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与吴三桂：勤王命运大不同

1628年大明王朝完成了最后一棒的权力交接。本来吧不出意外，以崇祯的治国秉性，虽未必出现中兴盛世，但是作为一个守成之主也并非完全不可，但是他却接手了一个烂得不能再烂的烂摊子，但是尽管如此，崇祯治下的大明王朝却在风雨飘摇的统治中已然走过了风风雨雨的十七年，这期间关内中原大地烽烟四起，义军遍地，关外八旗清军逐步已成气候，亦大有问鼎中原之意，诺大的大明王朝似乎每一时每一刻都是内忧外患，险象环生。其中数次还被八旗清军绕道蒙古，越过长城肆虐关内，兵临北京城下。但好在大明王朝虽已日暮西山，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两次危机都在勤王之师的强力回援下与灾难擦肩而过，但是就是在这两次勤王之中，两个重要人物的命运却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人同是勤王救驾，一个九死一生的冒死保卫京师却被凌迟处死，而另一位优哉游哉的裹足不前却恩赏有加，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崇祯年间第一次京师保卫战发生在1629年十月，皇太极率领后金军挥师南下，绕道蒙古破关而入，大军直逼京师而来，北京城上下一片惊恐，身为蓟辽总督的袁崇焕当然在危急关头也没闲着，做好部署后立即率军从宁远前线经山海关勤王救驾。在遵化、蓟州、通州部署力量半路阻击清军除遵化一部明军在阻击战中全部壮烈牺牲外，皇太极的后金军巧妙地绕过蓟州和通州，兵锋直指北京城下，袁崇焕在情急之下顾不得个人安危，顾不得部下“未奉明旨，不宜入京”的劝告，身先士卒，带领九千关宁铁骑精锐之师与满蒙八旗数万人马血战于广渠门外，袁崇焕亲自上阵，血染战袍，差点被地方箭雨射成刺猬，幸亏重甲在身得以保命，终于全军上下在主帅的带领之下打退清军，解除了北京之围。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以为有功无过的袁大帅在打退清军围攻京师之时早已遭到了朝中言官的诬告，许多大臣都认为是袁崇焕勾结清军才会导致这场大乱，且勾结文臣钱龙锡结党图谋不轨，经过简略庭审，最终于第二年八月被崇祯皇帝一旨令下，凌迟处死于北京城。

另一次勤王救驾是发生在崇祯十五年1642年，那一年松锦大战明军除吴三桂等少数总兵突围外，13万大军几乎全军覆没，之后辽东防线崩塌，清军议和不成于当年十月再一次绕道蒙古，打破隘口，进入关内肆虐，北方东部各省均遭大肆洗劫，其前锋一直打到海州（今连云港），满载而归之余当然不会忘记威胁一下大明京师，于是北京城戒严，此时的大明官军虽也勤王护卫，但都踌躇不前，而身在关外的吴三桂亦不甚积极，徐徐入卫，拖延时间，慢慢腾腾的在入关之后打了几场小胜仗，这一次由于清军已掠夺的盆满钵满根本就没有决心拿下北京城，因而当吴三桂到达京师之时，清军早已遁去。本来延缓进军速度，贻误军机已是大罪，但戏剧性的是这一次吴三桂非但没有受到惩处，更是被崇祯请入宫中武英殿赐宴，大家抚慰，并赐予尚方宝剑以示恩重。

也许有人会问两次勤王救驾同是危难之时，为何一个视死如归玩命拼杀却被处以千刀万剐的极刑，而另一位却在迟延的进入京师而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却被大加重用。其实啊究其原因不外乎时局的大不同所致，第一次，正是崇祯皇帝即位的第二年，那时血气方刚的崇祯皇帝在除魏忠贤的大破大立中正是意气风发、志得意满之时，但是第二年就被人家关外后金军队破关而入，直逼京师，对于他这个皇帝而言怎会受得了如此奇耻大辱，而这一切在他的眼里或许都是因为袁崇焕戍边不力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在朝臣言官的蛊惑下很容易轻信后金军打入关内袁崇焕乃是故意所为，加之相信袁某人勾结次辅钱龙锡图谋不轨更是怒不可遏。另外那时的大明王朝将帅之才者非袁一人，兵卒广布关内外，粮饷尚且可以维持，因此不难解释那位拼死力战敌军的袁崇焕的最终凄惨命运。

而第二次危机发生在十三年后的1642年，那时的大明朝廷内忧外患，关内农民军席卷中原，关外八旗清军松锦之战后已占据绝对的战略优势，明军关外仅剩宁远一座孤城，更为可怕的是粮饷空虚，且各地军队除吴三桂残余关宁铁骑外已几无朝廷可用之师，其余不是地痞就是军阀，如刘泽清、左良玉、高杰之流，而孙传庭的新军也摇摇欲坠，这些崇祯皇帝心里并不是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之下吴三桂救驾迟疑，就是有万般不是，崇祯也必须加以笼络，以示恩重，由此观之，吴三桂表面有过，但却仍然恩赏有加，予以重用的异常事实也不足为奇。

结合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真正促使两个人命运根本不同的不是两位当事人物个人因素，也不是崇祯皇帝的个人喜好，真正的原因可能在于朝廷实力的强弱及客观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所致，加之盲目自信的袁崇焕不谙世事，而精于算计的吴三桂巧妙地把握了时局，所以才导致了袁崇焕救驾有功反遭下狱凌迟，吴三桂踌躇不前反受恩赏重用。由此可见从我们自身来说在生活中做人做事中，恪尽职守、把握操守的同时我们也更应该利用客观条件来把握自身，保护自己，既要全心谋事，又能周全自身才是上善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