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降将丁汝昌被清朝重用，要感谢一个人

当初，丁汝昌之所以会参加太平军，并不是说他对清廷有什么深仇大恨，实际上当时的他，仅仅是为了讨口饭吃。

丁汝昌出生于一个贫苦之家，父亲也只是个靠着在土里刨食儿的农民。

这样的家庭，生存是第一要务，因此，丁汝昌是十岁开始，就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稍微大点后又去豆腐店当学徒，总之就是尽其所能的干点活，以补贴家用。

但即使这样，生活依旧充满磨难，在咸丰元年（1851年），丁汝昌的家乡安徽庐江发生严重灾荒，而其父母最终没能挺过去，双双离世。

一夜之间，本就贫困的家庭，仅剩下十四五岁的丁汝昌一个人

这个时候，摆在丁汝昌面前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在没了父母的庇护后活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给了他一个机会。

咸丰三年正月，太平军攻占庐江，之后在当地广招兵丁，而十几岁的丁汝昌刚好没地方可去，因此就这么顺其自然的参加了太平天国运动。

从丁汝昌参加太平军的过程就可以看出，他其实并不是因为对清廷有深仇大恨才参加的太平军，仅仅是为了能有口饭吃而已，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会在数年后，说“变节”就“变节”，最终转投了清军。

而丁汝昌从太平军转投至清军阵营，就得说到一个对他影响极大的人。

这个人就是丁汝昌的老上司程学启，程学启是安徽舒城人，他也是在咸丰三年参加的太平军，之后，他靠着作战勇猛，一路升迁，被封为了“弼天豫”之职。

但不久，就在程学启驻守安庆期间，因屡挫曾国藩、曾国荃的湘军，让曾氏兄弟极为忌惮，因此，便仿照当年曹操招降徐庶的招数，将程学启之母拘进湘军大营，迫使程学启投降。

而太平天国这边，在听说了曾国藩兄弟准备招降程学启之后，便对程学启起了疑心，意图将其除掉，不得已之下，程学启只得召集手下得力干将28人，冲出营寨，投奔湘军。

而这批跟随程学启投奔湘军的人中，就有丁汝昌。

不过，在刚投奔至湘军之时，包括程学启以及丁汝昌在内的这一帮原太平军的人，日子那是相当不好过。

为什么呢？很简单，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对他们极度不信任。

毕竟程学启他们曾经是太平军，曾国荃就时刻担心他们会不会重新反叛，另外，由于程学启之前作战勇猛，导致不少湘军兵卒均伤亡于其手下，所以这么一来，程学启和丁汝昌等人的处境就相当尴尬。

在这种情况下，湘军内部就有人怂恿曾国荃，要他找个机会除掉程学启等人，而曾国荃虽说考虑到影响并未下手，但每逢战事，均让程学启等人冲在前面当炮灰，实际上还是想借他人之手将这帮人除掉。

不过最终，程学启靠着战功化解了这一局面。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死战，程学启率领丁汝昌等人以悍不畏死之姿，身先士卒，最终成功杀入城中，为湘军拿下安庆贡献了首功。

因此在战后，程学启获得了曾国藩以及曾国荃的信任，并且凭借战功，升任游击，而丁汝昌也升任千总。

并且最重要的是，程学启受命自立营头，扩军为开字营，而丁汝昌则担任开字营哨官。

到了这个时候，丁汝昌的身份就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从一个太平天国的小将，转变为大清朝湘军的正式军官之一，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他跟随程学启投奔清军而得来的。

