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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泠印社“岁青岩”
西泠印社“四照阁”
孤山“四照亭”
孤山岁寒崖
《新建苏文忠公祠记》
吴山“感花岩”
净慈寺东坡问茶亭
孤山“白苏二公祠”
杭州历史上能被称作“西湖长”的,唯有苏东坡,虽然两次来杭一共才短短五年,但其政绩与影响力却泽被千年。杭人对苏东坡的感情,用清代曾经出任浙江学政、浙江巡抚的阮元的话来说,就是要“长留学士住西湖”(苏东坡曾以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怎么长留呢?首先当然要留住其在杭的永久性痕迹,比如摩崖题刻。然而因“崇宁党禁”等历史原因,西湖摩崖石刻中苏东坡的题刻早在北宋就基本被毁。
尽管如此,其遗爱之深远,除了“堤上花枝尽姓苏”外,杭人还用一种“任性”的方式来留住“苏学士”,即“摹刻”甚至“假借”先生之名题刻于西湖山岩之上。
《咸淳临安志》记载,南宋贾似道在重修水乐洞时,就“以所得坡公(水乐洞诗句)真迹刻置其上”。此外,甚至还采用“无中生有”或“移花接木”方式,来镌刻东坡先生的“足迹”。
据专家考证,目前发现的苏东坡西湖摩崖题刻,只有定山风水洞和大麦岭两处是原刻真迹,其他均为后人“仿刻”。如西湖南北的吴山和孤山上,分别有感花岩和岁寒岩(崖),巍然而立,上面均有“疑似”苏东坡的题刻。
岁寒崖上的痕迹
孤山东南有一面峭壁,上方有楷书“岁寒崖”三字,字径一尺半左右,左右两边有两条对联状框印,内无字迹,只在左框外侧隐约有“同万八千年”等隶书残字。岩壁中间有字径两尺左右的“西湖”二篆字,右侧还有一方横83厘米、纵42厘米的题刻:“唐孤山寺沙门释惠皎刻法华经处 壬戌首夏 吴昌硕书”。
成书于明嘉靖年间的《西湖游览志》对此描述:“岁寒岩,在俞公祠后。石壁陡绝,苍藓剥蚀中,隐见篆书‘岁寒岩’三大字,下疏:‘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考,广成子住空同万八千年’,相传为苏长公题。其上平夷四旷,可眺视全湖,即林和靖四照阁故基也”。
这说明至少在明嘉靖或此前,该岩上已有了这些刻字,不过与现在略有不同,当时是篆书“岁寒岩”,现在是楷书“岁寒崖”。而据清代阮元的《两浙金石志》记载,此三字又是篆书“岁寒崖”,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可能是后人重刻。
“岁寒岩”及下面“相传为苏长公(苏东坡)题”现已基本消失的那副对联,如是真的,那便是最古老最珍奇的一副西湖楹联。其中“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考”,是指唐代名臣郭子仪任中书令时,曾主持官吏考绩二十四次,其位高任久,被后人奉为功名富贵之极的典范;“广成子住空同万八千年”指远古道教仙人广成子在崆峒山修道而长生不老的传说。
此联为赞誉之言,将孤山这座山岩拟人化,称颂其显赫与不朽。不过这与苏东坡的观念似乎有些不符,在他写“冷泉”的诗中有一句“能与冷泉作主一百日,不用二十四考书中书”;他所著的《广成子解》中,也崇尚返璞归真的生命状态,追求旷达与超脱,而非得道成仙或长生不老,对功名利禄并不崇拜。
福州鼓山喝水岩南侧也有一相似的石刻对联:“爵比郭令公,历中书二十四考;寿同广成子,住崆峒千二百年”,传为南宋金石家洪革所书,不知孤山岁寒崖此联,是否也是南宋人“借名”而刻。
孤山寺的位置
岁寒崖中间的篆体榜书“西湖”二字,据传为明代书法家胡缵宗所书。在西湖核心景区,这是唯一一块“西湖”摩崖榜书,说明这个位置很特殊,如果前面树少些,将岩石换成镜子,那里面就是“西湖”。
而且据吴昌硕留于此岩上的“考证题刻”,比苏东坡更早的唐代就已“刻经其上”,从而引出一座古寺的位置之谜。吴昌硕确认岁寒崖就是唐孤山寺和尚释慧皎当年刻《法华经》的地方,那么据白居易好友元稹的《孤山永福寺石壁法华经记》,这座岩壁就在永福寺内,而永福寺又称孤山寺。
元稹记载《法华经》石刻完成于长庆四年(824),当时白居易任杭州刺史,他还为此捐了款。该石刻由释慧皎发起,雇刻工花费六万九千二百五十钱,正好与《法华经》的字数相同。杭州、湖州、睦州、处州、衢州、苏州、越州等刺史,以及许多杭州缙绅均纷纷捐款,并立碑为记。想象一下,在众人加持下,这座高约3米、宽约19米的崖壁上,密密麻麻刻着近七万字的经书,是何等震撼!
