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为何选择压制嘉庆

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福康安在镇压苗民起义时死去。和珅调任正黄旗侍卫内大臣、镶黄旗满洲都统。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和珅管理刑部，去掉户部管理工作，不久，以军需报销复管户部。十月，领班军机大臣阿桂去世，朝中只剩下刘墉和董诰两个暗中反对和珅。乾隆皇帝已经进入垂暮之年，上朝时，他命令和珅站在他和嘉庆皇帝的旁边，因为，只有和珅才能听明白乾隆在说什么。所以，每天上朝，满朝文武三跪九叩后，和珅就等同摄政，满朝文武上奏什么，他就“听取”乾隆皇帝的说话，自己下判断，把持朝政，故而清人都称和珅为“二皇帝”。而坐在一旁的嘉庆没有实权，真正握有实权的是和珅和乾隆皇帝。

乾隆、嘉庆两帝的人身自由，受到和珅很大的限制，因为无论是太监、官女或者是亲信官员，都有可能是和珅派来的间谍。嘉庆的侍读吴省钦、吴省兰兄弟就是一例。

大学士阿桂临终断言，和珅一定会死在嘉庆皇帝手里，就连和珅的亲信中也有人相信这一点，为此，也有人曾劝告过和珅，当然，话说得十分委婉。此外，和珅的妻子、儿子、儿媳妇（乾隆的十公主）也劝他能有所收敛，或者急流勇退。因为，就连宫中的老太监都知道，新皇帝一上台，首先倒霉的就是先皇的“大红人”，而且，在前朝越是吃得开，新朝跟头栽得越厉害，俗话说“爬得高，摔得重”，就是这个道理。古往今来，这样的例子多的是，和珅能不知道？

和珅尽管知道这个道理，心里也害怕，但最终既没有收敛，也没有急流勇退，而是作出了全力辅助太上皇，抓权不放，压制嘉庆皇帝的选择。对此，史学家指责他：不过是个奴才，缺乏政治家的远见；或者指责他：因贪欲蒙蔽了理智，不能急流勇退，及时罢手。总之，认为他利令智昏，对大祸即将临头缺乏敏感。

其实，这些指责都有失公允。和珅最终选择全力辅助太上皇，压制嘉庆皇帝，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

试想，就算和珅有胆量转投嘉庆皇帝，全力帮助皇帝掌握大权，嘉庆皇帝会接纳他吗？嘉庆皇帝有与太上皇对立的胆量吗？退一步说，就算嘉庆皇帝暂时接纳了他，恐怕也不过利用一下而已，“卸磨杀驴”是早晚的事儿，因为，他毕竟是太上皇曾经的“大红人”，远的不说，雍正朝的年羹尧、隆科多的下场不是明摆着吗？

指责和珅不能急流勇退，更是把问题想得简单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不是小孩过家家，想玩就玩，不想玩就回家，或者像厌学的孩子装病请假那么简单。和珅不玩了，想回家，想得美！太上皇还没玩够呢，这就叫身不由己。

相反，全力维护太上皇的权威，至少眼前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至于得罪嘉庆皇帝，将来再找机会挽回。不排除和珅小瞧了比自己年轻十岁的嘉庆皇帝的可能性，也可能他高估了自己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总之，万事顾当前，这是人之常情。

于是，和珅横下心来，决定先把宝押在太上皇身上。为了监控嘉庆皇帝，和珅把自己的亲信内阁学士吴省兰，派到嘉庆皇帝的身边，做嘉庆皇帝的侍读。和珅说，吴省兰的字写得太好了，是难得的人才。众所周知，那个时候稿件都得抄写，吴省兰的字写得确实好，在当时的文化界有一定声望，帮助皇帝整理诗文稿件，抄抄写写，肯定胜任。

但吴省兰人品一般，他本来是和珅的老师，和珅得势后，他改称和珅为老师，这回被派到皇帝身边工作，实际职责就是监视嘉庆皇帝。嘉庆皇帝心知是计，但不敢拒绝。

为了能控制嘉庆皇帝，首先就得最大限度地孤立嘉庆皇帝。本来，嘉庆皇帝已经够孤独了，几乎就是一个“光杆皇帝”，还不如当皇子的时候，至少身边还有师傅和几个哥们。师傅可以帮自己拿主意，哥们可以帮自己解闷儿，现在可好，当了皇帝，成了孤家寡人，师傅朱珪被外放到安徽做巡抚，至于那几个哥们，由于有了君臣的名分，见了面都规规矩矩，没法谈知心话了。