如果当初的他，没有选择跟随程学启的话，那么极有可能和镇守安庆的太平军一样，最终战死在城墙之上。

不过，这还远远不是丁汝昌的终点。

开字营建立后，由于成员多为皖人，加上又是在程学启的带领下，因此展现出了极高的向心力以及战斗力，很快就在湘军中站住了脚，但与此同时，与湘军的矛盾也愈发明显。

尤其是开字营跟随曾国葆攻打三河镇时，因曾国葆之兄曾国华战死，曾国葆便迁怒于开字营，几欲下令屠戳，而程学启自然不愿意，双方因此产生多次冲突，最终结下了死仇。

在这种情况下，程学启也意识到，自己在湘军中必然是无出头之日，而恰逢此时，李鸿章组建淮军，给了他一个机会。

李鸿章组建淮军的缘由，其实还是和曾国藩有关，在咸丰十一年冬，太平军大有进攻上海的势头，因此上海的士绅们派出代表求见曾国藩，希望他能派兵前去赶走太平军。

而曾国藩最开始是想派弟弟曾国荃率军前往，但曾国荃一门心思的想打下天京，建立不世功勋，因此曾国藩思来想去，就找到了李鸿章。

就这样，在曾国藩的支持下，李鸿章开始着手组建淮军，而为了增加淮军的实力，曾国藩就需要将自己的湘军调出来一部分拨归淮军。

当然，对于自己的嫡系部队，曾国藩肯定是不愿意调走的，而当时程学启所在的开字营，一来不是曾国藩的嫡系，二来多有人告其黑状，所以，曾国藩最终决定，就把开字营这个影响内部团结的“刺头”，交给李鸿章。

如此一来，程学启连带着丁汝昌等人，又成了淮军的将领。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程学启、丁汝昌随同李鸿章抵达上海，随即便与淮军铭字营一同投入与太平军的交战之中。

在此战里，由于丁汝昌作战勇猛，被淮军铭字营营官刘铭传一眼看中，随后刘铭传便是很向李鸿章提出申请，非要将丁汝昌要到自己的铭字营之中。

这个申请，得到了李鸿章的批准，自此，丁汝昌便成为淮军铭字营的哨官，并被授予参将头衔。

按理说，刘铭传算是对丁汝昌有知遇之恩，但仅仅数年后，两人却闹得几近反目，并且刘铭传还一度想杀了丁汝昌，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这其中缘由也不复杂，在成为加入淮军铭字营后，丁汝昌迅速展现出作战英勇的一面，并且多次立功，官职也从参将一路升迁至总兵，并加提督衔，还被授予了“勇巴图鲁”称号。

这期间丁汝昌的升迁，一来是刘铭传对他的赏识，而更主要是靠着他的骁勇善战。

而到了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由于清廷需要裁撤部分陆军，以便腾出部分钱来筹建海防，而淮军自然也接到了相应裁撤指标。

一番分摊后，刘铭传的铭字营同样也有裁撤任务，经刘铭传多番考虑，最终决定，将丁汝昌所在的马队3营全部裁撤。

这个举动，让丁汝昌十分不满，毕竟好不容易才有了自己的势力，如今却要被裁撤，因此他就写信给刘铭传，一来是希望不要裁撤他的部队，二来也有质问刘铭传的意思，质问他为何不裁撤别人的部队，偏偏拿他丁汝昌的下手。

而丁汝昌的这封信，让刘铭传极为恼火，在他看来，丁汝昌敢质问他分明就是以下犯上，所以当即就准备派人杀了丁汝昌。

不过幸运的是，丁汝昌提前得到了消息，而为了避免杀身之祸，他干脆连夜离开，直奔家乡，这才躲过了刘铭传的屠刀。

自此，丁汝昌便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在家闲居生活。

而他闲居数年后再度出山，以及最终能官至北洋水师的海军提督，则是完全得益于李鸿章的提携。

在家闲居数年后，正值壮年的丁汝昌也是耐不住寂寞，因此就很想找点事情做，而他思来想去，就想到了李鸿章。

丁汝昌的想法是，毕竟当年李鸿章也算是和自己有一定的交情，他也是淮军最早的班底之一，因此，在1877年秋天，丁汝昌从老家出发，前往天津拜会了李鸿章。

而丁汝昌的到访，着实让李鸿章眼前一亮。

当时的李鸿章，正在筹备北洋水师的建立，其他方面倒是没啥问题，但就是这北洋水师提督的人选，李鸿章一直拿不定主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朝堂上的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北洋水师，未来必定是大清朝的最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因此，李鸿章的想法是，水师提督的位置，必须得自己人来当。

但让谁来当，却是个问题，当时李鸿章还就此请教过两江总督兼福州船政学堂创始人的沈葆桢，而面对李鸿章提出的“既懂海军，又有资历”的要求，沈葆桢干脆告诉他，这种人根本没有。

