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

□潘凯雄

上世纪30年代位于上海的中共中央总部遭到严重破坏，中央局做出了一项绝密的重大决策，即“安全地将中央有关领导从上海撤离，转移到瑞金，转移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除了领导人，其他人员、机关、文件、电台、经费都要做好相应的安排”。为此需重建一条绝密交通线，并组织了若干特别行动小组负责打通从上海到汕头这段距离三千多里的通道，这次行动因此被命名为“千里江山图计划”。“上海临时行动小组是计划中关键的一环”。甘露的这部新长篇就是以此为题材创作而成。仅就本人阅读所见，以这段真实历史为题材而写成的长篇小说这是首部。从这个意义上讲，这部作品被纳入庆祝建党百年主题创作的重点项目不仅是实至名归，而且还具有某种填补空白的重要价值与意义。按时下通行形象的说法，这也是一部地道的“红色题材”或曰“主题性”小说。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千里江山图》面世，为当下文坛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这绝对是十分有价值、极具现实意义的一个话题。

《千里江山图》表现的是一段不太为公众所知晓但又颇为惊心动魄的革命史，其中蕴藏着诸多的悬疑、智慧、勇敢与胆识等要素，充溢着饱满的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情怀。面对这段腥风血雨的历史，甘露整体上却是以一种冷峻、平实而质朴的文字与调性在展开叙述，表面上虽波澜不惊，几乎不见多少大的起伏与刺激悬念一类的铺陈，但在阅读过程中却不时能够清晰而强烈地感受到作家所营造出的那种凝重、某些局部甚至不乏压抑的整体氛围，于不动声色中重现了党中央总部那次大迁移行动背后的英勇悲壮与腥风血雨，12位中共党员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于无声处听惊雷，这是一种艺术或许还是大艺术。

“千里江山图”既是中共中央总部那次大迁移的行动代号，也是北宋王希孟创作的那幅被誉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的画作，虽属写意一类，但又不乏工美之笔法。甘露以此为自己新作命名当有双关之意。全书近25万字，正文被切分成34个小节外加“一封没署名的信”和两个“附录”，每节平均也就五千字上下，这样的安排多少折射出了作品叙事的节奏，总体就一个字：快；而嵌入龙华、赛马票、旋转门、牛奶棚、北站、黄浦江之类具有明显海派特色的名词作为部分小节之题，则既有明显的地理标识，又彰显出在快节奏大写意笔法中也不无细腻的工笔。而节奏上无论是快抑或是慢，其语言则是一如既往的优雅、精准和凝练。写实与写意、节奏的快与慢、语言的精准洗练，正是这些“工具”运用的精心与合理，“千里江山图计划”的整体安排与实施在这种既平实又错落有致中得以完整呈现。

《千里江山图》所叙述的事件本身注定了这是一场曲折迂回、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敌我双方基本以团队形式亮相，没有特别的头几号角色设定，用于叶启年和陈千里这对曾经的师徒身上之笔墨虽略多一点，但他们充其量也只是双方的领队而已。虽没有一号与A角之类的角逐，但丝毫不影响这是一场曲折复杂、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一群理想主义者用自己的激情、信仰、鲜血乃至生命照亮了那段风雨交加的夜空，展现了历史进程的曲折与艰辛。这也是一群凡人，在父子、兄弟、夫妻等亲情面前，他们不乏柔情蜜意，但他们更是战士、是一群有信仰的革命者。这个群体中也出现过贪婪与恐惧甚至变节者。正是有了这群鲜活的、合乎真实人性逻辑的人物叠加，历史进程的沉郁悲壮和理想主义者们的信仰与精神丰碑才得以自然呈现。

概括起来，《千里江山图》既是孙甘露个人在长篇小说创作领域的一次全新亮相，20多年前的那个“追风顽童”对自己当年“反小说”的写作进行了一次扬弃性的“革命”，同时也带来了一种别开生面的“红色叙事”。作品中所呈现出的那种对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敌人疯狂血腥围剿屠杀时所表现出的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与坚强抗争的艺术性书写，对其中充盈着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进行文学性的礼赞……这些当然都是名副其实的“主题性”写作，但同时又是一部用纯小说的形式，艺术地表现腥风血雨时期我党艰难成长历程、特色突出、个性鲜明的虚构性作品。它完全没有在一些同类题材写作中存在的“雷同”的“叙事范式”。因此，《千里江山图》是“红色”的，又是艺术的；是“主题性”的，又是个性的。或许也可以反过来讲：这是一种艺术性的“红色”和个性的“主题性”。本人翻来覆去地如此啰唆，绝无玩文字游戏之意，而只是因为，倘以文学的形式从事“主题性”创作，那么唯有艺术性更鲜明、个性更张扬，“主题性”方可更突出更鲜明，由此而产生的社会效果也必然随之更强更佳。 （文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