朱珪身居远离京城的安徽，但一直惦念着京城，惦念着嘉庆皇帝，而且，他本人就是北京大兴人，在南方住不惯，几经努力，有了转机。嘉庆元年（公元1796年）六月底的一天，太上皇突然决定召刚刚任命为两广总督的朱珪回京任职，出任协办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消息传来，和珅叫苦不迭，现在朝中王杰、董诰再加上那个刘罗锅，已经让自己穷于应付了，这回再来个朱珪，那可真是好虎难敌群狼了。而且，朱珪与他们三人不同，他有沟通嘉庆皇帝和臣下关系的作用，要那样一来，自己的末日可能会提前到来，所以，绝对要阻止朱珪来京。可是，朱珪这次调动走的是太上皇的门路，是太上皇一手给办的，要改变这个人事安排难度太大，怎么办？和珅一筹莫展。

嘉庆皇帝得知师傅即将调任回京，十分高兴，一连作了几首诗，表达自己的喜悦，然后挑选两首，命吴省兰寄给朱珪。吴省兰随即将诗录了一个副件，转呈和珅。和珅一看，计上心来，拿着诗稿，跑着去见太上皇。太上皇接过嘉庆皇帝的诗稿，随即递给太监，自己老眼昏花看不清，让太监念，再以当年制造文字狱的警惕性推敲了半天，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悖逆”之处，把诗稿置于案头，质问和珅意欲何为。

和珅无奈，只好直说：“嗣皇帝欲市恩师傅耶！”所谓“市恩”，直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卖好”，引申后可翻译成“皇帝想拉拢师傅”。这句话堪称画龙点睛，鉴于康熙晚年立太子的纷争，太上皇对继承人结党最为敏感，也最不能容忍，如果朱珪入朝，首先要同皇帝结成一伙，最受威胁的就是自己。一想到这里，顿时火冒三丈，恰巧此时董诰也在场，太上皇怒气冲冲地质问董诰：“你在军机、刑部时间不短，你看看这事儿违不违法？”

董诰伏地叩头，说：“太上皇的话说得过头了，朱珪品行端方，为人小心谨慎；皇帝天性纯孝，做事循规蹈矩，这都是太上皇所了解的，即使有所误解，父子之间的事也不能上升到违法的高度来处理。”

太上皇碰了个软钉子，他沉默了一会儿，叹口气，对和珅和董诰说道：你们是国家大臣，要好好引导皇帝，别走歪了路。一场风波，顿时化解，朱珪和嘉庆皇帝都没有被追究，但朱珪调动之事就此泡汤，直到太上皇驾崩，才被调到嘉庆皇帝身边任职，那是后话。

未能趁机扳倒朱珪，和珅感觉多少有些遗憾，这都怪董诰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春，董诰的母亲病逝，这可把和珅乐坏了，和珅为什么高兴呢？因为按当时的制度，官员的父母去世，官员要离职回籍守孝三年，这下子眼中钉走了，自然高兴。当然，极个别的情况例外，譬如，皇帝认为离开了这位大臣就玩不转了，可以不让他回籍守孝三年，回家办完丧事立即回任，这叫“夺情”。没想到太上皇要夺董诰的“情”，和珅急坏了，一再跟太上皇说，这董诰可是个孝子，又是个文人，你不让他离职守孝，董诰于心不忍，社会舆论也对董诰不利，难免说他贪恋禄位，忽略了大节，所以，务必成全董诰的孝心，放他回家；又策动不少官员上奏，请求批准董诰回家守孝。不料，太上皇一概不允，没办法，和珅只好作罢。后来，董诰办完丧事回京，和珅一直不告诉太上皇，直到有一天太上皇出宫，从轿子里一眼看到了跪在道旁的董诰，才知道董诰早已回京，立即让他继续担任原来的刑部尚书。

前面说嘉庆皇帝是个“光杆皇帝”，身边没有一个自己的人，嘉庆二年（公元1797年）二月，与嘉庆皇帝相濡以沫的皇后又病逝了，终年三十七岁。这样一来，嘉庆皇帝成了“光棍皇帝”。

