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母亲是搬运工 一根扁担能挑300多斤

本文转自：重庆晨报

作者母亲张素珍

望龙门码头

凯旋路上的搬运工

□李正权

重庆建城虽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但一直是“城”，是军事重镇。直到明清时代，因要向转种棉桑的江浙输运粮食、木材，要向位于京都的造币厂转运滇铜、黔铅，重庆才逐渐成为“市”。作为水陆枢纽，重庆最发达的要数交通运输业。到晚清民初，轿夫、挑夫、船夫、搬运工的人数在十万以上，其中码头上的搬运工又最多。那时，仅现渝中区内，从华龙桥、牛角沱到朝天门，从朝天门、菜园坝到黄沙溪，码头一个接一个，南来北往的船只，进货出货，上船下船，全靠搬运工—根扁担两个肩头。可以说，重庆城近代的发展，是搬运工们挑出来的。

水陆码头搬运工多并不奇怪，广州、上海、武汉、天津都一样。奇怪的是，重庆一直有很多女搬运工。全面抗战开始后，下江人大量涌入重庆，最让他们惊奇的是，重庆女人竟然和男子一样，挑一两百斤也能健步如飞。

母亲那年三十岁 一根扁担能挑300多斤

我父母是抗战胜利那一年从合川乡下来重庆的。父亲卖过小菜，在餐馆当过小工，当过挑水工，好不容易才在临江门落脚当了搬运工。母亲先帮别人洗衣，然后当奶妈（保姆）。1948年夏天，父亲“打摆子”（疟疾），几乎死去。那时，搬运工下力要“挨轮次”。如果轮子到了，你没去，便失去一次找钱的机会；若有三次不去，便要被开除出行帮，打破饭碗，而且入行帮时交给封建把头的押金也要被没收。那时的疟疾是很严重的传染病，忽冷忽热、高热低冷，死亡率极高。父亲不能出工，母亲倔强，就去顶起。晚上她要去大川银行一职员家照看别人的孩子，白天就挤一点空闲时间，挑砖瓦石灰爬临江门城门洞坡坡，还要给父亲看病熬药。实在太困太累，有一天从石灰码头的石梯上栽了下去，头上的伤疤一直留到她去世。想想她那时才18岁，你就知道码头上的穷人有好苦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各码头的搬运站都有家属组。家属组尽是女人，上下车、上下船、拉板车、扛百货、挑砖瓦，什么都干。不少女人的力气比男子还大。以我母亲为例，年轻时她挑砖要挑40多匹（16匹100斤），从临江门河边挑进城里，几百步石梯坎，甚至可以不歇气。有一次，她从大溪沟挑水果到大阳沟，300多斤本来应走两趟，可时间已晚，她竟一趟挑起走。也亏得那枣木扁担扎实，坚持到一号桥才啪的一声断了。到哪儿去找能挑300多斤重的扁担呢？天色已暗，把母亲弄得好狼狈。幸好有人拉着一架空板车路过，她向那人说了好多好话，才借来那板车，将那两大筐水果拉到太阳沟交了差。后来说起，母亲都还可惜那扁担呢。那是“困难时期”，母亲刚好三十出头。

四十多岁时，母亲依然厉害，与别人抬预制板，踩着临时搭的简易跳板，喊着号子上四五层楼，脚不闪，腰不弯。我那时二十多岁，才从农村当知青回城不久，能挑两三百斤。我去试了一下，那压在肩头的木杠好重哟，才上一层楼我就受不了，只好放下。

从临江门挑担到鹅岭

母亲和我一天要走三趟

其实，像母亲这样大力气的，哪个码头都有—大堆。笔者有好几个小学的女同学，和笔者一样，很小就给母亲“打薄”。“打薄”是码头上的行话，意即为下力人减轻一点重负。我还没有读书时就开始给母亲“打薄”，她挑40匹砖，我给她背两匹，她肩上的重量就要“薄”一点。读小学五年级时，我那几个女同学就能挑100斤了，而我要等到六年级才能挑100斤。要说力气，我真不敢和她们比。

最老火的是热天。那么大的太阳，肩上压那么重的担子，汗水像喷泉一样涌出，把眼睛“鲊”得青痛，至今想起也心颤。男人穿条火窑裤，打个光巴董，可能还好一点。女人那一身被汗水全部湿透，你想想那滋味！重担在肩，能够省一步也是好的。我从小跟着母亲“打薄”，走遍了重庆城的街街巷巷。为了节省哪怕是一步的距离，不仅要找最近的路径，横穿马路也要尽可能走直线，这也使我熟悉了重庆城的街巷。

可能正是女人也来当搬运工，供大于求，搬运费用极低。那时，临江门、朝天门、望龙门、储奇门都有缆车，挑一挑货去坐缆车，肯定轻松多了，但没有哪个搬运工去捡这样的“巴和”。以临江门为例，从河边船上挑100斤到马路边，有一角钱收入。如果去坐缆车，上行三分，下行两分，另外还要买货票，一角钱就完了，不等于白干了吗？又以从临江门河边挑100斤到遗爱祠（鹅岭）为例，即使是走最近的路，即使是穿那些一般人都不知道的小巷巷，至少也有十多里路，而且是从河边爬到山顶，却只有五角钱收入。从解放碑坐2路电车到鹅岭，车票一角，加上货票，一去一回，就要花费四角钱。从临江门河边到解放碑车站且不说，从鹅岭车站到遗爱祠街上也有一两里路，即使是那个年代，你还愿意坐车吗？我和母亲从天不亮开始，一天走三趟，回家时天黑地黑，才有四五元钱的收入。不过，这样的业务并不常有，天天都这样坚持，人也遭不住的。

