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荣从政二三事

本文转自：闽北日报

杨荣铜像

明朝著名政治家、理学家杨荣（1371-1440），是闽北建宁府建安县（今建瓯）人，原名道应、子荣，字勉仁。明朝建文二年（1400）考取进士，朝廷初授编修官职。公元1403年，明成祖因其即位有功，为其赐名荣，升授修撰，并命其入阁，参掌机务，深受朱棣重用。多次随同朱棣皇帝北巡边疆、屡立战功。明永乐十八年（1420）正月，官升文渊阁大学士，进入朝廷领导核心。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明成祖北巡时病逝于榆木川（即内蒙古开平城西北），为了稳定政局，杨荣主张秘不发丧，护送朱棣灵柩返京后，拥立仁宗。杨荣继明成祖后，又在仁宗、宣宗、英宗三帝当政期间，与杨士奇、杨溥同辅朝政，获“四朝辅政”美誉。他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能谋善断、刚正不阿。历任过翰林学士、文渊阁大学士、太常卿、太子少傅、谨身殿大学士、工部尚书、少师等职。病逝后，赠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谥号文敏。在辅佐四朝皇帝期间留下了许多可钦可赞的从政业绩，本文仅举几例以启迪后人。

建卫所兵制 屯田又保疆

明成祖朱棣接连起兵漠北，耗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人力，导致国库空虚，难以承受。于是在第二次北征途中，明成祖特意召见杨荣，与他探讨对策。朱棣首先请杨荣谈谈如何做到兵强马壮，粮草丰厚？如何贯彻实施屯田戍边之策？如何重新编制和训练士兵，成为有战斗力的军队？杨荣从所研究的历代兵制中受到启发，认为征兵制的好处是战时才征兵，战争结束士兵又回归故里继续务农，这些来自农村的兵，能吃苦耐劳，平时军费开支少；短处是若战事漫长，士兵长期出征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并且临时征募的兵员缺少训练，又缺乏实战经验，战斗力相对弱。而募兵制好在士兵以当兵为职业，经常进行正规训练，武技较高，常年集中驻扎，不从事其他生产劳动；缺点是这些人大都是散户游勇、没有各方面的牵挂，有奶便是娘，轻易会逃跑，况且养着一大批军人，军费负担很重。杨荣审时度势，分析了征兵制与募兵制的利与弊，提出了一种卫所兵制，指出：“要做到足食足兵之道，宜择将帅，力屯田，将得人，则军士拂忧；军士安，则耕不违时，不患兵食不足。”杨荣的此番良策，把垦荒屯田，组建卫所兵制，增强边防的作用，分析得细致入微，令人折服，正中朱棣心怀。接着，杨荣又提出根据明朝边防地形特点和军务需要，设置卫戍所，从边防沿线县府百姓中按人口比例征兵，被征者入军籍，世代继袭，代代当兵。军籍由边防点上的都督掌管，不受地方官管束。军队耕战结合，平时既要农忙季节耕田种粟，农忙过后，也要进行常备训练，以便战争爆发时，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确切地说是训练出一支武装力量和生产能力相辅相成的新型军队，这种军队给养基本能自给自足，朝廷只需付兵器、战马，任命将帅即可。这样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又有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一旦战争爆发，便可调用。

