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为而治，乡村治理的新可能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有为而治，乡村治理的新可能

廖翠

《有为而治：节俭、高效与乡村治理现代化》吕德文 著东方出版社 ■廖翠

乡村治理作为乡村政治学的核心概念之一，兴起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西方国家。但作为一个有着几千年农业文明的大国，我国的乡村治理具有悠久的历史。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中国社会“双轨政治理论”，“一方面是自上而下的皇权，另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绅权和族权，二者平行运作，互相作用，形成了‘皇帝无为而天下治’的乡村治理模式”。以县为界，中国政治结构划分为县以上的中央集权和县以下的自治体制。当代学者秦晖在其著作《传统十论》里，将我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概括为：皇权不下县，县下唯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在儒家伦理规范的统摄下，这种基于小农经济和熟人社会的“宗族—礼治”模式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历经千年而不衰。

近代以来，随着列强入侵和民族危机不断加深，传统社会结构趋于崩溃，以“宗族—礼治”为基本模式的古代乡村治理方式逐渐瓦解，乡村治理被纳入国家政权建设的轨道中。总的说来，不同的乡村治理模式都是由特定的乡村治理环境塑造而成的，它们都较好地完成了各自的历史任务，同时又有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

进入21世纪，乡村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吕德文教授长期从事基层治理研究，既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又有丰富的田野调查经验，更有从事农业研究的强烈兴趣和志向，《有为而治：节俭、高效与乡村治理现代化》（以下简称《有为而治》）是其近些年来研究乡村治理现代化议题的一个阶段性总结，他在多年扎根基层的“广、泛、深”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讨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一种可能性——“有为而治”。

老子在“天人合一”宇宙观指导下，从人道观出发，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主张统治者“行不言之教，为无为之治”，不妄为，不乱为。而吕德文之所谓“有为而治”，不同于传统“无为而治”下国家对社会的弱干预，它首先表达的是一种国家积极有为的治理态度，同时也对“过度治理”和“乱作为”保持高度警惕。

在《有为而治》中，吕德文秉持实用主义原则，从节俭、高效两个关键词出发，将简约治理与积极国家权力有机融合，主张通过激活简约主义传统来优化乡村治理体系，使一个积极有为又节俭、高效的乡村治理体系成为可能。他在书中着重探讨了三大问题：一是乡村治理的制度空间，关注基层实践是如何创造性转化既有的制度设置的；二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尤其是现代国家的技术装置对乡村治理实践的改造，如监督下乡和以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技术治理在乡村治理中的运用；三是乡村社会变迁视域下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归宿。吕德文提出，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迅速提升，中国可谓告别了乡村社会，进入城乡社会时代，乡村治理的历史条件与环境条件已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也许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未来样态，是一种介于传统的乡村治理和城市治理之间的城乡共治形态。

论及中国乡村治理，自然绕不开“枫桥经验”。60年来，“枫桥经验”在推广应用中不断创新发展，它在坚持群众工作方法的同时，针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创造性地转化原有经验，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

吕德文基于自己在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的田野调查，从群众工作方法角度，检视“枫桥经验”的实践内涵，对“枫桥经验”的历史嬗变及当代实践作出阐释。其团队通过调研发现，当前的“枫桥经验”通过持续有效的群众工作机制，已经超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成为基层社会的典型经验。作者指出：作为一个经验对象的“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典范；作为一个具有实践指导意义的抽象理论，“枫桥经验”体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思想，揭示了基层治理的一般规律。因此，“枫桥经验”对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建设仍具有历久弥新的现实意义。

《有为而治》是一部实证研究作品，其中既有对乡村治理中老问题的新阐释，也有对乡村治理中新现象的理性解读。作者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比较分析与系统分析、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等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从实践出发，再回到实践，尤其是通过对北京市平谷区、诸暨市枫桥镇、江西省永新县等典型个案的实证分析和田野调查，归纳总结研究，实现了乡村治理研究的“本”“体”结合，十分接“地气”。最终，作者得出结论，认为鉴于乡村社会实际存在某种灰色秩序，需要将“有为而治”“权宜之计”和“底线治理”相结合，但基于简约主义传统的乡村治理现代化在当今中国是存在制度空间的。翻阅此书，跟随作者在城市观察和乡村观察间来回穿梭，读者也得以获得一个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乃至建设一个良好、和谐的乡村秩序的珍贵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