这位皇后是喜塔腊氏，是嘉庆皇帝的结发之妻，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四月，嫁给永琰做嫡福晋，一起度过了二十多年的时光，为皇家生下了二女一子（皇次子绵宁，即后来的道光帝），夫妻感情很好。

这二十多年间，永琰活得战战兢兢，喜塔腊氏夫唱妇随，也是小心谨慎，连个太监也不敢责骂，生怕被汇报到公爹那里，给丈夫添麻烦。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永琰的皇太子身份被公开，并于次年受禅即皇帝位。

喜塔腊氏水涨船高，被公爹封为皇后。乾隆太上皇抓权不放，甚至连儿子后宫之事也一手包办，这堪称是大清朝最为难堪的一次册封了。按清朝宫廷惯例，皇后居于坤宁宫。乾隆后期不立皇后，坤宁宫已经空了二十多年，这回终于有了新主人。但喜塔腊皇后哪里敢摆母仪天下的谱，依然跟丈夫住在一起。最近一年来，每当傍晚嘉庆皇帝拖着疲惫的身子“实习”归来的时候，皇后总能给丈夫不少安慰。现在皇后死了，能说说心里话的人也没了，更让嘉庆皇帝难过的是，一生最后一次回报皇后的丧事也办得十分草率。

皇后的丧事也算“国丧”，怎么会草率？别忘了，皇帝上头还有个太上皇，太上皇年近九十，正是对死亡十分敏感、非常畏惧的年龄。乾隆太上皇听到皇后去世的消息，脸色立即阴沉下来。根据和珅的安排，丧事从简，尽量降低这场丧事对太上皇的冲击。最后，由太上皇降旨，降低这场丧事的规格，规定皇帝辍朝五日，素服七天，全国官民也是素服七天，又规定这七天中不用换顶戴，国家各衙门照常办公。而且，嘉庆皇帝后来得知，根据和珅的安排，太上皇周围的人，一天素服也没穿。偌大的宫廷不见一朵白花、一条白幡。喜塔腊氏做了一年皇后，丧事办得都比不上一个七品芝麻官发送太太那样风光热闹。

嘉庆皇帝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想当年，乾隆皇帝的富察氏皇后去世，乾隆皇帝的生母也还在世，他仍然大办丧事，皇子、大臣们哭得不够伤心都被他痛加责罚，而今，竟然如此漠视儿子的感情和感受。嘉庆皇帝辍朝五日，也就是五天内不用到太上皇那里接受训谕了，闭门在家追思皇后。这五天中，嘉庆皇帝写了不少诗来悼念皇后，其中有一首诗写道：“举觞非酒浆，倾洒皆泪涕。诚无可奈何，节哀以礼制。”诗的上一句写的是自己的哀伤，下一句写的是自己无权无势的无奈。

但是，嘉庆皇帝不敢公开这些诗作，他知道，自己身边有太上皇与和珅的耳目，一旦让太上皇知道了，难免对自己不利。在太上皇看来，让你当了皇帝你还不知足，你委屈什么！五天闭门不出，嘉庆皇帝终于下定决心，对太上皇逆来顺受，与和珅周旋到底。

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正月，太上皇乾隆驾崩，嘉庆皇帝令和珅总理丧事；正月十三日，嘉庆皇帝宣布了和珅的二十条大罪，下旨抄家，抄得白银八亿两。乾隆年间，清廷每年的税收，不过七千万两。和珅所匿藏的财产相等于当时清政府十五年收入。时人称“和珅跌倒，嘉庆吃饱”。正月十八日，廷议凌迟，不过，固伦和孝公主和刘墉等人建议，和珅虽然罪大恶极，但是，毕竟担任过先朝的大臣，应改赐和珅狱中自尽。最后，赐和珅在自己家用白绫自杀。其长子丰绅殷德因娶乾隆皇帝第十女固伦和孝公主，得免连坐。为防止有人借和珅案进行报复，刘墉向嘉庆皇帝建言，应避免案件扩大化，妥善做好善后事宜。结果，在处死和珅的第二天，嘉庆皇帝发布上谕，申明和珅一案已经办结，不大规模地牵连百官，以安朝臣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