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画手的自我疗愈

本文转自：齐鲁晚报

□傅悄悄

我今年26岁,在一所大学上班。坐标学院路,这是北京一条很有名的路,传说中的“八大院校”就聚集在这。在学校的人事系统里,我的名字后面会被打上“教师”的tag,我的岗位属于行政岗,大名叫“科研秘书”。

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学画,后来却“事与愿违”。机缘巧合,在某个时间点,我重新拿起了画笔。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学画。6岁那年,父母把我送到少年宫学画。教我的老师姓王,我清楚记得她长得非常漂亮,给我们上课的时候总是穿着漂亮的裙子。在我心里,她是我见过最好的美术老师,因为她总是夸我画的东西好看。

年幼的我并不知晓,我的老师是少年宫美术学校的校长,区教师美协副主席。校长带我拿了许许多多奖,虽然都是儿童画比赛的奖,这依然令我备受鼓舞。我一度认为自己以后一定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美术老师。

这个班里,大家来自不同的学校。小升初以后,除了有几个小伙伴因为去了别的区念书,80%的人都留了下来。初中生已经可以上复杂一点的素描课了,于是,我们把“攻略对象”转向石膏头像。画素描特别没劲,有时候一连几周课都出不了一张成品。

后来,画室里转进几个大我们四五岁的姐姐,她们已经比我们高出一头多了。姐姐们画的东西和我们不同,她们有时候是在练速写,有时候是在练色彩。校长说,这些姐姐是要准备参加艺考。我问其中一个姐姐,你画得这么好,是不是以后想成为美术老师。她说她想当漫画家。她问我除了画画之外还喜欢什么。我想了想,说应该是玩游戏吧,而且,我觉得我喜欢玩游戏胜过画画。“那你可以去当个原画师。”

我和校长说,老师,你看我有没有当原画师的潜质。她看了我一眼说,那你得好好画啊,还得继续加油。她当时正在给和我说话的姐姐改画,一边改还一边给姐姐讲细节。等她改完了,我又问她,那我现在的水平怎么样。校长愣了一下,她像是在思考一个非常深奥的哲学问题:“嗯……出去别说你是我教的就成。”

我从上小学开始,就一直是学校美术兴趣小组的成员。

我的第一个设计类奖项是Doodle4Google的铜奖。自此之后,我就开始对设计上瘾。年年班里黑板报我都是第一负责人,次次评比次次拿奖。上到运动会班牌,下到学习小组手抄报美编,都被我“包圆”了。我感觉当时的我就像活在满满的爱里,尽管爱是无法触摸的,我依然可以从别人的称赞里体会到源源不断的成就感。

初三,我家开始和我商量停掉周六的美术课。

我对此早有预感,因为我在美术班里有个玩得很好的同学。她比我高一个年级,两家家长也认识。她爸妈想让她去念市重点高中,那会儿我已经能察觉到一种时有时无的压力。后来,我才知道那种感觉是源于一种叫做“朋辈压力”的东西。它既存在于学生间,也存在于家长间。

进重点学校的途径有很多,比较受追捧的有两种,一种是走特长生之路,另一种是凭中考成绩考进去。我那个在美术班认识的同学选择了第一条路,失败了。我俩画画水平差不多,甚至我感觉她比我画得更好看些。于是,不出所料,我家希望我能把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多地花在学习上。

我的班主任在这个问题上坚定不移地和我家长站一头,她的理由是她见的学生多了,有的学生虽然一直成绩平平无奇,但是最后时刻铆足了劲儿冲一冲还是有希望的。她说她对我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就冲着我对画画的热爱,我但凡能把这个劲头用在学习上,早晚能考上个重点。

画画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有时候断了,就算了。我听说之前在我们画室练习艺考的姐姐们,有人去了央美,有人去了川美,有人去了中传,没人落榜。我们老师说,她们每天都在画画。

中考,我考进了我的第一志愿学校。

文理分科的那个冬天,我背着书包,冒着大雪往学校走。学校在年底的联欢会上放了一棵巨大的许愿树,许多学生都把自己的梦想写成卡片拴在树上。我觉得我的梦想就像那些卡片,在寒风里摇摇欲坠。

上大学了,我是个法学生。

我以为的那种“有大把时间可以画画”的生活没能实现。我家终于不管我了。但是,当我再次去画室看望我的那位老师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少年宫重新装修,外墙被重新粉刷,所有的教室几乎被完全打乱重排。老师正在带新一届的学员,时光流转,她的学生换了一批又一批,每一批里都有耀眼的明星。时代不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家长舍得在下一代身上花费巨大的心血,只为让他们可以放手一搏。尽管,这些家庭放在当下的万千人家中依然只占少数。我挺羡慕这些小朋友的。

我慢慢放弃了学画。

有时候,我会尝试说服自己,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毕竟,个人所处的大环境对人还是很有影响的。如果你是艺术生,你周围的人都在沉迷创作,你也会和大家一样搞搞创作。如果你周围的人都在考证书、背法条,你可能也会不由自主地去做一样的事。