明成祖朱棣采纳和实施了杨荣的建议，达到国家足食足兵的目的，大大增强了明王朝的国防力量。

平南北榜争骚乱 行南北分卷考制

北宋以来，北方战乱不断，经济和文化倍受摧残。而南方环境相对稳定，加上许多北方文人达士纷纷逃离北方，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南方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得南方人的文化水平相对高于北方。每次朝廷会试，都会出现南方人几乎包揽中举入仕的局面，引发了北方人的极度不满。公元1397年，朝廷爆发“南北榜之争”的骚乱，影响了社会的稳定。该事件源于当年朝廷会试中榜的51名进士全是南方人，北方举人全部落榜之故。由于当年的主考官刘三吾是南方人，因此就有人告御状到明太祖朱元璋那里，称：“三吾南人，私其乡。”皇帝派复查官张信彻查此事，却又有人举报张信滥用职权，勾结刘三吾，故意将北方文人中的劣等试卷呈送皇帝，企图瞒骗皇上。于是皇上龙颜大怒，下令处死张信，充军刘三吾。随后，朱元璋亲自阅卷，钦定当年61名进士，全部为北方举人。这就是明朝轰动全国的“南北榜之争”。这件事情的处理虽是朱元璋笼络北方士人的一种策略，然而，也为日后明王朝改革科举取士制度打开了先河。然而不幸的是，明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北榜之争”后的第二年就病逝了，后来，朝廷又因“靖难之役”和“五次北征”，根本无暇考虑科考改革之事。直到明仁宗、明宣宗时期，社会稍事安定后，杨荣才顺势提出“科举兼取南北士”的建议，得到朝廷采纳。自此后，朝廷考试皆用“南北分卷”，如取百名进士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又改用南北中分卷的办法科考取士。这一改革使朝廷选拔人才的范围更加广泛，既收买了北方文人的人心，给了他们登科入仕的机会，也促进了社会安定和谐。

杨荣此举深得帝心与民心，也展示了他治国安邦的智慧和才干。

任人唯贤 不避亲疏

杨荣十分欣赏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所言的“亲贤人，远小人”的主张，认为：当今朝廷必须改变过去“循资升授，贤否混淆”的考核任用和升职陋习。对朝廷可用之才须大力推荐，委以重任，并充分发挥他们的专长和才干。明宣宗接受他的建议，作出了新的任职、升职规定：“自今布政司、按察司及知府、知州有缺，吏部行移在京三品以上的官举保，及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联名举报，必取秉公端厚、识达大体、能为国为民者。吏部审其所保，果当具民奏闻，量授以职。后犯赃罪，并罚举者。”（《大明宣宗章皇帝实录卷之八十八》）如此一来，既能让更多的官员参与到选拔和考核官员的工作中，又能及时发现人才，委以重任。

在京官举荐上，杨荣正是按“只要对朝廷有利的事，就从不分亲疏，唯事不唯人”的荐才原则办理。当时正值都御史刘观被罢官下狱，都御史一职空缺，杨荣和杨士奇按朝廷颁布的上述规定，联名举荐顾佐接替刘观之职。顾佐果然不负所望，到任后贬谪二十多位不堪其任的官员，降了八人的官级，罢黜了三人的官职，同时又举荐了四十多位清正廉洁、敢于作为的人担任各地御史，以便更有效地督察各地官员。经过顾佐一番整肃，朝廷的官风端正了许多。

在地方官举荐上，杨荣力荐了一批清正廉洁、勤政爱民的官员出任县府官员，其典范莫过于对苏州知府况钟的举荐。苏州是朝廷税赋收入的重要地方，但多年来官员与豪绅相互勾结，弄虚作假，造成苏州税赋征收乱象横生，该多收的少收，不该收的却增收，官庸民怨。况钟经杨荣推荐出任苏州知府后，在第一次公开升堂理事时，府衙内一些贪官就故意拿出一大堆公文请他处理。他佯装不懂，虚心请教，并且按照他们的所言草草处理，致使这些贪官恶吏误判况钟是个庸官，以为很好戏弄！没想到事过三日，况钟重新开庭理案时，竟厉声斥责他们：“前天某事应该办，你们却加以阻拦；而某些不该办的事，你们竟然硬要我办，该当何罪？理应依法处死！”并且当庭诛杀了几位为首的贪官恶吏，同时又撤职罢免了一批。此事震骇苏州全城，也在京城掀起了大浪。此后苏州城内上下都遵纪守法，稳定了此地的人心，增加了朝廷收入。况钟在任上，还废止了许多苛刻、繁琐的恶习陋规，凡对百姓不利之事，他都多次上书朝廷请求革除。在荒年时，他还上书朝廷请求为民减去税赋，深得苏州百姓的拥戴。因此当况钟任职届满准备调离时，苏州百姓两万多人联名具奏巡按御史，请求朝廷批准况钟继续留任苏州知府，得到朝廷恩准。由此可见杨荣的确有推荐良才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