白居易的“孤山寺北贾亭西”“蓬莱宫在海中央”等多篇诗文中均提到了“孤山寺”(永福寺),可见当年这座位于孤山东南面,拥有巨幅摩崖经刻的佛寺十分壮观。
而据《咸淳临安志》记载,这座初建于南朝陈文帝天嘉元年(560)的永福寺,在完成《法华经》摩崖二十年后,毁于唐会昌年间的“唐武宗灭佛”,北宋大中祥符年间又重建,并改名为广化寺,南宋迁至北山,此后屡有兴废。至明崇祯、清光绪年间前后两次在孤山重建广化寺时,其位置从东南面的岁寒崖处,移到了孤山西南面,即现西泠印社和俞楼之间,最后其大部分建筑归入西泠印社。
佛寺可以移动或消失,而山岩是不动也不大会消失的。有趣的是,孤山东西两侧各有两座岩石,分别为“岁寒岩”和“岁青岩”,其上还各有两座亭阁,分别为“四照亭”和“四照阁”,如此巧合,有的书上就将其搞混了。
与东边的“岁寒岩”相比,西边汉三老石室下的“岁青岩”则要“年轻”许多,是1918年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吴隐为纪念其先祖“岁青公”所命名。不过据《咸淳临安志》载,早在北宋时,“岁青岩”下,苏东坡为“六一泉”起名之后,又在其后“凿岩筑室”,自名“东坡庵”,可惜早已不存。
“岁寒岩”和“岁青岩”两块岩石上,都有西泠印社首任社长吴昌硕的题刻。吴昌硕在“岁寒崖”上留下了“孤山寺”摩崖经刻的考证痕迹,并没考证这块岩石与苏东坡的关系。而在清嘉庆三年(1798),杭嘉湖道道台秦瀛曾在岁寒崖下建起过一座苏东坡的专祠。
岁寒崖下的东坡专祠
据秦瀛《新建苏文忠公祠记》,北宋杭人曾在苏堤上建苏公祠,但在其政敌吕惠卿当政时被毁。其后自宋至清,西湖孤山、北山、苏堤等处曾出现过“三贤堂”或“四贤祠”,供奉李泌、白居易、林逋、苏东坡等人,并无东坡专祠。
嘉庆三年六月,秦瀛号召在杭官员及士绅共同捐款,在孤山岁寒崖下建起一座苏东坡专祠。因为上一年秦瀛在龙井为其先祖“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建祠时,就觉得湖上不能没有东坡先生的专祠。后听说岁寒崖下有十多间闲置的旧舍,就筹款将其改建,杭人纷纷响应,不出一月祠堂即成。
苏公祠建成后,秦瀛撰《新建苏文忠公祠记》,请著名书法家梁同书书写,仁和、钱塘两知县刻石。此碑现藏于岁寒崖下的“白苏二公祠”内,其行楷字字秀逸隽永。
布政使谢启昆为新苏祠作诗曰:“杭人思公七百载,筑祠乃在嘉庆年”;浙江学政阮元也撰联:“愿供水仙荐秋菊,长留学士住西湖”,并注释:“盖宋时杭人呼公(苏东坡)为学士,不称姓也”。
因苏公祠西堂无匾额,阮元曾在孤山拓得熙宁十年(1077)苏东坡为户部侍郎张掞所书的“读书堂”三字,便“双钩其字为扁”,曰:“公之祠扁得公自书,一时称快!”