我是个普通的俗人,18岁以后,一直都走在“合群”的道路上。这让我有了很多新朋友,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出去玩,一起泡图书馆,一起刷剧,甚至一起组队打游戏。我们只是不会一起研究哪个角色怎么画好看。

我依然会买很多画集,也会赞叹一些“大大”的创作经历。

我有一个很宠我的导师。她是我论文的拯救者,一个能一次次把正在学术海洋里溺水的我打捞上岸的人。我毕业之时对她充满了感激,也不知道怎么想的,我就画了一个她送给她。

没想到她又惊又喜,像复读机一样反复感叹从来没人送过她画。导师在不搞学术的时候是个幸福点很低的人,跟个小孩儿似的。她就像个播广告的小喇叭,逢人就夸,见人就炫,不仅把我的画拍照发在朋友圈,还正正经经地摆在了办公桌上。在一个没有美术课的院系里,能把画当礼物送人的学生毕竟是少数。很快,全系老师就自动给我打上了“XX级画画最好毕业生”的tag。我念书这几年加起来的话题度都没毕业这两三天高。

后来,我一个师妹过生日。我俩认识很久了,还喜欢同一个电竞俱乐部。她唱歌很好听,有些像某个女团里的明星。我又画了一幅画送给师妹。师妹说,她拿到礼物的时候都哭了,这完全超出了她的预期。她说这个礼物看起来好精致,我当时也很坦诚,说其实那个画框才不到7块钱,在宜家买的。我们在一起哈哈大笑,我负责哈哈,她负责大笑。

后来,我开始终日奔波于家和学校之间。每日上班平平淡淡,拿着不高不低的薪水,日子过不成大富大贵的模样,但好在同事关系还算融洽。

有一天,同事聊天告诉我,她闺蜜的爸爸突发心脏病,在一次晨练时猝死了。闺蜜的爸爸才59岁,还差一年就可以顺利退休了。闺蜜本计划和男友结婚,突然遇到这样悲痛的事情,婚礼也被推迟了。我同事说,闺蜜爸爸最大的梦想就是赶紧退休,这样就可以和老伴儿一起出去转转。他们的梦想是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甚至早早计划好了出游路线。两个忙忙碌碌近乎一辈子的老人,在离梦想只有一步之遥的时候,分开了。

那天下午特别离谱,我工作量一下子暴涨。有个线上会议,我是会议秘书,要全程跟进。一切都结束的时候已经快六点了,我出科研楼的时候只看见我的车孤零零停在车位里,而周围老师的车早早就开走了。我开了快三个小时才到家,全程被晚高峰暴虐。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开始思考人生,觉得也许可以再为了梦想挣扎一下。

再过不久就是学校校庆,今年是个整数年,学校提前半年就开始预热,很多文创设计评比都上线了。我脑子一热就去参加了,设计了一套明信片,一套logo,特别离奇的是,入选了。礼品是一整套文创大礼包,还给了大额代金券可以去学校自营的文创店买东西,分文不用自己掏。文创比赛的负责人见我过来领奖的时候比我还激动,她说没想到我是个老师。这件事导致我在办公楼里小范围“出圈”。

我和心理中心的老师们玩得还可以,偶然知道咨询师可以通过沙盘游戏揭秘来访者的内心后,我就去问,是不是真的有这么神奇。后来,我就被邀请去玩了这个游戏。我对咨询师讲了许多关于我的事情,希望可以得到一个评价。说实话,我其实也不是非常了解我的内心。咨询师问我为什么把沙子拨开,我说这块蓝色的地方是水,它就像泉水或者溪流,可以通到外面去。他说水代表希望,我的内心充满希望。即使我生活的99%已经被框住了,我还是会想去尽可能做一些令自己开心的事情。

于是,我开始重新拿起画笔。我买了成套的马克笔、勾线笔、漫画纸。我画一切与我有关的人:我的游戏好友、我闺蜜、我同学、我同事……我不要钱,甚至还自己往里搭钱。我的小目标是画够100个我的亲朋好友,现在已经完成快一半了。

我开始不再纠结于我父母对我儿时梦想的“扼杀”,毕竟我是个成熟的大人了。

我前半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和梦想失之交臂。我曾经不敢动笔去画画,不敢和别人说我曾经特别想成为一个超棒的画师。我害怕自己因为过于执着追梦但最终一事无成,我害怕那种结局,那对我来说可能是一种负担。我必须得承认自己的平庸和恐惧。

而现在,当我真正拿起画笔,我会发现我还是可以从中体会到快乐的。尤其是当我把画送出去,别人又惊又喜的瞬间,真的特别治愈。我还会因此收到一些回礼,有时候是小手霜,有时候是唇膏,有时候干脆就是非常豪横的大包装巧克力。有一次,我的游戏好友因为过分开心却没办法见到我,直接送了我一套皮肤外加一个蛋糕外卖,他说他今天的开心程度不亚于他过生日,真想今天就把生日过了,所以请我吃蛋糕。

其实,贪心的我只想听他们夸我,这对我来说即是疗愈。而我做的这些微小的事情,可能也就是我用尽全部勇气去探索的结果了。幸运的是,这些举动也给别人带去了一些快乐。

我们都不亏。

(作者工作单位为北京语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