史记》和《战国策》最早记述了蹴鞠：“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蹋鞠者”。

这个记述捍卫了蹴鞠最早起源于中国的事实，成为中国最早的足球形式。

汉武帝时期，为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权和扩充军队，在继承秦和汉初的普遍征兵制的同时，又实行招募制，并组建皇帝的侍从军和都城的禁卫军。

同时，由于军队体制演变，步兵和骑兵大量兴起。

为了加强训练士兵，增强他们的体质与体能，蹴鞠便成为一种重要的军事训练手段，并规定蹴鞠为军队“讲练”的内容。

一：汉代军旅蹴鞠的渊源

蹴鞠所用之“鞠”，可上溯到石球，石球第一次发现在史前旧石器时代丁村文化遗址中，距今大约10万年以前。

从功能上来看，当时的石球是作为狩猎的工具，到新石器时代，出现了供娱乐之用、能用脚踢的石球，以及多种大小不一，而且中空的陶球。

据史料记载，黄帝击败九黎部落，杀死蚩尤以后，“充其胃以鞠，使人执之，多中者赏”，因而传说蹴鞠为黄帝所作。

明《太平清话》也记载：“踏鞠始于轩后，军中练武之剧，以革为元囊，实以毛发”。

意思是说蹴鞠的起源开始于黄帝，并用其开始进行部落兵士训练，蹴鞠用动物的毛皮做成，用毛发塞满其中。

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尚不足为据。

综合史料记载，军旅蹴鞠的出现却是源于春秋时期的齐国。

历代齐国国君，大多善猎好武，在众臣中，也因此出现了较多的军事及军事理论家，为齐国成为强大的军事国家奠定了基础。

故而，到了齐桓公代，齐国最终以其军国实力，武力征伐称霸于诸侯。

直至战国时期，齐国军队仍然以兵强勇武、骁勇善战而威震天下。

刘向《别录》中记述：“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汉代蹴鞠运动队，在队员安排上与现当代足球有所不同，在规则上更是宽松自由。

比如，在比赛的过程中，可以搂抱对手，甚至可以采用摔跤等粗暴动作。

正因为如此，蹴鞠当时就在军队中成为重要的军事训练项目，用来培养士兵们的勇敢与坚强意志。

据史料记载，霍去病将军在向北征讨匈奴时，就通过用蹴鞠来训练士兵，来提高战士们的作战能力。

而在《汉书·艺文录》中曾记载，当时出现过一本专门论述蹴鞠技战术的专业书籍《蹴鞠二十五篇》，现已失传，十分可惜。

但在当时，史学家班固就将此书列为兵书，在战争中可用于参考，足见蹴鞠运动在军事训练中的重要地位。

不难想象，在汉代，蹴鞠已经广泛成为军中习武之戏，类似今之足球运动。

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是汉代军中蹴鞠兴盛的关键因素。

汉继秦之后同样采取了封建中央集权制，并积极实施了一系列巩固政权统治的措施：

比如，以郡县制代替分封诸侯制；土地自由买卖废除贵族所有制；拆毁关隘都，通达道路，商贾可以自由往来等等。

这些措施在客观上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

另外，国家的统一、同样的文字，逐渐大同的文化，使汉朝时期的社会文化活动得以发展，客观上说，这也促进了军旅蹴鞠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发展。

二：汉代军旅蹴鞠的形式

汉代军中蹴鞠时的布阵和战术运用，就像军事作战一样。

不仅能知晓士卒的运筹、指挥、战术等军事才干，而且能锻炼他们的体魄，并能寓军事训练于竞技娱乐之中。

所以有上文所提及的记载：“蹋鞠，兵势也，所以练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戏而讲练之”。

故而在汉代，蹴鞠已作为练兵的重要手段之一。

除了文字记载之外，有关汉代军旅蹴鞠的描述，还可以通过画像石砖来研究，尽管包含有画像的遗物不是很多，但也能发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蹴鞠画面。