当时岁寒崖下的苏公祠,西侧为四贤祠,南面为水仙王庙(西湖龙王庙)。六年后(1804),阮元又在苏公祠的东侧,建“白文公祠”,供奉白居易。咸丰末、同治初(1860-1862),孤山白、苏二祠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同治五年(1866),浙江巡抚马新贻及杭州乡绅丁丙等在原址附近重建白、苏二公祠,并将两祠合二为一,这就是现孤山“白苏二公祠”的前身。
岁寒崖下的苏东坡专祠虽如昙花一现,但“相传”苏公所题的这座山岩一直矗立在那里。当年苏东坡被贬黄州时,清苦生活中,以种赏松竹梅为乐,曾作诗:“风泉两部乐,松竹三益友”,据说这也是“岁寒三友”的来历之一,因此岁寒崖也确实可与东坡相关联。
“岁寒”具有抗严寒、傲风雪的品质,暗喻东坡先生跌宕却豁达、璀璨的一生。元代“钱塘十景”中的“孤山霁雪”便位于岁寒崖一带,与“断桥残雪”各有不同之景观。《西湖志》载,每当雪后初晴,“由岁寒岩经卢舍庵侧入西泠桥,楼台高下,晶莹一色,群峰玉立,回合互映,恍如置身瑶台琼圃之上也”。
感花岩上的苏诗
巧合的是,西湖东南面与孤山“岁寒崖”遥遥相对的吴山上,也有一座刻有“岁寒松竹”字样的山岩,名为“感花岩”,据传上面也有苏东坡的题刻。
感花岩位于吴山东南处宝莲山宝成寺后的山腰上,岩外有半亭。岩上最大、最醒目的是两侧“岁寒、松竹”四个墨绿色楷体榜书,由明代吴东升题写。
吴东升是明成化年间杭州一名前卫百户,属于基层武官,其虽武人但极擅楷书,当时杭州十大城门及各公署的匾额均由吴东升题写,据说写得最好的是净慈寺壁书“南屏”两大字,可惜现留存下来的只有感花岩上这四字,不过从中也可想象明代杭州城门门额上的字体是何模样。
岩上方有小一点的“感花岩”三字行书榜书,由明宗室子弟朱术珣题写。而不管是“岁寒松竹”,还是“感花岩”,都是围绕和衬托岩石中间字体稍小的这首“东坡题诗”。
此诗名为《赏牡丹诗》:“春风小院却来时,壁间唯见使君诗。应问使君何处去,凭君说与春风知。年年岁岁何穷已,花似今年人老矣。去年崔护若重来,前度刘郎在千里。”落款:“熙宁壬子芳春吉旦东坡题”。
关于感花岩上这首“东坡题诗”的“真伪”,后世多有争议。诗确实是苏东坡所写,关键是否题于此处?阮元《两浙金石志》考证:“按王宗稷《东坡年谱》,此诗在熙宁十年丁巳(1077),先生年四十二,在密州任,四月赴徐州,有《留别释迦院牡丹呈赵倅》诗”。
据此说该诗写于山东密州释迦院,时间是熙宁十年,而感花岩上的落款是“熙宁壬子”,即熙宁五年(1072)苏东坡在杭任通判之时。令人疑惑的是最后“东坡题”三字,因为要到元丰五年(1082)苏东坡被贬黄州时,为生计而躬耕东坡,才自号“东坡居士”,十年之前怎会有此称号?
