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西安日报》的“七十年”

本文转自：西安日报

■高铭昱

《西安日报》创刊七十周年，我也七十岁了。我在《西安日报》创刊号见诸街头巷尾的日子里呱呱坠地。作为日报的同龄人，从我走上社会的那天起，就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也是深交知己。

1970年，我在一所小学任民办教师。在一个雪后初霁的日子里，学校派我去邮局订阅次年报刊。攥着有限的经费，翻开那本厚厚的报纸杂志征订目录，斟酌再三，难以定夺。学校往年所订多是《文汇报》等外地报纸，价高且脱离本地实际。邮局工作人员建议，可考虑订阅年前已复刊的《西安日报》。从此，在我阅读的诸多报纸中，有了《西安日报》的身影。

那时的《西安日报》，仅是一份四开小报，像一个娇小玲珑的少女，精干而俊秀，可爱而伶俐。其副刊《延风》的作品，生活气息浓厚，文字清新质朴，成为我最早的写作启蒙范本。受其影响，我也根据自己带领学生劳动的经历写了篇散文，给报社寄去。这篇青涩文章当然没发表，我也渐渐淡忘了此事。谁知到了年终，却收到西安日报社寄来的一个牛皮纸封装的、捆扎得四棱见线的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学习资料，一共四本，都是精装，都带有红色的塑料封皮。这应是报社给投稿人的回复或嘉勉，意外的惊喜让我激动不已。从此，每每见到《西安日报》，我感到不仅有亲切感，还有发自内心的敬意。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离开了学校，数十年再没写过一篇文章，但却一直没离开过《西安日报》。不管是在村上任职，还是下海经商，《西安日报》一直是我关注最多的报纸，日报的历次转型扩版，我都是见证者，我亲眼看着它从一株幼苗长成了参天大树。2011年，日报“长安旧事”栏目触动到我内心最柔软的神经，引发了我写出自己难忘经历的冲动。于是，重新提起荒废的笔头，写了几篇回忆文章，投给了编辑部。不久就接到编辑靳勇老师打来的电话，说稿件内容适合版面刊发，并鼓励我继续写下去。3月，我的《一次丢钱》发表了。靳勇说，写拾金不昧的稿件很多，但这篇文章打破了写好人好事的常见窠臼，故事曲折，可读性强。编辑的肯定给了我动力，增强了我写下去的信心。随后，我重写了那篇当年未能发出的散文，以《学工制砖坯》为题在日报刊出，满足了我久已有之的一个小小心愿。

靳勇了解到我生活在一个山东村，遂辗转来村采访，回去后在日报发文《渭北山东庄让齐鲁文化扎根》，拉开了报道与研究关中山东移民史的序幕。次年，《西安晚报》“西安地理”栏目的记者来到我家，听我讲述家乡的历史。回去后，该栏目以《山东人在陕西谱写“闯关中”传奇》为题，分上、下两个部分，连续两期以整版的篇幅，对谭家村作推介报道。此后，又刊发了我的《回望乡村的背影——谭家村百年追忆》等文章。这些文字，揭开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填补了地方史志记载的空白，引发各家媒体蜂拥而至，争相报道。

编辑是报纸的灵魂，编辑代表着报纸的形象。两报的编辑接地气，责任心强，认真敬业，让我铭记不忘。2019年国庆前夕，我写了《阎良黎明前的故事》一文，其中有一段描述的是舅父与进步学子阚韵清的交往佳话。王亚田编辑审读稿件时，注意到文中阚韵清之名用字前后不一，有的地方是“清”，有的地方却是“青”，就打电话问我到底是哪个“qing”字。因此段文字出自舅父的回忆文章，我一时想不清到底是哪个字，就顺口说是青年的“青”。 后来见了舅父，舅父说应是“清”字。我想时至周末，版面可能已经排好，反正阚韵清也不是名人，索性将错就错，就没给王编辑打电话更正。等文章刊出，发现他把所有的“青”都改为了“清”，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核查清楚的。

《西安日报》精品意识强，格调高雅，给其写稿，更有助于自我提升。近些年来，我还在《品鉴》《西岳》《文化纵横》等多个副刊版面发过稿，先后得到周媛、刘炜、李斌等多位编辑老师的指导与帮助。《品鉴》的前后两任编辑——肖雪及陈黎，两人缜密严谨的治学态度，孜孜不倦的治学精神，使我感同身受，受益匪浅。有一次，我在稿件中引用了李白的一句诗，陈黎打电话来追问出处。我说网上可见，或为公认。陈黎在网上查不到全诗，在《李白全集》上也查不到诗名，遂列为存疑，删去了这一段。编辑一丝不苟，潜移默化中，我也养成了认真求证的习惯。

七十年光阴流转，我和《西安日报》的缘分还将继续。在传播主体日益多元的时代里，我们一起迎接新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