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新冠焦虑、恐慌、抑郁？听听社会心理学专家建议

本文转自：浙江日报

浙江新闻客户端记者 金春华 见习记者 周林怡

视觉中国图

“尽管阳过了，还是入睡困难。”“明明早已阳康，为什么家人情绪还是很差？”“我为照顾家人付出那么多，但我阳了他们却不关心我。”……新冠感染“过峰”，“阳康”后的心理问题浮出水面。

负面情绪该如何调适？因生活中种种不确定性感到恐慌，应做些什么？社会层面如何进行“心理修复”？结合网友关心的问题，本端记者专访浙江大学社会心理学领域专家张宁和吴明证，请他们给出专业建议。

张宁是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公共卫生学院社会医学系博士生导师，研究兴趣包括社会心理学、判断与决策、健康心理学、健康行为决策与促进以及行为科学在公共健康等领域的应用。吴明证是浙江大学心理与行为科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社会心理学和道德心理学。

记者：面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新形态，在尚未感染、已感染、处于康复期等不同阶段，如果出现负面情绪该如何自我调适？心理、情绪方面有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张宁：一方面要继续贯彻“每个人是自己第一健康责任人”观念，尚未感染者继续做好健康防护；已感染者要密切关注自己的健康状况，及时做好防护和治疗；处于康复期的患者继续保持健康生活方式，持续监测自己的健康状况。另一方面可以利用节假日重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恢复正常社交活动，获得及时的社会支持。

在心理与情绪方面，大家要相信总体形势是持续向好的，各级相关部门采取了密切协作的防控措施，而且个体的健康防护行为参与度也非常高，建议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更自主地安排生活，重新找回生活的掌控感，让自己生活的更充实，比如通过阅读、走访亲友、参与集体活动等方式丰富生活。

记者：疫情防控政策优化，但也有一些人出现了短期不适应心理。有“阳康”患者出现焦虑、恐慌、抑郁等情绪心理问题。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您怎样看待这些问题？

吴明证：首先，人们对于新冠的恐慌很多是源于未知，特别是病毒可能与死亡相关。由于中国人是家庭本位的，经历疫情后，这种对于未知的恐惧会促使我们回归到家庭。于是，我们由原先脱离家庭走向社会的现代化发展路径，转而回到家庭这一核心。面对未知风险，我们更倾向于依靠和信赖家庭、血缘等紧密关系，这有可能会导致社会总体信任度降低。

同时，由于我们面对未知风险通常会向“群体内”求助，强化“群体内”的人之间的关系，这也可能会引发不同“群体间”的冲突。

当然，这种恐惧心理也会积极一面，就是创伤后成长。心理学中有一个理论是“恐怖管理理论”，当我们面对死亡，会引发我们的反思，促使我们去寻找意义，坚信自己的生活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从而对抗死亡焦虑。从这个角度而言，新冠也会引发我们去思考，找到眼下生活的意义。

记者：随着个体生活不确定性增加，也产生了社会心理问题等一些隐患。对此，个人及家属亲友、村社等基层组织、政府部门能做些什么？

张宁：不确定性是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个典型特征。确实，因为疫情的不确定性让大家产生焦虑、恐慌等负面情绪，这些负面情绪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排解，就可能导致更严重、更持久的心理问题。这方面，个人可以更主动采取措施调适自己的心理健康状态，如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健康防护行为，提高自己的积极情绪体验，也可以积极重构自己的社会支持网络，增强自己的心理韧性；家属和亲友需要主动相互支持，通过多种方式提供多样化的支持；村社等基层组织可视情况恢复组织一些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仪式性、娱乐性活动，鼓励村民之间互帮互助，共度时艰，提升集体“社会资本”（如村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和亲社会行为参与度）；政府部门需要及时发布疫情相关的通知和措施，避免谣言的广泛传播，同时，需要尽可能采取柔性的社会治理措施，出台更具便利性和更有温度的支持政策。

目前，我省也在全面推进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是“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一环，对于疫情引发的个人、社会心理问题也会起到重要的保护作用。但是新冠疫情具有应急性特征，在疫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会产生具体的问题和挑战，所影响的人群及其影响程度也不尽相同，这就意味着在应对疫情所带来的心理冲击和影响的过程中需要结合实际情况采取更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服务措施，统筹应急管理和常态管理，主动应对疫情所带来的短期心理冲击和长期心理健康影响。

记者：目前许多人所表现的心理和情绪反应，不仅仅是对当下情况的反应，也是几年来各种负面情绪累积的结果。您认为从社会层面应当如何进行“心理修复”？

吴明证：从社会群体的角度，目前对很多人来说，生活中有诸多不确定性，此时给人们一个稳定的社会预期很重要。有时候，人们宁可接受一个较差的结果，也不愿意面对长期的不确定性。因此，国家在宏观层面可以释放出一个稳定的预期，能够有效消除恐慌和焦虑。

对于应对不确定性，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非常重要。这就要求恢复社会信任，走向契约型社会，需要自上而下进行引导。

此外，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人们可以通过家庭的仪式，加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疫后短期疗伤，实现创伤后的成长具有积极意义。比如现在临近春节，家人团聚，家家户户大扫除、备年货，这就是家庭中的一种“仪式感”。

记者：社交媒体时代很容易引发“信息疫情”。防疫政策转向后，“抢药”风波发生过多次，如何看待其中存在的公众心理？网上甚至出现一种“专家说不用囤我偏要囤”的“叛逆”声音，您如何看待？从社会心理角度，我们如何预防“信息疫情”？

张宁：“信息疫情”比如关于疫情的谣言广泛传播，是在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类不确定事件时经常会出现的社会现象，公众应该理性看待，同时要提高自己的信息鉴别能力，做到“不信谣不传谣”；政府部门需要及时发布相关疫情信息，同时积极采取监管措施防止谣言广泛传播；公众的叛逆行为一方面是“宁可事先谨慎有余，不要事后追悔莫及”这一风险规避行为的正常反应，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公众对专家信任度的下降，这意味着我们要更积极地采取措施，重建社会信任这一社会资本，增强社会的心理韧性；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我们一方面要提高疫情防控措施的透明度，另一方面需要建立常态化的公众主动参与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的协同应急管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