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风来丨今天，我们为什么纪念诸乐三？

昨天，中国美术学院有一场展览开幕了。

“艺者仁心——纪念诸乐三诞120周年纪念展”开幕式上，座无虚席，还有许多人站在周围，一直聆听着，直到展览开始。

他们大多数是桃李，是后辈，赶来只为纪念中国美术学院传统学科教育的先行者和师道楷模——诸乐三先生。

诸乐三先生一贯致力于中国书画之学、金石学、文字学等领域的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成就卓越，影响深远，无愧为一代宗师。他学医出身，从“医者仁心”到“艺者仁心”，他始终饱含慈善悲悯之心，这也是他为人、从艺、从教的精神内核。

跟随策展人卢炘教授，我们在展览中看到了诸乐三先生的为人，为艺，其中的精神与品质，依然值得今人学习。

01

做人如做画

展厅内，一幅名为《东风颂》的画作格外吸睛。

画面上，水仙花叶以篆笔入画，鳞次栉比，如在风中摇曳；怪石沉雄，牡丹丰润，三者融为一体，和谐耐看。

原来，这幅画由“浙美三老”诸乐三、潘天寿、吴茀之三人共同完成。1961年，“浙美三老”一行赴雁荡山写生，这幅合制的《东风颂》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三老在美院共事，合作频次很高，每每合作，各自收敛个人风格，使作品整体特别和谐，最后往往由诸乐三先生题款，亦是一大特色。

做人如做画。

潘天寿与诸乐三，早年同出吴昌硕师门，两人情深意笃，潘先生在抗战期间国立艺专西迁时和抗战之后，曾多次邀约诸乐三来国立艺专执教。1947年，诸乐三应聘上任，从此再也没有离开过这座学校。

诸乐三常说，“做一个书画家，首先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去医从艺，然去而不弃。诸乐三每逢随学生下乡，或临时采风，遇农村病员，都为其免费施诊，久之彼此相传，农民们常排队候诊，遇有贫者，诸乐三还常代付药资，深得农民赞誉。

1948年，国共交战形势紧张，在国立艺专读书的冯声炎，被国民党反动派盯上，将抓他。他得知消息与诸乐三先生商谈，乐三先生说：“不要紧，我写封信，你赶快到上海美专去插班避一避。”结果在老同事刘海栗、谢海燕的帮助下，冯声炎入学了。

冯声炎在回忆文中写道：“诸先生十分讲情谊，近四十年来，我们一批老同学与诸先生及其一家情谊都十分深厚。”“他的极高的品德和艺术成就，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02

“乐三得我神韵”

诸乐三先生18岁跟随吴昌硕大师学艺，年轻时就得恩师“乐三得我神韵”的赞赏，他在诗、书、画、印四个领域继承了吴昌硕的综合成就，并用其一生将吴派艺术推向新的高峰。

“诗书画印”融通，从宋元开始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发展，至近现代吴昌硕文人画臻于高点，因其难度高，也有人另辟蹊径。

卢炘教授告诉我们，现在的学生很难做到这一点，举办纪念展，也是为了让学生们向这个方向努力靠拢。

诸乐三先生画紫藤，以篆、隶、狂草合而为一的笔法，勾绘出蜿蜒盘郁的姿态，乱中有序、浑厚灵动，沉着雅丽又清新自然，一如他画中题诗：“风引藤花舞，露浥猗兰芳。山窗春日丽，拈笔亦生香。”

他十分强调作品的立意和画面的意境，作画前深思熟虑酝酿诗意，斟酌再三，然后挥毫作画，故其画中有诗，令人回味无穷。

他又异常勤奋。诸乐三向黄宾虹学山水画，黄宾虹画了一层，诸乐三说不要再画了，拿回去就临摹了一张，临好后再拿给黄宾虹让他画第二层，画好又重新再临一遍……等黄宾虹先生示范完以后，诸乐三已经拿回家临了五六遍，可见其用功程度。

1963年，诸先生与潘天寿、陆维钊、沙孟海三位先生一道，共同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本科书法篆刻专业，他负责起草篆刻教学大纲，教授篆书和篆刻。

他的学生回忆，诸先生为人朴实，虽不善言谈，但每次上画画、篆刻课时，都认真备课，选好临本。学生的作品，他都要仔细地看，指出优缺点，并常常为学生的画做示范，让人受益匪浅。学生在学业上多了进步，先生就十分高兴，不时鼓励。

对于诸乐三先生而言，诗书画印四者是互为助益、触类旁通的，艺术家、学者与教育家这三重身份同样也是合而为一、相辅相成的。

03

超出规矩范围之外

展览走到尾声，我们看到了一幅与众不同的画。

展厅内的大部分画作，或在巨大的玻璃展柜中，或以木质画框精心装，只有这幅名为《水仙花》的画，高不过四十厘米，仅一张孤零零的纸贴在墙面上，稍显孤寂。

卢炘教授说，之所以用这样独特的方式，将这幅画放到结尾处，就是为了让今天的学生们，学习诸乐三先生的创新精神。

水仙花旁，有一行字：“超出规矩范围之外”。

万事之进步突破，何尝不是先入规矩范围之内，再超出规矩范围之外呢？

诸乐三先生的绘画继承吴昌硕，又从其“金石味”中脱出，复归传统文人画之趣味，吸收青藤之豪放、白阳之灵秀、八大之奇崛、石涛之通变，广采博览。

在题材选择上，他突破了传统文人画梅兰竹菊式的惯常主题，而颇多选取山水野卉、果蔬草虫入画，他笔下的玉米蓼花、白鸡红柿、稻穗棉丛，不仅以亲近自然民生的乡土物事，拓展了花鸟画的意蕴与情致，更从平凡日常之物中，兴发出一种清真古朴的人间情味。

诸乐三先生这代人，身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他们，既经受了古今中西思想观念的激荡会通，又亲历了社会变革带来的人文观念和审美意趣的变迁。

在艺术创作和专业教学上，他们承传统、续古道，同时又出新意、开新局。诸种历史张力重重累积，蕴藉、喷薄于他们的书画、诗词和篆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