在河南方城县东关汉代画像石墓门背面刻有一副军旅蹴鞠的画面。

整副画面被横线分为上、中、下三层，中层画面刻有两位身材高大的蹴鞠者。

右边蹴鞠者，腰中佩剑，抬起右脚，正在运鞠行进（运球）。

而左侧蹴鞠者，手持一物，正奔跑向前，抬左脚，欲抢截右者足下之鞠。

作者是在表现二人抢球的刹那动作，在二人旁边放有酒樽，可能是用酒来作奖惩的标识，这与“百戏图”中的蹴鞠舞有明显不同。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蹴鞠纹肖形印，在印面上，两人相向而立，足上各有一蹴鞠，表现出跃跃欲试的神态。

其构图和人物姿态，与方城出土的军旅蹴鞠石刻有很多相似之处。

只不过是因为印面刻制，受制于方寸之间，所以只能作为一种社会时尚的纪念品罢了。

汉代军队中盛行蹴鞠，与皇帝及皇亲贵族爱好此项活动有着密切关系。

据有关文献记载，汉武帝出征西域，见俘虏中有便捷跳跃、球艺高超的蹴鞠能手，就带回宫中亲自学习起域外的球艺。

汉末三国时期蹴鞠的开展，仍很普遍，三国时，雄才大略的曹操在戎马生涯中，也不忘记把蹴鞠能手孔桂带在身边。

当时呈现出“士以弓马为务，家以蹴鞠为学”的景象。

可见，蹴鞠在当时，成了老百姓的“家学”．当然，这种“家学”是与“年兴兵革”军队中盛行蹴鞠运动有直接关联的。

前文提及的汉代《蹴鞠二十五篇》，可以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部体育专著，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部体育专著，在当时人们把它当作兵书以传世。

汉代的兵书分为四大类，一类是讲战略战术的兵权谋家；一类是讲军事指挥的兵形势家；一类是讲有迷信色彩的兵阴阳家；一类是讲军事训练的兵技巧家。

《蹴鞠二十五篇》就属于军事训练的技巧家的。

据记载，两汉时期规定，军队在和平时期以及闲暇之时，都要积极开展蹴鞠训练活动，以保持军士们的体力与斗志。

刘歆在《七略》中说：“蹋鞠，其法律多微意，皆因嬉戏以讲练士，今军士羽林无事，使得蹴鞠”。

由此可知，在社会处于相对和平时期，汉代军中开展蹴鞠运动十分频繁，当时设在宫院内的“鞠城”便是羽林军举行蹴鞠竞赛，并定期校阅的场所。

“三辅离宫”的蹴鞠场地也是供军内蹴鞠之用。

东汉文人何晏在《景福宫赋》中描写汉代宫殿情形时说：“其西则有左墄右平，讲肄之场”即是指此两处场所。

即使在战争期间，蹴鞠仍然是汉代军中重要的活动项目之一。

在相关史书的卫青和霍去病的传记中，都记载了，汉代军队在塞外行军宿营时，有统帅们带头“穿域蹋鞠”以振奋士气的事例。

西汉经历了40年之久的“文景之治”，故而国力强盛，汉武帝时期，刘彻雄才大略，养精兵强将，驻守边境，反击北疆匈奴。

史料记载，时有大将军卫青与骠骑将军霍去病各统军5万出征塞外，驱逐匈奴。

由于战线过长，后勤补给困难，“在塞外，卒乏粮，去病仍穿域蹋鞠”。（《汉书·霍去病传》）。

三：对汉代军旅蹴鞠文献的解读

汉时期军队的蹴鞠运动，与宫廷贵族“蹋鞠斗鸡”、“弥于街路”只是为了嬉戏娱乐的蹴鞠是不同的。

东汉文史学家李尤，拜为兰台令史，主管国家藏书、校书之事，生平最喜爱“铭”这种文体，著有一百二十首铭，时称“门阶户席，莫不有铭”。

他曾经为一座“鞠城”的建成题字撰写了一篇文章《蹴鞠铭》，该文对汉朝时期的蹴鞠运动方式、形制、规制等做了一个大致的描述：

圜鞠方墙，仿象阴阳，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例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犹然，况乎执机。

