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那么聪明，为何不提前巴结嘉庆以避免嘉庆上台处死他

和珅不是没有巴结过嘉庆。《清史稿.和珅传》载：“(嘉庆)朕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和珅於初二日在朕前先递如意，以拥戴自居”，就是说在乾隆六十年，乾隆还没宣布要册封嘉庆为皇太子时，和珅就抢先给嘉庆送了一根玉如意，以示自己拥立之功。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和珅绝对是有巴结过嘉庆的。

但是，当时嘉庆的巴结有用吗?答案是没用，这点从嘉庆掌权后，将和珅送他玉如意一事定为他所犯的第一大罪，就可窥知一二。

那嘉庆为何不接受和珅的示好?而是乾隆一死他就迫不及待就要杀了他呢?

首先，个人认为，嘉庆之所以要那么急迫的将和珅诛杀，不是因为个人恩怨，而是为了清朝的江山永固。嘉庆对和珅的不满，实际上并不不是对和珅个人的不满(和珅虽贪，但对乾隆和嘉庆这对父子，他真的没啥对不起的地方，那是忠心耿耿)，而是对以和珅为首的乾隆后期那腐败糜烂不堪的朝政的不满。

在嘉庆看来，和珅是乾隆晚年以来朝政日非、腐败日盛的一个标志。因此，和珅不除，清朝将永无宁日，其腐败将继续侵蚀着清朝这具已是步入颓废的庞大身躯，如果再不阻止这种侵蚀，清朝将不会再有将来。

确实，乾隆初期，清朝历经康熙、雍正两朝，再加上乾隆的治理下，清朝虽然步入了极盛时期，但正所谓“盛极而衰”，自乾隆中期开始，因乾隆逐渐沉迷在这种所谓的成就当中，他不再是曾经那勤于政事、英明神武的皇帝，变成了一个只知贪图享受，荒废政事的昏君。

比如乾隆四十一年初，六十六岁的乾隆第四次东巡山东，这次乾隆巡视的目的不是为了体察民情，而是为了方便“受贿”。在巡视前，乾隆就暗地里让和珅通知各省督抚，他会在山东接受群臣所孝敬的贡品。于是随着乾隆的一声令下，不但就近的河北、山东的地方大员纷纷前来，就连远在湖广、四川、广东的地方大员也都纷至沓来。此后，在山东的每个驿站都相继出现这样的一个奇景，因乾隆来不及派人接受这些贡品，所以每个驿站都堆砌着大量的贡品，而后是内务府的太监用一辆一辆马车将这些贡品悉数运回紫禁城。

因乾隆的有意带动下，乾隆晚期的清朝是盛行上贡之风。乾隆出巡，经过地方，地方官员要上“迎銮贡”;乾隆去热河避暑，各地督抚要上“木兰贡”;大臣进京觐见乾隆，他们要上“陛见贡”;乾隆提拔加恩，大臣要上“谢恩贡”。此外，有些时候乾隆缺钱花了，但却找不到借口，无赖的乾隆索性就直接下诏各地督抚要“传办贡”。

因此，就是在乾隆带头接受贡品，甚至是推动上贡之风的作法下，清朝上下官场也开始兴起了接受上贡的风气，史载当时的清朝是“印官上任，书役馈送辄数万余，督抚过境，州县迎送必数千金”，即地方官上任，所属官吏要上贡，督抚过境，所属地方也要上贡。

如此，在上层统治者都这般肆无顾忌的受贿、索贿的风气下，乾隆中后期，清朝的政治腐败是如同细菌般在中国各个角落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乾隆用十余年的时间，就将雍正花了20余年才辛辛苦苦打造出的纪律严明官场变成贪污腐败无孔不入的局面。而后，清朝也为自己这样腐败无孔不入的官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嘉庆元年，清朝爆发了席卷四川、陕西、河南、湖北等四省的白莲教大起义，一时间大清朝是岌岌可危，随时都有崩溃的态势。

总得说，此时的清朝外表上还是那个繁荣昌盛的王朝，但实际上却已是一个千疮百孔，四处漏风的破败王朝。

因此，对于嘉庆这位大清朝的新君来说，掌权后的他最需要做的就是想办法解决清朝这日益严峻的腐败问题，及如火如荼的白莲教起义，如果解决不了这两个问题，清朝离衰落，甚至是灭亡也就不远了。

