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实践派｜从“外婆的遗嘱”到“我的潮流”——凯里绣里淘的非遗蝶变

从风雨长廊到国际秀场，从流动集市到千万级非遗聚集地，一个个小摊贩的生计，连着非遗传承的根，也牵着产业发展的线。自“村T”火爆之后，曾偏安一隅的集市，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成为黔东南州非遗传承与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7月24日—26日，校媒融合调研团走进凯里绣里淘非遗集市，触摸这里的传承与创新，感受困境与破局。

凯里绣里非遗集市。董亭亭 摄

传承者：“我的绣品，要让客人摸到温度”

一个摆满苗绣的摊位前，一对年轻的夫妇拿起绣品翻看：“嬢孃，您这网上有店吗？”

71岁的摊主刘福英摆摆手，声音带着苗语特有的婉转：“没有哦，只在线下卖，你看这针脚，一针是一针的实在。还有这图案，要当面给你讲，你才懂这里头的分量。”

摆摊40多年的刘福英总是热情地给客人展示绣片细节，招呼完后，又细心收好物件。一遍又一遍。

“10岁就跟阿妈学绣苗龙，那时踩在板凳上才够得着绣架。”跟刘福英聊起刺绣，记者透过她滑到鼻尖的老花镜，看见发光的双眼。

摊主刘福英和她摆满绣品的摊位。董亭亭 摄

她的手背上爬满老年斑，指关节因常年刺绣变形，可一遇着精细的苗绣纹样，那双手马上又“活”了过来。

无意间，她摊位上的绣品成了游客了解民族文化的窗口。

“外人看是块绣片，可这针脚里藏的，是我守了几十年的老手艺。”刘福英说，曾有个顾客买了张手绣帕子，转头就在网上说被机绣帕子糊弄了。为此，刘福英难过了好久。

“也不怪她，市场上确实有机绣冒充手绣情况，一般顾客确实很难分辨。但我的绣片，都是一针一线绣出来的，让客人摸到温度！”刘福英说。

在绣里淘集市的摊位上，像刘福英这样的苗族嬢嬢占大多数，她们年纪50到75岁，精干热情，手里总是拿着针线，戴着老花镜。大多数游客都是因这群苗族嬢嬢而来。

湖北的游客孙淘宝仔细观察绣品。董亭亭 摄

正如来自湖北的游客孙淘宝所说：“来凯里四天，去了绣里淘三趟，看了两场‘村T’。买的包包既保留了老纹样的灵气，又能日常用，感觉把一段故事揣在了兜里。”

这里的嬢孃告诉她：“绣里的花不按四季开，按心里的念想开。”她说：“突然懂了为什么这些绣品不像机绣那样千篇一律。”

处于民族文化灿若星河，非遗不胜枚举的黔东南，凯里的非遗集市由来已久，在行业内声望不菲。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围绕凯里营盘坡，逐渐形成以苗族古旧服饰为主的露天集市。摊主多为周边县乡的苗族妇女，她们将家传或收购的老绣片、银饰铺在地上售卖，每周赶集一次，是西南民族服饰核心集散地。摊位前，总是挤满国内外收藏家、学者、服装设计师。

后期，集市地点随着城市发展几经周转，手工艺也伴随着真伪混卖、技艺断层等阵痛，但很多摊主依然坚持至今。摊主们从市场价值中，逐渐意识到了民族服饰的文化价值，从而萌发了保护意识。

摊主张简毅正在和游客交流。董亭亭 摄

“这是一件火草衣。”摊主张简毅向记者介绍：“农妇们撕下生火草叶片背面的覆膜，手工捻搓成线，再织成布，从采草到成衣，需耗费数年时光。”

当市场出现商业化消解文化内涵和同质化严重的现象，张简毅选择逆流而行：商品化的东西缺乏温度，他渴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民族服饰的精神内核——爱意与传承。“虽然真物件定价不低，但仍有懂行或喜欢非遗的游客愿意买单。”张简毅说。

创新者：“想让老纹样，跟上年轻人的脚步”

58岁的摊主许荣兰，她的摊位像个“实验场”，左边摆着母亲传承或下乡回收的老绣片，右边堆着她新做的刺绣发箍、挎包和发夹。“绣了30多年，比起妈妈，我的刺绣不算精湛，却爱琢磨一些新花样。”许荣兰说。

实际上，这样的创新，是伴随着非遗集市的成长发展起来的。摊主们在市场中开阔了视野，也累积了人脉，回到乡里用自己在纺织、刺绣方面的一技之长开发出适销对路的工艺品、旅游纪念品投放到市场，不仅增加了家庭经济收入，还使处于势微、濒临失传的服饰技艺得到了传承，获得了新生。

摊主许荣兰正在向游客热心介绍。董亭亭 摄

许荣兰介绍，她将设计创新产品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一个月时间就帮她招揽了北京甚至是德国的顾客。

“从小看妈妈绣花，可真要自己闯出条路，可不容易。”许荣兰叹了口气，又迅速打起精神，“你看这些老绣品，那是根。可年轻人喜欢新鲜的，我想让老纹样跟上顾客的脚步。”

摊主张平士是公认的“新派生意人”，其经营策略十分鲜明，即“老绣新做”。他专门从乡下收购老绣片，并赋予其新的生命力：有的被巧妙地加工成精致的发卡，有的被镶嵌成独特的手链，还有的被缝缀在包包上，摇身一变成为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潮流单品。

摊主张平士正在自制苗银饰品。董亭亭 摄

谈及收益，张平士坦言：“老绣本身有收藏价值，但年轻人更喜欢实用的小饰品，这样利润才能跑起来。”