密州杭州两“感花”
如岁寒崖曾位于孤山寺内一样,感花岩也曾位于宝成寺内。宝成寺(宝成院)原名释迦院(恰与密州释迦院同名),由五代天福年间吴越王妃仰氏创建,北宋大中祥符年间改名宝成院。苏东坡来杭时,释迦院已变成宝成院,因此感花岩苏诗原刻名是《宝成院赏牡丹诗》,但“宝成院”三字后被凿去,因其“正版”诗名中为“释迦院”。
据南宋《东坡年谱》“密州版”的说法,当时苏东坡即将离任密州知州,在赴徐州任前,去释迦院赏牡丹有感,写此诗赠其副手,即通判赵成伯,“赵倅”的“倅”就是副职的意思。
诗中“壁间唯见使君诗”的“使君诗”,据说就是唐代诗人崔护那首著名的“人面桃花”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最后一句“前度刘郎在千里”的“刘郎”,疑指在逆境中保持乐观的唐代诗人刘禹锡。整首诗的意思是苏东坡在释迦院赏牡丹,见到崔护的诗句,感叹花开花落,时光荏苒,人生无常,暗含与好友(赵倅)依依惜别之意。
问题就出在有姓无名的“赵倅”两字上,认为此诗为“杭州版”的,觉得“赵倅”是指赵抃,因其曾任参知政事(副职),也可称“赵倅”。感花岩苏诗的落款时间熙宁五年,正是赵抃离任杭州知州不久,而苏东坡刚来杭任通判的时间,两人都因反对变法,而先后被贬杭州,但均为杭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他惜别这位故友“赵倅”,也合诗意。
清代学者查慎行根据北宋“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的《陈后山诗注》以及明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也推断这首苏诗应作于杭州,但他又觉得诗名中的“赵倅”应是密州赵成伯,结果把自己也搞糊涂了。
《两浙金石志》反驳说陈师道诗中只是笼统言之,并未明说此诗作于杭州,“此好事者因寺(宝成寺)旧有释迦之名而重刻此诗,细玩(感花岩苏诗)字迹迥非真迹,而‘芳春吉旦’尤非先生语,《游览志》亦云明时所刻”。此外,“不知坡诗宋时刻者皆见《咸淳志》,此诗无之”。
说《咸淳临安志》上没有此诗,那就错了。在该志“寺观五”之“宝成院”条目下有“题咏”:《东坡释迦院赏牡丹诗》,诗句中只有一字与其他记载不同,但与感花岩诗刻相同,即“凭花说与春风知”的“花”字,变成了“君”字。
此外,南宋周辉《清波类志》中也提到宝成寺后有苏东坡《牡丹》诗摩崖。可见感花岩上的苏诗,南宋就有了,可能后来毁损,明代又复刻了一遍。
如果感花岩上苏东坡“赏牡丹”诗刻,真是杭人“移花接木”而成,那也是极其巧妙地利用了“释迦院”“赵倅”这两个相同元素,将东坡先生的“感花”移情于此。不仅如此,为了呼应诗中“壁间唯见使君诗”这一句,甚至还将崔护的“人面桃花”故事,从长安南庄“移”到杭州吴山,所有这些,就是为了“长留学士住西湖”。
秦瀛曾在孤山岁寒崖下建苏东坡专祠,被称“杭人思公七百载,筑祠乃在嘉庆年”,可仔细探寻,会发现杭州许多寺院中早就为东坡先生建祠或封神。
据明《武林梵志》记载,苏东坡在杭时,公事之余,常划一小舟去湖上各寺寻访密殊、琴聪、参寥、辩才、圆照等禅师,一起参禅咏偈吟诗问茶,且因其“度僧救荒”等善策“遂为万世之利”,龙井、梵天、慧因等寺均立东坡为伽蓝守护神,吴山宝成寺还建有苏东坡专祠。
明代杭州官员郑圭在《石佛山东坡祠记》中提到,嘉靖年间,趁兵乱,吴山宝成寺被侵占为黎氏宅院,壁刻与佛像多有损毁。后在范涞等官员的干涉下,收回侵地重建寺院,并造亭覆护东坡诗刻,即感花岩,还在岩前建一东坡专祠,以敬先生之名望,及其“民到于今赖之”的功绩,称此“亦虎林一大胜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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