女搬运工时代变了

她们也曾引领大街上的时尚

重庆码头上的搬运工是有“层次”的。港务局主要负责“过档”（把货物从大船上搬到小船上或相反），搬装公司主要负责码头搬运，运输合作社主要负责短途运输，街道生活运输队主要负责车站码头的零星搬运。港务局是国营的，没有女搬运工。搬运公司虽然也是国营的，但所管的搬运站一直都有家属组。家属组都是女人，老的少的都有，属于临时工性质。20世纪70年代时兴顶替，搬运站进了一大帮姑娘。只有下力的活，于是编成女子班组，派两三个还未退休的老婆婆管着。邻居有好几个妹儿在储奇门南纪门外的沙河坝上河沙（装车），那河坝里连个遮影子的也没有，太阳好厉害。一上班，那汗和灰便把一个个花容月貌的姑娘变成了黑人，不知多少人哭过闹过。后来不哭了不闹了，站在那车顶上，迎着风，穿过闹市，还乱吼乱叫。我妹妹顶替我父亲，本来也要下码头当搬运工，只因她读过高中，好歹躲过。运输合作社是集体所有制，女搬运工就更多。生活运输队就全是老婆婆老妈妈了，街道上没有工作家里经济又困难的，都只有进生活运输队，多少找点钱来维持“生活”，或许是其名称的来源。

毕竟时代变了，当搬运工的年轻女子已经不像我母亲她们那一代了。上班当了黑人，下班就要做丽人。当年，我家所住的朝天门的那条陋巷，最“操”的就是当搬运工的那几个妹儿。街上流行什么，她们就穿什么。早上出门，全都花枝招展，一个比一个飘曳，在陋巷里扇起一股青春妖娆的轻风，让巷子里的老头老太婆忍不住指指点点，也让巷子里的年轻男子眼睛绿了起来。

年轻女子当搬运工，的确不适宜。有一年解放碑的三八商店拆了重建，更名为重庆百货大楼（重百），规模扩大，需要招收售货员。可能是搬装公司的领导找上门去协调了，也可能是市劳动局的领导动了恻隐之心，把搬装公司的女搬运工转到重百，把重百的招工指标转给搬装公司。虽然女搬运工的人数大于招收的售货员，但这一开头，女搬运就开始大量减少。我邻居的那几个妹儿后来都离开了码头，有的当了司机，有的进了办公室，还有的去了公司食堂什么的。

几乎一夜之间

女搬运工便在重庆绝了迹

到了20世纪80年代前期，码头车站都还可以看到下力的姑娘。有一次，我去朝天门赶船，两个姑娘抬着一箱货去江北。那货箱比她们肩膀还高，不知里面是什么东西，肯定很重。其中一个姑娘可能真的抬不起了，放下抬杠，一下蹲在路边，捂着脸就嘤嘤地哭起来。另一个姑娘站在一边，哭丧着脸，说也不是，劝也不是，那情景让来来往往的路人侧目。有两个男人去试了一下，放下抬杠，也感叹道：“是有点重！”几十年后，我读到陈好梅写的回忆录，其中就有这样的场景，让我怀疑那天蹲在地上哭的姑娘就是她。还有一次，我在储奇门过河，一个姑娘挑了两挑瓶盖上船。为了节约一张船票，她将两挑合成一挑。哪知下船的人不讲理，一挤，就把她一只脚挤下了跳板，掉进水里。那一步太高，她无论如何也提不起来，急得哭。还是一个大汉心好，使劲拉了她一把，才把她拉起来。上了船，她又眉开眼笑，和同伴开玩笑，满嘴粗话——那粗话的确不堪入耳，可你能责怪她吗？

几乎是一个晚上，女搬运工便在重庆绝了迹，老的退休了，年轻的走了。当然也还有，像我母亲，在朝天门我家附近的仓库出货进货，一直做到六十多岁。虽然老了，洗衣机、电冰箱什么的，她依然一扛就起。后来，仓库变成了交易市场，她又成了清洁工，满了七十以后才被别人“放”（解雇）了。

进入20世纪90年代，重庆有了“棒棒军”。“棒棒军”也是靠两个肩头一根“棒棒”（扁担）找饭吃的人，但没有“单位”，大多是下岗工人和附近农村来的农民，与原来的搬运工有着“身份”的差别。“棒棒军”里也有女人，“棒棒军”公司里还有专门的“娘子军”。不过，像我母亲那样挑两三百斤能够一口气爬上城门洞坡坡的已经极少，如今可能再也找不出来。找遍全重庆，找遍全中国，甚至找遍全世界，你也不可能找到像我和我那些小学同学一样年龄的搬运工，特别是女搬运工！时代毕竟进步了啊！

（作者系资深民俗作家 图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