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时期第三次濡须之战：曹操与孙权的战略对决

在“赤壁之战”之后，曹操和孙权在淮南地区进行了很多次拉锯战，当然也不仅局限于曹操和孙权，后来的曹魏和东吴两个政权也是这样。孙权有个外号叫“孙十万”，原因是孙权经常率领十万大军进攻淮南，但是败多胜少。其实反过来曹操进攻濡须也是一样的，只不过打得没有孙权那么难看。在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者有争议）中对曹操有“四越巢湖不成”的评价，曹操与孙权进行了三次“濡须之战”，却始终无法突破孙权在濡须水设置的防线。下面小编就来聊一聊曹操与孙权之间的第三次“濡须之战”，曹操打了一场不算胜利的胜仗。

第三次“濡须之战”的历史背景

第三次“濡须之战”发生在建安二十一年与建安二十二年（即公元216年到217年）之间。顾名思义在这之前还发生了两次“濡须之战”，但曹操都没有取得濡须水的控制。濡须水连接巢湖与长江之间，是曹操能够以水军从巢湖进入江东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就是长江了）。在第一次“濡须之战”的时候，孙权听从吕蒙的建议，在濡须水“夹水口立坞”，也就是濡须坞，加强了在濡须水布置的防御体系。这是在濡须水的一个大概的背景。

从整体的背景来看，在建安二十一年的时候，曹操已经陆续消灭袁氏、三郡乌桓、“关中十将”、韩遂、宋建等凉州军阀、汉中张鲁，就剩下刘备与孙权还没有消灭。在建安二十年（即公元215年）八月，曹操还在汉中对付张鲁的时候，孙权对合肥发动进攻，就是第二次“合肥之战”，应该也是最有名的一次。当时合肥守军只有七千人，孙权方面按史料记载是十万大军。结果孙权大军先是让张辽用八百人打了个措手不及，在撤退的时候受到张辽的追击，差一点被张辽活捉。

这件事对江东集团的士气的打击应该是非常大的；另外对曹操来说也是一个警钟。如果不是张辽的发挥，合肥的处境恐怕非常艰难。孙权一旦攻取合肥，就能连同皖县以及巢湖、濡须水的水路通道形成一个更加严密的防线，向北进图寿春也更加便捷。曹操在次年发动“濡须之战”，很有可能是对孙权的第二次“合肥之战”的报复，也是为了消除孙权对淮南地区的威胁。

第三次“濡须之战”的过程

在建安二十一年冬十月，曹操开始治军，打算进攻孙权；到十一月曹操南下行军到谯；到建安二十二年正月已经到达位于居巢（在今安徽桐城）；在同年二月进驻江北郝谿（位于居巢与濡须之间，《三国志辞典》认为在今庐江、无为县内）。与此同时驻守合肥的张辽与徐州刺史臧霸作为先锋，先一步到达前线。但当时的气候非常恶劣，遇到大雨，水势上涨，利于江东的守军。于是曹操只能命令张辽与臧霸暂时撤军。

在进攻孙权的时候，曹操令陈琳以荀彧的名号（奇怪的是这个时候荀彧已经死了）写了一篇檄文，目的是为了招降孙权的部下，瓦解江东集团的抵抗意志。显然檄文的作用并不是十分明显，孙权也做了充分的应对。孙权令吕蒙、蒋钦担任都督依仗濡须坞对抗曹操；令朱然防备濡须坞以及东兴关等险要之处；另外周泰、徐盛等人也参与了这次战役。

作为第一次“濡须之战”时修建的濡须坞，在这一次战争中也发挥了作用。吕蒙在濡须坞布置一万张强弩。当初“界桥之战”中麹义作为袁绍前锋，击溃公孙瓒仅用一千张弩；袁绍胁迫韩馥夺取冀州的时候，韩馥的从事赵浮、程涣率领一万弩手从河内赶回邺城，袁绍的态度是“甚恶之”。可见濡须坞的万张强弩的威力。另外曹操的前锋在还没有扎稳脚跟的时候，吕蒙曾经出兵主动进攻曹操的前锋，获得了胜利。这种防守战术在三国战争史上也屡见不鲜。就以之前的第二次“合肥之战”举例，薛悌、乐进、张辽、李典等人能够以七千人抵抗孙权的十万大军，很大程度上是依托于张辽在孙权立足未稳的小规模的“致师”的成功，极大打击了江东军队的士气，提升己方的信心。吕蒙攻破曹操前锋一事也可以起到这个效果，更利于防守濡须坞。

从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到三月，曹操和孙权相持一个月到两个月的时间，曹操始终无法攻取濡须坞，孙权作为被动防御的一方，也不会主动与曹操进行大规模的合战。第三次“濡须之战”与前两次一样，虽然规模较大，但是都是小规模的冲突（相较于其他大型战役来说），无法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最后不了了之。不过第三次“濡须之战”的结束是以孙权令徐详向曹操请降的事情来看，孙权面临的压力要更大一些。

小结

第三次“濡须之战”整体上来看是以孙权请降而告终，但是这仅仅是场面上的高低。就像后来孙权为了专心应对刘备的威胁，而甘心成为曹魏的藩表一样，名义上可以称臣纳贡，实际上屡次拒绝将太子孙登入质，保持绝对的独立性。曹操在这次战役中“打服”了孙权，但实际上没有得到任何的好处。在两年后的建安二十四年（即公元219年），孙权仍然有主动率军进攻合肥的举动。只不过关羽北伐襄阳、樊城，江陵守备空虚的诱惑太大，导致孙权调转枪口配合曹操袭取荆州。这完全是受风险和利益的驱使。所以小编将第三次“濡须之战”视为不是胜利的胜仗。

另一方面第三次“濡须之战”也是曹操与孙权的最后一次战役。在此之后曹操没有主动进行对刘备与孙权的大规模进攻（“汉中之战”曹操应当为防守方），而是提升魏王的政治权益；令曹丕为魏太子；又在建安二十三年（即公元218年）利用“耿纪、韦晃之乱”对东汉百官进行残酷的清洗。从这里可以看出曹操的主要精力已经放在篡夺东汉政权、为曹丕铺路的事业上。第三次“濡须之战”的失败不仅仅是战术层面上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曹操主动扩张的决心。