这段记述表明，至少在我国东汉时期，便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类似于现代足球的“蹴鞠”规则。

上句话的意思是：

比赛足球用的是圆形的皮球，球场的周围围着长方形的围墙，这是仿效天圆地方的形象。同时还仿效一年十二个月，因此共设计十二名球员，双方各六名队员（据专家最新解读）。设置裁判长和副裁判，有一定的条例与规章。作为足球裁判，不能因为亲疏而有所偏向；不能徇私枉法、感情用事，需根据比赛规则公正地裁判。

足球比赛的规矩尚且如此，执掌机要的政治工作何尝不一样？

古代人认为，天圆地方，天属阳，地属阴。

故而据此，蹴鞠圆形似天，场地方形效地。“圜鞠方墙，仿象阴阳”是对蹴鞠场地与形制的描述，表明蹴鞠场呈长方形，按照阴阳五行之规律，分宫内与野外两种。

“法月衡对，二六相当”，宫内蹴鞠场呈东西走向，设有大殿，供“讲肆”之用。

四周有围墙，称为“鞠城”．鞠城两端分别设有两个月牙型的球门（之前有学者研究认为，两端分别设有六个球门是不科学的），称为“鞠室”。

野外蹴鞠场一般没有“鞠城”．在场地两端“穿域成室”，即分别挖有两个圆坑（以前学者认为挖有六个坑，也是不合逻辑），作为“蹴鞠室”，又称为“鞠域”。

所以，汉代军旅蹴鞠的场地有两种．一种是四周有围墙，叫做“鞠城”。

鞠城东西两边各设有一个“蹴鞠室”，是进球的地方；另一种是只有“鞠室”，而四周没有围墙围绕的蹴鞠场。

比赛时分两队，每队有六人，各有一人防守，与现代足球极其相似，也是以射进对方“鞠室”或“鞠域”的球数多少决定胜负。

“建长立平，其例有常”，意思是说，蹴鞠比赛，需遵循一定的规则，并设定有裁判。

郑树荣先生根据《周礼·天宫》记载：“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一哄之市，必立之平”，这些资料的字意，认定《鞠域铭》中的“建长立平”中，“长”、“平”是指设立正副裁判。

“例”“常”是说规则。

《蹴鞠铭》同时还对比赛的道德提出了一定要求，“不以亲疏，不有阿私”。

就是说明，作为正副裁判的“长”和“平”，在执法过程中，不能因为关系的远近而偏执，不能有自己的私心而偏颇，应遵循公正、公平的道德准则。

“端心平意，莫怨其非”，是指双方球队及队员，在蹴鞠比赛中要保持不骄不躁，胜不骄、败不馁的平常心态，对判罚的尺度，裁判的准确性不能过于评论与争执。

即我们现时所说的尊重裁判、服从裁判。

《蹴鞠铭》较为全面地提及到汉代蹴鞠的场地、形制、比赛用具、比赛规则、对运动员和裁判员的要求以及道德作风等方面应遵循的准则。

由此可见，在当时的蹴鞠比赛过程中，就已经有了较为完善的行为准则与规章制度。

由于《鞠域铭》篇幅太短，还没有提及蹴鞠运动时的情况，而且《蹴鞠二十五篇》又已失传，故而我们只能通过查阅其他文献资料来说明当时蹴鞠比赛的激烈程度和拼抢状况。

东汉文人及史学家何晏在其所撰《景福殿赋》中，就曾经描述过汉代蹴鞠比赛场上的情况：“僻脱承便，盖象戍兵。察解言归，譬诸政刑”。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两句话呢？由于这两句话较为晦涩，只能通过古代人的解释来进行理解。

