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帝为了解决贪腐问题做出了哪些措施

成功平定白莲教后，嘉庆皇帝全面研究大清的形势，仔细审视之下，嘉庆皇帝发现，白莲教起义不过是大清王朝躯体上的一个疮口，体内的病症，比外在表现出来的要沉重得多。

最严重的问题，当然是腐败。嘉庆亲政抓的第一件事就是反腐败。

虽然早就认识到这个问题关乎大清的生死存亡，然而他还是大大低估了反腐战争的艰巨性。

他以为，如果“掐断了和珅的庇护制网络结构的花朵，它的根株便会自然枯萎”。杀掉了和珅，清除了和珅的党羽，再掀起一个惩贪高潮，腐败的势头就会应声而止。

可是形势的发展远远出乎他的意料，虽然杀了和珅，虽然在十一个全国总督当中，六个被他撤换，虽然在他为配合镇压白莲教战争发起的惩贪高潮中，官场贪风一时有所收敛。

然而，高潮过后，一切如旧，各地官员，从上到下，从大到小，仍然无人不在收礼送礼，买官卖官。

各地衙门仍然无处不懈怠昏庸，除了部门利益之外，对一切民间疾苦都漠不关心。

官僚集团对腐败已经不以为耻，反以为常，甚至嘉庆皇帝亲手树起来的廉政模范，时间稍长，也一个接一个地陷入腐败之中。

最典型的是当初率先揭发和珅的谏官广兴，此人因为揭发和珅，深得嘉庆信任，被委以掌管四川军需的重任。

他不辱使命，清正自持，扫除贪风，每年为国家节省数百万两白银，嘉庆帝多次号召全国官员向他学习。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就任兵部侍郎之后不久，也陷入贪污的泥淖，短短一年，就贪污了四万两之多。

白莲教军报刚刚从他的案头搬走，数不清的贪污案卷又已堆满了他的书桌。

乾隆时期已经花样百出的腐败，到此时又呈现出许多新特点，腐败向底层全面扩散，所有的基层吏员都成为权力寻租者，小官巨腐现象明显。

潜规则变成了明规则，社会上所有大事小情，都需要用钱开路，否则寸步难行。

嘉庆十年前后发生的一些案件，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直隶省布政使司承办司书王丽南，是直隶省财政厅的一个小小书吏，按理说并没有什么权力。

可是，从嘉庆元年起，数年之间，居然贪污了三十一万两白银。

他贪污的手段非常简单，那就是私刻了布政使(主管一省财政的主官)以下的一整套公章，然后任意虚收冒支，把国库银两大把大把装入私囊，近十年间居然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和调查。

大清王朝的监督体系这张破网已经烂得形同虚设，甚至湖北布政使司的一个银匠，利用官长的糊涂马虎，不断私藏银两，几年下来，居然也贪污了五千两之多。

嘉庆年间，各地还出现了一种奇怪的现象，那就是大量“编外衙役”充斥基层。

各县级部门借口人力不足，大量招聘“临时衙役”，不占编制，不开工资，利用他们处处设卡，到处收费，以弥补财政经费的不足。

他们的数量，往往超过正式编制数倍，甚至数十倍。比如直隶省正定县，“编外衙役”多达九百多名，而浙江省的仁和、钱塘等县，居然更多达一千五六百人。

他们横行乡里，巧立名目，一遍遍向农民收取各项税费，如果谁不交，就关入私牢，严刑拷打。

从乾隆晚期开始，有些地方就出现了“财政亏空”，即地方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不得不负债经营。

到了嘉庆年间，这已经成了各地的普遍现象，几乎每省每县，都出现了财政亏空。

责任心极强的嘉庆皇帝非常焦急，他坚持厉行惩贪，对贪官发现一个，撤换一个，绝不手软。

从嘉庆七年到嘉庆十年，大大小小的贪官，又查出了几十个，可是腐败的势头，仍然没有丝毫减弱，各地基层政府的财政亏空仍然越来越多。

很显然，自上而下的惩贪，到了嘉庆时期已经不能起到实质性的作用。

原因之一是，与腐败官员的总数比起来，被发现和惩处者不到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腐败收益实在太高，而腐败风险实在太低。

原因之二是，腐败已经成了官僚体系的常态，贪污成了官员生活的主要来源。一个人如果不贪污，则无法打点上司，结好同级，甚至无法在官僚体系中生存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朝廷“打老虎”已经演变成“水过地皮湿”，震慑力越来越小。

