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介布衣到反腐斗士，看朱元璋宁枉勿纵式反腐

说起中国历史上平民出身的帝王，就像老话说的那样，非得打着灯笼才能找出两位。一位是汉高祖，另一位则是明太祖。这里只说喝着翡翠珍珠白玉汤，从一个草根崛起的明朝创始人—朱元璋。

洪武十一年（1378），朱元璋已到了知天命的年纪，这一年朱元璋已经50岁了，看今朝，忆往昔，一时思绪就回到了几十年前，仿佛“见苍颜皓首，忽思往日之艰辛”。

时至今日，在凤阳（今安徽滁州凤阳）南七公里处，仍然保留着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他亲自动笔写下一干余字的《御制皇陵碑》文，揭露了自己的艰难往事。这篇碑文被清代学者赵翼评价为“粗枝大叶，通篇用韵，必非臣下代言也”。朱元璋记述自己的家族史用的16个字：昔我父王，寓居四方；农桑艰辛，朝夕彷徨。足以说明赵翼所言非虚。

走向人生巅峰后的励精图治

在投奔红巾军时，那时朱元璋一无所有，但他百折不挠，礼贤下士，终于成了众望所归的明主，在他40岁的时候就取得了天下，开创了明朝。而在此后，朱元璋走到了人生巅峰，放眼天下已是“海内无知己，天涯任他行”了，通俗一点说，就是他成了孤家寡人，但这并不妨碍朱元璋为天下苍生谋福祉的宏愿。

位于山西省洪洞县的大槐树公园，每年都有几十万民众，从全国各地来到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据传，来自山西各地的数万移民，被官兵押解从这里出发，离开了他们世代生活的家乡，前往全国各地。明初的移民前后历时四十余年，仅在洪武一朝，就先后有两干余个姓氏，至少160余万人，从山西、江西、江苏南部等地，向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安徽、湖北、湖南等18个省市，五百多个州县迁徒。朱元璋的移民政策，不仅是把人口从稠密的地方迁徙到人口稀少的地方，还把富裕的地主迁徒到贫穷的地方，长江流和华北平原的广大地区，大量闲置土地和荒地得以开垦，大量无地耕种的农民得以安居。

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朱元璋下令核查全国户口。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推行里甲制度。在此基础上，对全国人口按所从事职业，主要分为民、军、匠三类，进行造册登记。以户为单位，每户详列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逐一登记造册。送给户部的一侧，封面用黄纸，故称黄册。按规定，黄册十年一造，每册一式四份，分别上报中央户部及省、府、县有关机构。而与黄册密不可分的是田土册，田土册也是以里为单位，记录了每块田地的名称、类别、面积和田主姓名。田土册图形相接，状若鱼鳞，故称鱼鳞图册。

大规模移民、造黄册和田土册，朱氏王朝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和土地的从属关系，国家的根基也得以稳固。

百需皆其出的国本

洪武二年（公元1369），朱元璋亲履田间地头，他徒步走了很长一段路，回宫之后大发感慨曰：

农为国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勤若是为之司牧亦尝闵念之乎，且均为人耳，身处富贵而不知贫贱之艰难，古人常以此为戒。

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国家的一切需要都来自农业。都说粒粒皆辛苦，汗滴禾下土，农民们如此辛苦，但管理这些农民的官员有谁怜悯过他们呢？古人常常告诫我们，千万不能因为自己的生活优越，忘却了还有人正生活在贫穷艰难的处境中，常见朱门酒肉臭，未见路有冻死骨。

在历代的皇帝中，没有谁比朱元璋更熟悉土地和农民。在朱元璋的重视下，民归耕，赋税轻，“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地两亩，免租三年，有余力者不限顷亩”。“额外恳荒者永不起科”。洪武年间，全国的农业生产得到了极大的恢复和发展。洪武二十六年，明朝开垦土地总量已达到了850余万顷，税粮收入则有3000多万石。中国封建时代自宋朝历经元朝以来，一直下滑的经济趋势终于被彻底扭转，开始迅速回升。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狠抓农业生产的朱元璋，所得的回报不仅在当下，更在长远。南宋时期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到了明朝中晚期时，则已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朱元璋的百需皆其所出的国本政策，收到了预想的效果。

宁枉勿纵式反贪腐

经过朱元璋励精图治式的国家治理，明朝社会日趋稳定繁荣。这个时候明朝官场，开始涌动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式的暗流，官员贪腐就是这股暗流中的典型。当这股暗流被朱元璋觉察到之后，这群官员面临的后果，不仅仅是罢官贬为庶民就足以了事的，历史上的朱元璋是反腐反的最厉害的皇帝，而且没有之一。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丞相胡惟庸因谋反与贪污，被朱元璋抄家灭族，以胡惟庸之死为标志，明代的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转折。朱元璋宣布废除中书省，从此，中国历史上延续了一千五百多年的宰相制度被废除，朱元璋为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改变迈出了第一步，他更希望大臣和官吏，都能够成为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能臣，同时对于可能危及江山社稷的任何隐患，朱元璋都毫不留情地坚决清除。

