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校园霸凌,还有多少短板需补齐?

本文转自：安徽日报

■ 李 戈

近日，一起初中生霸凌事件上了热搜，引起舆论关注。该事件中，3名初中生被曝对一名同学实施霸凌，涉嫌将其杀害并掩埋。目前，涉案犯罪嫌疑人被全部抓获，司法机关将对犯罪行为依法予以惩处。

校园霸凌事件并非孤立的个案，而是深深植根于教育、家庭、法律等多重环节的深层次社会问题。家庭教育的缺位、学校管理的松懈、法律规定的不完善，以及社会对霸凌行为的麻木或宽容，都在一定程度上为霸凌现象提供了滋生土壤。

家庭教育的缺位是重要源头。部分家长对子女品德教育的忽视，或是溺爱导致的规则意识淡薄，使得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缺乏对尊重他人和遵守社会规范的基本认知，容易表现出对他人的冷漠与欺凌行为。

学校管理的松懈，一方面表现在校方对校园霸凌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对相关制度执行力度不够，导致对霸凌行为的发现和制止滞后。另一方面，部分教师由于课业压力大，精力分散，对学生的心理状态和行为变化不够敏感，使得校园霸凌得以隐匿和发展。

很多时候，学校对霸凌者的处理，仅仅停留在口头批评、警告处分，甚至是象征性的惩罚，无异于隔靴搔痒，无法真正阻止霸凌现象。

整治校园霸凌，法律的硬核角色不可或缺。近几年，数起校园霸凌事件令人震惊。对霸凌实施者，不能“罚酒三杯”“家长领回去好好教育”就了事，应视情节追究法律责任。

各方呼吁下，我国逐步加大立法力度。《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均对防治校园暴力进行了明确规定。但在有些社会舆论和部分司法实践中，基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可能会倾向于从轻处理，这就在某种程度上纵容了施暴者，导致他们对行为后果的认识不足，未能有效阻止校园霸凌现象。

法律有明确规定，即使是未成年人，如果其行为达到犯罪的程度，也应该依法承担责任。不过，具体在年龄界限划分、罪责承担等方面，国际国内法律界存有一定争议。如何在保护未成年人权益与维护社会公正之间寻找平衡，是法律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

目前在法律层面，对未满14周岁、涉嫌刑事犯罪的青少年的教育矫治，尚存在制度空白，亟待进一步完善相关法规。即使达不到承担法律责任的年纪，也应当有相应的惩戒手段去约束，而不是让“未成年”成为免责挡箭牌。正如医院不能没有儿科一样，司法体系中也应该有健全的“法治儿科”，对罪错少年进行更好的教养感化。

校园霸凌事关青少年健康成长，绝非小事。无数案例表明，受害者的心理创伤可能伴随一生。有的孩子可能因此丧失自信，产生严重的自我否定情绪，影响学业进步和人际关系建立；有的孩子可能出现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甚至影响其未来的职业生涯和社会适应能力。校园霸凌的后果并不仅仅是短暂的痛苦，而是可能变成影响一个人终身发展的隐形枷锁。

法律应加强对受害者的保护，确保他们在受到侵害后，能得到及时的心理援助和合理的赔偿，让他们感受到公平正义。更要强化对未成年人犯罪后的教育矫治，通过专业的心理辅导和行为干预，引导施暴者认识错误、改正行为，从而真正回归社会。

整治校园霸凌，除了对作恶者严惩不贷之外，更重要的是从源头抓起，防患于未然。家庭要担起第一道防线的责任，培养孩子尊重他人、平等待人的良好品质；学校则需强化德育工作，提升教师识别、干预霸凌行为的能力，建立行之有效的防范和处理机制。让学生了解什么是校园霸凌及其危害性，通过鲜活的案例，警示学生“勿以恶小而为之”，不做欺凌的霸者，也不做软弱的羔羊、冷漠的旁观者，要懂得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和他人。

校园霸凌不是一道无解题。正如电视剧《黑暗荣耀》中的一句台词，“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在后面，永远都在前方，人生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