许荣兰们的创新探索，极大丰富了集市的产品种类，为集市吸引了不少年轻客流。如今，集市内蜡染、苗绣、木雕等非遗商品已超6000种。

相比之下，万义南团队是集市里的“新摊主”，她们接触非遗的时间不长，却因看好这行的未来而坚定入局。

她们的直播间藏在集市附近的小工作坊里，二手补光灯映照着蓝色的墙面，正对着手机展示一件靛蓝色蜡染上衣，镜头前，主播语速流畅地讲解着布面的纹样寓意。

团队里，三位年轻女性都毕业于本科院校，放弃了原本的职业，一头扎进了民族非遗直播的浪潮里：“我们仨都是本地人，看着‘村T’带火了家乡，就想把蜡染、扎染这些老手艺推出去。”

万义南团队的励志工坊直播间。董亭亭 摄

“我们的直播间经常被同行笑话‘low’，但我们丝毫不在意，我们清楚地知道自身的定位和价值——我们的每件货都有故事，每个故事都有人懂。”

创业之路是艰难的，但她们年轻有干劲，充满信心。

她们不是个例，像万义南团队这样的直播力量，绣里淘有很多。这支力量逐渐拓宽集市商品的销售半径，将凯里的非遗产品卖到全国各地，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

破局者：把非遗“搬”到国际舞台

很长一段时间里，非遗集市“居无定所”，几经变迁。

2023年9月，凯里市政府为盘活非遗资源，以文化旅游开发推动各民族参与文化创新，推动非遗特色产业集群化发展，进而划行规市，将散落街头的416户摊贩迁入苗侗风情园，打造6100㎡非遗聚合体——凯里绣里淘非遗集市。

开市初期人潮汹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和马来西亚、澳大利亚、法国、英国等海内外游客。却也不得不面对因缺乏引流渐归沉寂的现实。

用摊主唐中花的话说：“刚搬来时，这里一片空场地，连个人影都没有。”

一场“村T”让这里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据不完全统计，一年时间，“村T”关联的非遗工坊已覆盖50余个村寨，直接提供就业岗位超3000个，村民人均年增收超1.2万元。通过抖音、快手等平台直播，绣里淘非遗集市将蜡染围巾、银饰耳环等产品销往全国，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超40%。

提起“村T”，绕不过一个人——杨春林。在凯里市湾水镇江口村的吊脚楼里，杨春林在母亲绣花的针线穿梭中成长。读大学时，他在街头摆起地摊，来自家乡的绣片、银饰意外热销。后来通过苗绣纹样与孙悟空、清明上河图等国潮符号，让二十余家分店在全国绽放。

杨春林带着贵州山里娃登陆中国国际时装周。图源 中国国际时装周

2024年7月，在苗侗风情园风雨长廊，杨春林团队主导了一场零门槛的时尚革命——村民穿上自己的盛装走T台。

场内，从几岁孩童到80岁老人，4万人次村民化身“超模”，向世人展现文化自信。

场外，杨春林带着45名贵州山里娃登陆中国国际时装周；大阪世博会中国馆，侗族大歌与苗绣盛装惊艳世界；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舞台，村民肩挑稻穗展示农耕智慧。

短短一年，“村T”全网话题流量从0突破至120亿次。2024年，黔东南州接待游客超250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300亿元，其中非遗主题消费占比达35%。非遗集市商户数量从400家激增至710家。

从风雨长廊到国际秀场，从流动集市到千万级非遗聚集地，这场破局本质是一场深植乡土的文化重构运动：

当顾彪老人穿着草鞋扛木犁担孙女走上中国国际时装周，苗歌与T台光影交融的画面获赞300万次，农耕文明的厚重与时尚张力共振，乡土美学从此无需迎合外部标准，自成体系。

15岁少年刘家成用英文制作村T轮滑视频在Instagram获赞——文明对话从“被展示”转向“主动讲述”。

轮滑少年穿侗服炫技，萌娃抱下司犬登台，哪吒卡通与苗绣碰撞……青少年以文化自信让非遗从“外婆的遗嘱”变为“我的潮流”。

贵州民族大学的梅军教授接受访谈。董亭亭 摄

贵州民族大学梅军教授进一步阐释：“‘村T’现象的火爆，恰恰印证了这场文化重构运动的深层逻辑，始于贵州大山的文化觉醒，打破了长久以来乡村文化即‘落后’‘土气’的偏见，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当我们真正读懂‘村T’背后的生活智慧与情感联结，明白‘乡土气’才是最具生命力的文化符号，它自然能跨越地域边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

更可贵的是，“村T”联动绣里淘非遗集市，形成“秀场引流—集市消费”闭环，经济赋能与文化自信实现同频共振。

至此，那些曾被生存挤压的精神需求，如今在文化认同中尽情绽放。二十五年前在街头提着篮子四处奔波的绣娘唐中花，如今搬到绣里淘有了稳稳当当的“一方天地”。稳下来的她，开始打扮自己，穿上自己缝制的盛装，走“村T”。

在这里，一个个小摊贩的生计，连着非遗传承的根，也牵着产业发展的线。这便是最动人的蜕变：非遗在传承中创新，产业在民生里扎根，最终开出经济与文化共生共荣的繁茂枝叶的非遗之花。

指导老师 王晓晖 彭勇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余光燕

实习生 董亭亭 杨先婵

郭璐 赵兴燕 李爽 徐艳

编辑 胥芬芳

二审 杨韬

三审 刘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