按照明朝规定，户部每年要审核各级布政使呈报的当年地方财政的钱粮收支账目，这个账目要与户部实际拨付和收纳的钱粮数相吻合，而缴纳钱粮的途中不可能没有损耗。于是具体负责送交账册的官员们，就带上事先盖好官印的空白账册，一旦有误，随时修改，这种报帐方式这一个已经例行多年的公开秘密，这秘密最终被朱元璋发现，史称“空印案”。朱元璋有理由相信其中必有腐败，他的一纸诏令将全国各级政府的主印官员一律问斩，副手责打一百杖冲军。据后人统计，“空印案”中涉及的官员人数至少1300余人，朱元璋则毫不留情的将所有涉案官员全部处理。

朱元璋对腐败的严厉惩罚，是历代帝王中罕见的。洪武年间所发生的官吏案件总数几万起，其中大多数与贪污有关。有野史记载，朱元璋规定贪污银子60两以上者，要枭首示众或者剥皮实草，在府州县及卫的衙门左面建“皮场庙”。“剥皮实草”这个刑罚，记录于朱元璋亲自编订的《大诺》里，但具体怎么操作，操作起来有多恐怖，明初的史料里并没有详细记载。

但明末清初学者屈大均在他的著作《安龙逸史》里，给后人还原了“剥皮实草”的实际过程：

先把犯人捆起来，搬来一筐石灰和一捆稻草，然后把犯人脸朝下，先用刀剥开脊梁到颈部，再砍断手脚转到前胸，一直切割到脖子，然后用石灰把人皮渍下来，再塞上草填充成人形。

在整个过程中，受刑者往往到被切到脖子时，还尚未气绝，可见痛苦之极。

在官府的公座旁，各悬一个剥皮实草之袋，使官吏们个个看了触目惊心，以收到引以为戒之功效，但实际情况却是“朝杀而暮犯，暮治而晨亦如之；尸未移而人为继踵，治愈重而犯愈多”。

朱元璋的铁腕反腐的极端表现，几乎无日不杀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朱元璋常常以喜怒加减刑法，随意定法、改法，脱口下诏，常常是“任意不任法”。由此导致在洪武时代做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危职业，官吏惶恐不安，读书人不愿仕进。官吏进京为官，常常出现这样的场面“京官每日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一日”。由于杀戮太多，从洪武元年到洪武十九年，全国13个省从府到县的官员就没有一个做到任期届满的，往往还没来得及绩效考核便被贬黜或者杀头。洪武四年甄别天下官吏，空印案和郭恒贪污案连坐被冤杀的就有七八万人。

朱元璋杀贪官甚至杀到有些衙门无人办公的地步，最后关在监狱的官员一旦衙门有事，还要带着枷锁和镣铐去办公。

臣如草芥，君如寇仇

朱元璋对于贪官污吏的仇恨，是刻骨铭心的，他曾经对大臣们说：如果不禁止贪腐和暴政，百姓是无法生存下去的，如果为官者能够廉洁守法，就像人走在光明的大路上，平安从容。如果偏要贪赃枉法，那就像走入荆棘之中，必然寸步难行。即便走出来，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为了肃清吏治，朱元璋采取的不仅仅只是杀戮一种手段。时至今日，南京明城墙遗址，远远看去与其他地方的城墙并无不同，然而我们走进之后会发现，几乎每一块南京明城墙的墙砖上，都会印有文字，这些文字历经岁月的洗礼，饱经战火和沧桑，依然清晰可见，这就是著名的明城墙砖铭文。这些铭文就是朱元璋为南京明城墙工程制定的“质量监察制度”。

作为反腐斗士的朱元璋，除了严格的监察考核制度，同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敕令。明初的法律除了《大明律》，还有朱元璋亲手编订的《御制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及《臣戒录》，这些具有法律效力的案例汇编，即是被后人诟病的朱元璋的法外之法，在这几部大诰中，有关官吏贪赃杜法的案例占总案例的70%以上，其中还规定了刑罚的具体措施，这些新的刑法措施都是十分残酷，令人不寒而栗。

不得不说，朱元璋的高压反腐即使效果显著，但这就并不能掩饰其背后的负面效应。朱元璋宁枉勿纵式反腐，表面上看很得人心，但实际上朱元璋在回避一个现实问题：官员们为什么要贪？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被“剥皮实草”还要去贪？大禹治水重在疏而不在堵，朱元璋面对的官员贪腐，解决根本之道只在堵而不在疏，完全反人性。这样的反腐不仅导致人人自危，社会生态畸形，让官吏对朝廷离心离德，使得内部矛盾激化，积聚社会仇恨，从而破坏社会法治的安定环境。朱元璋的反腐反到反人性，他与君臣之道正如孟子所言：“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