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路上有没有卢美琳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黄河路上有没有卢美琳

沈嘉禄

■沈嘉禄

一

这几天在饭局上，每个人都在兴奋地谈论电视剧《繁花》。

老金在小说里借古罗马诗人之口说：不亵则不能使人欢笑。这一点，上海人很有认同感。

有人问我：黄河路上的女老板是不是个个都像卢美琳那么蛮横、那么“喳巴”？

《繁花》小说开头有一番评弹式的铺垫：“霓虹养眼，骨碌碌转光珠，软红十丈，万花如海。”到了王家卫的镜头里，黄河路好像天天落雨，坑坑洼洼的路面倒映着耀眼的五光十色，细高跟皮鞋在浅浅水坑里一钉，为剧情定下基调。依我所见，昔日黄河路确实有这样的狠角色，笑靥如花，翻脸无情。但在小说里，凶，从来不是角色的基本表情；嗲，才是美女的常态。王家卫追求戏剧效果，才让卢美琳冲到前台。

黄河路美食街，1993年后才眉目清爽点。1996年的国庆节前一天，一座雄伟的牌楼在黄河路靠近凤阳路的路口竖起。牌楼等于政府部门交到饭店老板手里的令箭。

后来，我们都看到了，黄河路美食街几十年的兴衰，为上海餐饮业写下一个有力注脚。

1993年前，黄河路上有几家个体户小饭店，就像小说《繁花》里所描写的，“新开小饭店，挖地三尺，店面多一层，阁楼延伸……进店不便抬头，栏杆里几条玉腿，或丰子恺所谓‘肉腿’高悬，听得见楼上讲张，加上通风不良的油镬气，男人觉得莺声燕语，吃酒就无心思”。

要交代一下背景。随着票证时代的结束，米面、砂糖、食油、鱼肉、蔬菜等不再计划供应，个体户的采购渠道迅速打通，虾有虾路，蟹有蟹路，人情社会的关系网密密编织。下岗职工、回城知青都在寻找出路，先解决吃饭问题要紧。从历史上说，在上海的市面上，餐饮业的门槛是比较低的，但客源不愁。浦东开发开放后，各路精英汇聚上海，风云际会，百舸争流，草根阶层自筹资金开点心店、小饭店，比摆路边摊要强多了。于是，有沿街门面房的人先下手为强开起了店，没有的就租房、买房来开店。政府支持这种做法，但前提是开店不能破坏房屋结构、不影响左邻右舍的正常生活。上海女人情商高，能说会道，八面玲珑，场面上的事常由她们搞定，动员左邻右舍签字同意自己开店。住家白天做生意，深夜落市，卷帘门拉下，一家大小挤在阁楼上打地铺。等生意大起来以后，这段经历只有在非常熟悉的朋友面前才会被轻轻一笔带过。

二

黄河路店多成市，生意火爆，客人要等一两个小时才能落座。谈生意来此插蜡烛，就没有腔调了，老板娘只得向邻居求空间。一般是向上发展，按照当时的房价行情，亭子间30万元、前楼50万元，邻居拿了这笔钱买二室一厅或三室一厅还有多余，居住条件大大改善。也有狮子大开口的，店家难以承受，双方屏煞，装修图纸只好修改。于是，客人就会发现装修一新的二楼大厅，这里缺了一只角、那里转了一个弯。

我认识的一个老板娘有先见之明，小饭店开张之初就满面春风地与邻居搞好关系，节假日送小菜、送水果，递上饭店的七折优惠卡。开饭店要百般迎奉客人，菜肴之外，还要配几道点心。请点心师、搭点心间，成本是明摆着的。她脑子“叮”地一响，请邻居阿姨、阿婆来帮忙，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全套设施改进，不能马虎，顺便将邻居家的厨房装修一新，还提供工作服、工作手套等，食材都由店家提供，食品安全与品质都有保障。三丝春卷、八宝饭、葱油饼、火腿粢饭糕、菜肉大馄饨、宁波汤团等等，按需制作，随时更新，从小门送进厨房。这些食材，厨师稍微加热就可登席，家常味道最对客人胃口。

这笔账用脚趾头也算得清爽，不仅降低经营成本，还给邻居增加收入。后来邻居动迁他处后，老板娘念旧，还经常出“题目”给邻居，比如，端午节包两千只蛋黄肉粽，中秋节做一百只八宝鸭，春节做八百份八宝饭……她用这些合时节的礼物分送客户，皆大欢喜。

黄河路上的饭店能从一楼升到五楼、六楼，没有感情投资是不可能做到的。典型的例子就是来天华，老板阮大伟、老板娘缪富珍，半路出家开饭店，请来的厨师是三脚猫，有些菜烧不像，老板娘只好自己上灶。所以黄河路美食街建成初期，都是上海弄堂里的家常味道。来天华一开始也是单开间，几年后成了二层楼，再后来与邻居商量，整幢房子“拆落地”重建，加盖为六层楼，外立面有点Art Deco（装饰派艺术）的意思，建筑面积达到600平方米，可同时接待350人就餐，电梯、空调一应俱全，包房里有卡拉OK。一家店提供就业岗位近百个，一度成为全上海私营饮食业第一纳税大户。

三

王安忆在《上海的女性》一文中说：“上海的女性心里很有股子硬劲的，否则你就对付不了这城市的人和事。”她还说：“这里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气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们当女人。奋斗的任务是一样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顶下挤出立足之地。”在上海的餐饮行业，就有锦江饭店的董竹君、梅龙镇酒家的吴湄、四川波赛饭店（四川饭店的初名）的贺璧特等女老板。王老师的精辟论断，完全可以用来注解黄河路老板娘的群体性格和角色担当。

“人们不禁要问”（小说《繁花》中沪生的口头禅），黄河路上的老板又在干什么？答案是：有的在外采办食材，有的白天炒股票、晚上搓麻将，有的负责拉客户，有的负责公关——拿一瓶红酒在各个包房走进走出敬酒，啥也不干的就只能是“搪瓷七厂”（上海话的“荡荡吃吃白相相”）。

我认识一位胡老板，他与老板娘是中学同学。胡老板是学校文艺小分队的骨干，笛子吹得赛过百鸟争鸣，据说曾得到“中国笛王”陆春龄的点拨。他与同在小分队跳舞的女同学日久生情，相恋相爱直到成家、创业。后来胡老板结交了一些梨园界朋友，并拜在著名琴师门下，他人聪明，京胡拉了两三年就能给角儿配戏。老上海传统，唱京戏的喜欢书画，搞书画的也爱来几句皮黄，我就是通过一位书画家认识了胡老板，去他家蹭过几场堂会。

胡老板有过一个干女儿。他去苏北农村找一个民间制琴艺人定制京胡，在村里认了一个干女儿。那女孩家里穷，孩子多，她从五六岁开始就要干农活。胡老板去的那天，女孩放羊穿过公路时，一头羊被疾驶而过的一辆依维柯撞死了，车子逃了，女孩被父亲痛打一顿。胡老板就跟女孩父亲说，我认她做干女儿吧，把她带到上海去，包吃包穿，供她读书。我见到小女孩时，她已经在上海生活了三个年头，上海话说得没一点口音，她的卧室比当时我们家还大，布置得像童话世界。但听说后来孩子还是被送回了农村，其中又有曲折。

这样的故事，也是属于黄河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