事实上，举朝官员从乾隆晚年开始，对惩贪风暴的反应就已经十分麻木了。

乾隆皇帝生前就曾经多次哀叹：“外省总督和巡抚们，一见我惩治腐败，当时也未尝不稍稍警惕一下，但是事过则忘。这种锢习相沿成风，身陷法网而不知后悔，真是没有办法。”

到了嘉庆时期，官员们的腐败“热情”已经高涨到了“前仆后继”的程度，前任头一天因腐败落马，继任者第二天继续腐败。

耐心极好的嘉庆皇帝也渐渐陷入焦躁，上谕中开始出现连篇累牍的斥责、抱怨甚至痛骂。

他自认为已经非常凌厉的手段和措施，经过“死猪不怕开水烫”的官僚体系的层层减震，到了基层，竟然已经如同抚摸般温柔。

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巨大的混沌，自己的记记重拳打上去，都如同打在了棉花团上。

事实证明，常规的反腐已经不能解决清朝中后期的严重腐败问题。

按照传统的标准，嘉庆皇帝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

在乾隆的严厉督责和师傅严格要求下长大的永琰，品格端方，为人勤勉，生活俭朴，待人宽厚。

标准化的教育，成功地一点点清除他体内的种种杂质，成功地封闭了嘉庆皇帝的头脑，使他形成了静态的中世纪的思维方式。

“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世界上所有现象，都已经被圣人解释了。

一个人活着，只要按照圣人和祖宗指示的无所不包的道理，一丝不苟地执行，则一切都会迎刃而解。

嘉庆顺利成长为一部“正确格言”的词典。什么“亲贤臣，远小人”，什么“成由勤俭败由奢”，什么“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什么“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什么“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什么“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什么“一动不如一静”，什么“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在这种背景下，嘉庆最终选择了中国传统式的气功加太极的保守治疗方式来解决腐败问题。

他告诫满朝大臣，对于大清这样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千万不能乱搬乱动，乱下药方。

这样的重病病人，唯一可取的治疗方案就是“徐徐进补”“固本培元”，用温和的药物一点点滋润这具干枯的病体。

这种疗法一需要极大的耐心，二需要对症的补品。

耐心是他的长处，而补品他手中也有，那就是用来“培植正气”的一系列“祖宗心法”和“圣人之道”。

嘉庆每日早起洗漱之后，别的事放在—边，恭敬端坐，阅读先朝《实录》—卷，除巡狩斋戒外，天天如此，寒暑不间。

针对腐败问题、财政问题、人口问题，他根据祖先们的遗训，提出了一套中规中矩的治理方案。

在运动式惩贪失败后，嘉庆皇帝认识到，仅仅靠杀头已经解决不了问题，他把反腐的重心放到了教育上。

皇帝扭转官场风气的主要办法是选拔清官，通过榜样的力量来引导人，教育人，启发人的天良。

他在自己所做的《才德说》中明确宣布了他选择人才的标准：“夫才德全备之人上也;德优于才者次也，才过于德者又其次也。德优于才犹不失为君子，若才过于德，终恐流为小人矣……宁可使才不足，不可使德确歉也。”

嘉庆皇帝认为，通过思想教育可以扭转风气。皇帝说，“小民皆有天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

之所以有“恶者”“贪者”，根本原因在于“教化不行，不明正道”。抓好教育，官员们就能保持住“天良”或重新人性归善。

因此，选好朝廷的中枢大臣，树立一系列良好的榜样，上行下效，来带动整个朝廷政治风气的转变，是他整顿吏治的核心思路。

但是，这些措施基本没有达到任何效果。嘉庆中期之后，八旗子弟已经彻底腐化，宗室队伍中，出现越来越多的败类。

在清查天理教起义的过程，嘉庆皇帝惊讶地得知，宗室之中，竟然也有加入邪教者。

嘉庆忧心不已，为了扭转这种局面，他煞费苦心，花了好几天时间，写成了一篇鸿文《宗室训》，发给每个宗室。

和以前一样，皇帝的这篇教育文章不过是重复了一系列道德教条。这一教育运动的开展经历了很长时间，宗室风气竟无一点好转。

嘉庆皇帝很奇怪，有一天特意召见散秩大臣、宗室中的奕颢、成秀和敬叙三人，问他们学习《宗室训》的心得。

不想这三人瞠目结舌，居然不知道有学习《宗室训》一事，更没读过一个字。

嘉庆大吃一惊，感觉“实出意想之外”。然而除了痛骂宗人府官员“丧尽天良”之外，他再也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嘉庆皇帝的二十多年统治，就在这一日日抱怨、迷惑、痛苦、尴尬中过去了，他设想的反腐，彻底陷入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