为啥？在此之前清朝连海军都没有，所以去哪里找这么一种人出来？

最终沈葆桢给李鸿章的建议是，先从福建船政学堂中挑选出一批年轻骨干学员，加速磨砺，并把他们放在重要位置培养。

与此同时，再找一名有资历，打过仗的老将，来对这些学员统一管理，最终形成一个“一老带群新”的局面。

“群新”自不必说，福建船政学堂有的是学员，比如像邓世昌、刘步蟾等这些日后成为北洋舰队核心骨干的人，当时就是这么挑出来的。

而关于这“一老”的人选，前文也说过，李鸿章是不想放给非自己嫡系的人来当，但如果直接明目张胆的提拔自己人，就会被人说三道四，引起朝堂上的反感。

而就在李鸿章为此苦恼的时候，丁汝昌来了，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

为什么会丁汝昌来了，这个“一老”的人选问题就迎刃而解呢？很简单，论出身，丁汝昌是淮军旧将，当初也是李鸿章一手把他招来的，所以他对于李鸿章有绝对的忠诚。

这一点，从他能主动拜会李鸿章就能看出来。

而论资历，丁汝昌之前在战场上表现得可圈可点，作战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当时正值壮年，又官至总兵，这样的级别，就算提拔他也不至于太过冒进。

还有一点，对于北洋水师这个新兴兵种，当时不少清朝将领都不愿意去，而丁汝昌赋闲在家，渴望有个事情做，因此就没有了再做思想工作的麻烦。

于是，李鸿章与丁汝昌的一场关于北洋水师提督人选的谈话，就在这种背景下展开，最终丁汝昌听从李鸿章的安排，去了新兴兵种北洋水师。

对于让丁汝昌出任北洋水师提督一职，后世褒贬不一，评价最多的就是，这是李鸿章任人唯亲，让一个管骑兵的将领，去管理海军，所以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

这种评价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多少有点不公平，为什么呢？就当时的情况来看，确实是丁汝昌最为合适。

并且，至少在主观上，丁汝昌在上任后还是相当努力的。

比如根据留存下来的不少资料来看，丁汝昌也曾十分认真的学习现代化海军知识，同时对于舰队的管理、士兵操练等细节问题，丁汝昌也做的相当到位。

另外，丁汝昌曾带着北洋水师官兵共200余人，前往英国接收“超勇”号以及“扬威”号巡洋舰回国，不管是接洽事宜，还是沿途，丁汝昌都处理的顺风顺水，圆满完成了任务。

还有，丁汝昌也曾十分出色的处理过牵涉到国际纠纷的外交任务。

1882年，朝鲜爆发内乱，日本借机对其出兵，而丁汝昌受命率“威远”、“超勇”、“扬威”等舰船开赴朝鲜，在他当机立断的处理下，最终将幕后操纵者李昊应（当时为朝鲜已退位皇帝）拘禁，并押往天津，彻底打破了日本干涉朝鲜的计划。

为此，清廷还专门赐予丁汝昌黄马褂一件。

另外在1885年，丁汝昌曾率“定远”和“镇远”这两艘超级铁甲舰前往日本长崎访问，期间清廷士兵与日本警察爆发了大规模的械斗，最终差一点演变为开战，关键时刻，还是丁汝昌加以周旋，利用外交压力，迫使日本向清廷赔偿了5.25万元。

这次事件，被认为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清廷外交史上的第一次胜利。

所以说，丁汝昌在上任之后，不能说他受到了北洋水师全体官兵的一直拥戴，但至少，他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也是一个合格的大清官员。

当然，仅成为一个合格的大清官员还远远不够，毕竟作为一支水师的指挥官，最终的价值，还是要体现在战场上。

而在甲午海战中，困守刘公岛的丁汝昌，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坚定拒绝了日本的招降，最终选择自尽，以自裁谢天下。

丁汝昌死后，其部下牛昶昞盗用他的名义，与日本签订了《威海降约》，至此，李鸿章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算是彻底画上了句号。

这场失败，是丁汝昌最受争议之处，严格来讲，他在战争过程中，确实犯下了不少错误，比如没有应急预案，另外在指挥上漏洞百出，总之来说就是，对于这场失败，丁汝昌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不过，甲午战争的失败，原因也是方方面面的，并不完全是丁汝昌一个人的责任，但问题是当时的清廷，是必须要找出来一个担责任的人，毕竟轰轰烈烈搞了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就这么灰飞烟灭，所以需要有人出来顶缸。

因此，本就犯下指挥无方的丁汝昌，自然就成了顶缸的人，这也是他为何会在死后十几年不得安葬，同时还被抄家，子孙也因此被迫流落他乡的核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