《汉书·音义》中有对“相僻”进行了解释：“摔胡，若今相僻卧轮分类”，可知“僻脱”意即相僻以脱，将纠缠或拧扭在一起的人分开。

唐代李善对“僻脱承便，盖象戍兵”的注解是：“言相僻脱以承敌人之便，以象戎兵习战之术也”，注解中所说的相僻也就是摔胡。

据查证，摔胡是汉代的一种摔跤方式，即搂住对方的脖子将其摔倒。

由此可理解“僻脱承便”的含义是：在蹴鞠比赛过程当中，双方队员可以采用摔胡等方式来对抗对方的进攻加以防守，同时也可以用摔胡的手段进行进攻。

所以在《景福殿赋》中接下来就说“盖象戍兵”，这种以摔胡方式来挣开对方，就像打仗一样，生死拼搏。

与李善同时代的吕延济对《景福殿赋》中前两句话，所做解注更为清楚一些：“言蹴鞠之徒，僻便轻脱，承敌人之便，以求其胜，此乃如戎兵之事”。

进一步证实，当时的蹴鞠比赛，不仅有合理的冲撞，甚至可采用摔胡的方式来摆脱对方，双方攻防的推进速度快若如飞，故而蹴鞠者动作快捷灵活。

《景福殿赋》中的下两句“察解言归，譬诸政行”，李善解释为：“言察之既解，而各言归，斯实譬之政刑，非为乐戏也”。

通俗地说即是：胜败乃兵家常事，但比赛结束以后要言归于好。

因为蹴鞠比赛，争夺拼抢十分激烈，又以踢球这种嬉戏娱乐形式来作为军事训练手段，在比赛中必须执行许多法规。

“长”和“平”（裁判）在执法中，就像将军，下命令一样，必须服从并执行，以保证蹴鞠比赛在军队中得到健康发展，而不是供士卒观乐调情。

至于汉代军队蹴鞠比赛中，双方的上场人数，学者们对《鞠域铭》中“二六相当”一句中的“二六”两个数的含义理解不同。

目前还难以确定，有人认为对阵双方各有六个“鞠室”，每个“鞠室”有一人守门（守门员）。

有人认为双方各有12人对阵比赛，争取胜利．究竟谁的说法准确，这还得用更多的资料来加以映正。

总之，由于目前所发现的古代军旅蹴鞠的考古文化资料不多，许多问题和争论一时还很难找出确切答案。

汉朝时期，军中蹴鞠兴盛，蹴鞠在汉代军队中，不仅仅用于比赛以强健体魄，还用于进行嬉戏、娱乐、表演，在多种管、弦、丝、竹乐器的伴奏之下，军中士卒们还能够踢出多种花样和不同的技巧。

在汉代，不仅军旅中有蹴鞠运动，而且在平民百姓中，甚至皇宗贵族阶层，直至帝王将相都会是痴迷的蹴鞠“拥趸”。

据记载，汉武帝西征，讨伐西域时，就有手下将士俘虏一名胡人，此胡人擅长踢蹴鞠，技艺非凡，因此刘彻“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

这可以说是有据可查的，蹴鞠运动史上最早的“外援”了。

另外，女子蹴鞠活动也出现于汉代时期，在出土的汉代石刻上，就有刻画女子踢球表演的画面，开创了中国女子蹴鞠的先河。

西汉时期，国运昌盛，社会长期太平，权贵人家以“临渊钓鱼，放犬走兔，隆豺鼎力，蹋鞠斗鸡”（桓宽《盐铁论·刺权》）为乐。

而平民百姓也是“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盐铁论·国疾》）。

可见，汉朝时期的蹴鞠已经从军队扩散至社会，从达官贵族传递至平民百姓，成为了真正的“全民运动”。

也正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军民蹴鞠的兴盛，加之合理规则的创制等，才使得这项运动源远流长，绵延两千多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