而对于嘉庆来说，要想解决这二个问题，他首要做的就是诛杀和珅。嘉庆曾说过“白莲教的起因，乃在于官吏多方搜刮，竭尽民脂民膏，因而激变如此。然而州县官员削剥小民，不尽是为了自肥，大半也是为了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勒索属员，也不尽为私贪，无非结交和珅”，“是以层层剥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可以说嘉庆看得很清楚，他清晰地认识到如果要想平定白莲教起义，及遏制住遍布清朝上下的贪腐问题，那他就必须先从诛杀和珅开始。

作为当时天下贪官的首领，和珅若不除，则嘉庆整治官场腐败的政策将无法推行于全国。而只有除掉和珅，天下臣民才会明白嘉庆整治腐败的决心，也才会接受，及信服嘉庆所推出的治腐政策。

如此以诛和珅为开端，嘉庆所推行的以整治腐败为主要目的的新政开始连绵不绝地从紫禁城传到大清的各个角落中。

在嘉庆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嘉庆就发布谕旨：“今后皇帝出宫祭天及谒陵，随行仪仗减半，皇后和嫔妃不必随行，以减少出行费用”，而后在发布这道上谕不足7天的时间，嘉庆就又再次发布谕旨，废除一切上贡，自此上至京城官员，下至地方官员，他们都不得再以任何借口向他进贡。也就是在这道谕旨发布不久，嘉庆就接到大臣的汇报，说去年叶尔羌进贡的一块特大块玉石，因道路难行，恐怕很难如期运抵入京，希望嘉庆批准延期。而此时，嘉庆并未批准延期，而是下诏：“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嘉庆绝对是一个政治能力极高的一位皇帝，他清楚地认识到，要想遏制腐败，首要事情是诛杀和珅，再要做的就是严以律己，只有自己带头节俭，他才有资格让别人节俭，也才让别人去信服他所颁布的反腐政策。

在带头节俭后，嘉庆开始起复了一大批乾隆朝以言获罪的官员，王杰、朱珪、刘墉、董诰等德行很好，清正廉明的官员开始纷纷被重用，被安插在重要的位置上。再之后，嘉庆在完全掌控朝中大权后，开始用重刑来整顿官场上的腐败问题。

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襄阳道胡齐仑因私扣银二万九千余两，并用于贿赂，嘉庆帝将其处死籍没，同时接受胡齐仑贿赂的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地方大员皆处以籍没其家;嘉庆五年(1800年)，漕运总督富纲因接受粮道、卫弁的数万两银钱的贿赂，被嘉庆下令处死;嘉庆十一年(1806年)九月，直隶司书王丽南侵吞帑银31万两，嘉庆大怒，王丽南被处死，同时获银万两以上官员处斩首刑，万两以下的官员遣戍黑龙江。

当然，嘉庆对贪官狠，但对能臣干吏却是厚待有加，比如嘉庆四年(1799年)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上奏嘉庆，向他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仓库漕粮，实国之本而弊最大，请降旨严行饬禁”等建议，嘉庆看后十分赞赏，遂下诏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

总得说，嘉庆整治腐败的手段是极其严酷的，当时上至一品大员，下至微末小吏，只要是贪污，嘉庆多会执行杀无赦的残酷刑罚，也就是在嘉庆这般残酷的政治手段下，清朝的腐败问题虽没有被彻底解决，但却得到了极大的遏制。同时因嘉庆开始不拘一格的重用那些有才干的能臣干吏，而这也给日益腐朽的清朝官场注入了一股纯净而又强有力的血液，如此在这些能臣干吏的支持下，暮暮沉沉的清开始出现一丝勃勃生机，曾经对清朝有着巨大威胁的白莲教起义，也在他们的协助下，得以平定。

当然，因清朝的问题早已是积重难返，乾隆年间所遗留下的问题早已深入到清朝的骨髓之中，所以嘉庆的治腐措施只是延缓了清朝的衰退，但却未能阻止清朝的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